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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特写:基辅地铁成为了巨大防空洞,人们在这里期待着战争的结束

纽约客的驻莫斯科记者Joshua Yaffa介绍了他在基辅的地铁站与乌克兰人共同度过袭击的夜晚,约一万五千多名基辅市民每晚在地铁站度过,躲避空袭。大多数人对战争究竟会如何结束毫无把握,但几乎所有人都同仇敌忾,在地下互相取暖。

Photo from: Kyiv City Council,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3月1日深夜,基辅灰暗潮湿的一天,我听到,或者说,我感觉到,从我酒店的窗户外传来一阵阵震荡胸口的爆裂感。一股螺旋状的黑烟向上漂浮,经过办公楼和公寓楼。俄罗斯的目标是当地的电视塔,这是苏联时代建造的一个千英尺高的地标,耸立在基辅天际线的西部边缘。

爆炸使周围的大部分地区被烧毁,包括旁边的一个专门纪念三万名犹太人的建筑群,这些犹太人在1941年被纳粹杀害在一个被称为巴比恩亚尔的地方。其中的讽刺难以被忽略:普京在一次严肃而漫无边际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在乌克兰开展旨在“去纳粹化”的军事行动,却险些炸毁了大屠杀纪念馆。使得这次破坏极为悲惨的是,在塔下行走的五个人当场死亡;其中四个人实际上是被烧死的。

到第二天早上,联合国将确认的平民死亡人数定为227人,并指出真正的数字“要高得多”。(乌克兰的国家紧急事务局曾在脸书上说有超过2000名平民被杀,但后来从帖子中删除了这个数字。)其中许多人的死亡来自于空袭,无论是炮击还是导弹。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俄罗斯的攻击特别激烈的城市,地下空间,包括地下室、停车场、冷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已经变得非常珍贵。

在基辅,每晚地铁站都挤满了多达1.5万名平民,其中有带着充气床垫的年轻家庭,也有几十年前从父母那里听来战时故事的老婆婆们。

随着俄罗斯可能进一步空袭的消息传开,我决定去拜访克里斯蒂娜·伯丁斯基(Kristina Berdynskykh),她是乌克兰最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之一,战争期间的每个夜晚都在当地的地铁站度过。她和她67岁的母亲加里娜以及17岁的侄女娜斯佳一起,在火车车厢里找到了一个位置,那里往往比水泥站台要暖和几度。在每一处平面上,有几十个人以各种角度尴尬地躺着,周围是滚动的行李箱和塑料袋。

伯丁斯基今年38岁,棕色长发披肩,举止干练令人安心,又带有一种让人放下戒心的自谦。她在母亲的公寓里呆了一天,整理物资,给乌克兰其他地方的亲戚打电话,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并权衡是否要离开这里。她担任首席政治记者的《新时代》(Novoye Vremya)报的许多同事都已经搬到了乌克兰西部。两名工作人员加入了基辅的国土防卫部队,这是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准军事志愿者部队。

伯丁斯基留在首都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新闻考虑;她在上一周设法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描述她在地铁里度过的夜晚,当时她藏在走廊旁的一个壁柜里。

她告诉我:“我无法停止想象这样的的情景:基辅坚持住了,然后我从地铁里走出来,成为报道胜利日的少数记者之一。”她承认,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话说回来,想象俄罗斯接管乌克兰,感觉也没有什么可能。她说,“最初几天的抵抗让我相信这不会发生,我不太确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让多少人流血牺牲。”

基辅地铁站。Photo by Tobias Reich on Unsplash 

我们在站台上铺设的一条毯子上进行野餐,我们开玩笑地称它是户外聚餐。加里娜拿出了在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看起来像乌克兰的传统食物:炖土豆、酸泡菜、滑腻的猪油。伯丁斯基和她的家人来自赫尔松,这是南部的一个城市,第聂伯河在这里流入黑海,离克里米亚不远。它主要讲俄语,与它更大邻国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第二天,赫尔松将成为第一个落入俄罗斯军队之手的乌克兰城市,在此过程中遭到猛烈炮击。

