Andrew Jack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许多旅居海外的俄罗斯人现在都面临着痛苦的境遇，一方面，他们担忧战争，对乌克兰的遭遇深表遗憾，他们想谴责俄罗斯的入侵，但又怕过于鲜明的态度会给尚在俄罗斯境内的家人带来麻烦；另一方面，他们要忍受他人不理智的谴责，甚至还要忍受俄罗斯人的谩骂和亲人的不理解。不仅如此，由于卢布价格的大跌，一些海外留学生的学费也成了问题。

米沙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一名俄罗斯学生，最近几天一直在抗议乌克兰战争、为逃离冲突的人筹集捐款，并说服他在莫斯科的家人离开那个国家。

米沙说：“他们需要赶紧离开，以免到时候来不及，欧洲已经完全关闭了（对从俄罗斯过来的乘客）。”他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担心他的言论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因为那里对战争异议的镇压越来越严重。他说：“人们只是想躲起来，希望没有人来找他们麻烦。”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周后，数百万散居在海外的人和米沙一样的焦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军事行动也引发了他们与国内家人的分歧，有些家人对自己祖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

许多旅居国外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有联系，并同情乌克兰的困境。然而，他们担心自己在俄罗斯的家人会受到报复，或者引起人们的注意，破坏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因此不敢说出来。

一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俄罗斯人描述了在超市里受到嘲弄的例子，或者儿童被侮辱为“恐怖分子”并被同学喊话”回家去”的情况。一些与俄罗斯政府没有关系的独立组织报告了社交媒体上的敌对帖子，一些供应商决定不履行合同，或者是客户取消了订单。

然而，米沙很清楚，对俄罗斯人与日俱增的反感应该归咎于哪里：“那些向俄罗斯人发泄怒火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是普京的错。”

迪莉娅拉·法祖琳娜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站在伦敦西部贝斯沃特区莫斯科路一家俄罗斯杂货店外。她说，当她在公交车上说俄语时，有人向她投来了敌意的目光，但她表示，这跟身处乌克兰的朋友面临的可怕境遇相比，几乎微不足道。

令她更郁闷的是，她觉得在俄罗斯的家人都被洗脑了。她说：“俄罗斯人在论坛上说我们是叛徒。这太令人心碎了。她每天都给她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自治共和国之一）的母亲打电话，但拒绝再与她讨论政治。

由于俄罗斯威胁要对任何报道冲突“虚假”信息的人定罪并判刑，俄罗斯境内外的信息差距正在扩大。上周，它关闭了独立媒体机构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网络。

来自俄罗斯的伦敦西部居民“伊利亚”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也经历过反俄情绪的攻击。然而，他说他更关心他在莫斯科的父母，他们对乌克兰的“噩梦”局势感到无能为力。

耶路撒冷哈达萨学术学院的教授亚历克斯·塞尔斯基致力于促进以色列和讲俄语的犹太侨民之间的联系，他意识到许多以色列公民与俄乌两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塞尔斯基说：“以色列人非常震惊。人们正在努力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并且非常担心他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亲戚和朋友的未来，他们希望这场冲突能尽快停止。” 塞尔斯基曾经是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顾问。

在柏林，Club Dialog是德国政府资助的支持俄语移民的组织，这一组织的顾问伊琳娜·博林说，组织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难民安定下来，比如提供食物、药品和衣物，并协调志愿者团体。

这位俄罗斯人说：“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难民，我们支持乌克兰人，也都对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深感担忧。”

许多社区团体尖锐地批评了这场战争。伦敦长期举办的谢肉节活动在上周末这个活动被取消了，这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大斋节前庆祝的节日，组织者表示“我们明确谴责这场入侵”。

尼克·斯托龙斯基是一位有乌克兰血统的俄罗斯人，他移民到英国并共同创办了数字银行Revolut，他谴责这场战争是“恐怖的”。在上周的一篇博文中，他表示，他关心公司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办事处员工的“安全和福祉”。Revolut已经为想给乌克兰家庭汇款的人开设了免费的即时转账服务，并为红十字会乌克兰呼吁的捐款提供等额资助。

出生于西伯利亚的英国籍俄罗斯裔波琳娜·谢泼德在英格兰南部的布莱顿组织了俄罗斯合唱团，声援乌克兰力量的激增在她的工作中体现了出来。谢泼德现在已经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和平合唱团”音乐会的协调事宜中。

她说：“现在关注乌克兰更为重要。”她承认，由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她的合唱团的一些英国成员犹豫不决，不敢参加。

她补充说：“我们俄罗斯人将不得不承受这种消极情绪，并尽可能地修复，有太多的意气用事，各方都有不健康的、非理性的反应。”

随着卢布的崩溃和来自俄罗斯的汇款受阻，一些海外的俄罗斯学生的教育费用急剧上升。

伦敦大学学院院长迈克尔·斯彭斯上周宣布了对来自受影响地区的学生的一系列支持方案，同时呼吁宽容，此前有报道称，校园内发生了针对俄罗斯人的“少量直接人身攻击”。

国王学院的学生米沙更关心战争对俄罗斯与世界关系的影响。“我们正在回到苏联时期的状态，很多人没有看到大局，这真的很可悲。”

在伦敦西部的俄罗斯商店旁，距离乌克兰抗议者在俄罗斯大使馆前的抗议点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法祖琳娜对战争造成的长期损害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她指着她怀中的婴儿说道：“他有一本俄罗斯护照，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再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