加里娜穿着厚厚的黑色大衣,戴着一顶羊毛针织帽,正在取暖,我问她对俄罗斯的态度。她是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孩子,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长大,是共青团的热心团员。她说:“我不认为基辅是我的首都,而是莫斯科,我们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分开。”

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加里娜对俄罗斯的感情基本上是热烈的。现在不是了。她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敌人,这太可怕了,我们曾经如此亲密,但在这之后,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任何改变。”

Photo by: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ішніх справ України,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地铁里度过了一个星期的夜晚之后,伯丁斯基已经结识了一群反复出现的人物。有一位地铁员工和他的妻子,她和自己五个月大的孩子一起,这家人实际上已经搬进了地铁站,在站内巡视,分发茶和棉花糖。一位名叫达尼尔·科洛顿的30岁的小号手,他来自一个著名的国家民乐团,已经开始在晚上演奏乌克兰国歌。

他说:“你可以看到,人们情绪低落,有压力,很害怕。我是一个音乐家,那是我能做好的事情,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做点贡献。”这也是他自己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不想恐慌,但我很生气。”

随着城市的宵禁时间八点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车站。有一个厕所,以前是为地铁人员保留的,在往隧道的一个方向走50英尺左右的地方。售票窗口边上插着一块接线板,供人们轮流给他们的手机充电。人们都很慷慨,分享食物和有关俄罗斯进军的消息,但也充满疑虑。

基辅被有关破坏者(diversanty)的言论所吞噬,这些亲俄罗斯的特工打算进行挑衅和破坏行为。在另一个地铁站,警察声称已经阻止了一伙试图在儿童玩具中偷运炸药和弹药的破坏者,尽管像近期来基辅的许多故事一样,我们无法知道它们到底是传说还是事实。

当我们坐在站台上时,头顶上的电视播放着晚间新闻,滚动条上写着:“俄罗斯士兵被俘虏。导弹击中哈尔科夫”。当天早些时候,哈尔科夫的居民楼遭到地毯式轰炸,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一些人手中拿着购物袋,被击倒在街上。一枚导弹击中了中心广场,炸出了一道火墙。

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边境不到30英里,长期以来在政治中隐藏着亲俄的倾向,这种情绪在2014年后逐渐淡化,在过去一周里几乎消失殆尽。对哈尔科夫的狂轰滥炸“看起来像是报复”,伯丁斯基说。“普京说他想保护讲俄语的人,但事实证明讲俄语的人并不想要这种保护。”

娜斯佳是基辅的一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她已经订好了3月初回赫尔松的火车票。现在,这座城市被俄罗斯占领,她是否能返回尚不清楚。她的父母已经搬到了城郊的一所房子里,并告诉她,一列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已经隆隆驶过。

他们位于赫尔松市中心公寓的一位邻居说,院子里全是俄罗斯士兵。居民们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这些部队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从当地商店偷取食物。加里娜也收到了赫尔松的几个老朋友的消息,但是,正如她所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整天坐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她转述说,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她以为自己是在电话的另一端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她告诉她的朋友“你听到了吗,那边有东西爆炸了。” 这位朋友回答,“不,那是基辅那边的声音。”

十点以后,车站的灯光变暗了。人们收拾好食物,铺开睡袋,手机屏幕的白光在火车车厢的墙壁上投下闪烁的阴影。我爬进我的折叠式毯子里,感受着脚下冰冷的地板。附近低沉的鼾声几乎让人感到安心,提醒我所有的人都紧紧地聚在一起。一位女性给了我一个枕头。

Photo by:  Yan Boechat/VOA,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伸展僵硬的背部时,我问伯丁斯基,她认为她会继续这样回地铁站多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由她决定的。她说:“在一种情境下,普京意识到他的闪电战失败了,乌克兰的抵抗力太强了,他就会退缩。”但是,根据她对普京的了解,伯丁斯基想象,即使在这个最乐观的事件版本中,乌克兰的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丑陋且严重的。她说:“无论如何,他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至于其他选项,我甚至不愿去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