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Hancock在彭博社发表文章，中国政府似乎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找到了一条完美的出路，由国有资本资助私营企业，同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管理，使得企业能够根据市场而不是国家指令做出反应，维持企业的创新和活力。同时，市政府也能从一些成功的投资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2020年初，当新冠疫情将蔚来汽车推向破产边缘时，这家被视为特斯拉劲敌的中国企业被曾经推动其崛起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者抛弃。因此，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蔚来汽车转向了中国最新的风险资本家：政府官员。

中国东部城市合肥市政府承诺出资50亿元人民币，收购蔚来核心业务17%的股份。公司将主要高管从上海转移到这个面积不足上海一半、并且向内陆迁移了300英里的城市，并开始在那里生产更多的汽车。中央政府和安徽省也投资了蔚来，但投资规模较小。

这可能看起来像一些观察家认为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所特有的那种权力掠夺：一个自信的国家对创新民营企业发号越来越多的指令，这种做法最终会阻碍创业。

但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蔚来在2021年初实现了首次盈利，并在年底前销售了9万多辆汽车。合肥市政府没有利用它的股份来控制企业，而是利用蔚来公司持续走高的股价，在购买后一年内将大部分股份套现，并获得了高达5.5倍的投资回报，就像伦敦或纽约的私人投资者做的那样。

合肥市市委书记虞爱华在6月的一次电视活动中说：“我们从对蔚来的投资中，赚到了一大笔钱。” 虞爱华身穿商务套装，打着紫色领带，坐在主席台上，下面坐着包括蔚来创始人李斌在内的企业家。虞爱华说道：“政府赚钱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因为这是为人民赚钱。”

近年来，合肥率先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转变，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持有民营企业的少数股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合肥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但今天，合肥精明的投资已将其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转变为一个拥有约5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媒体所说的“合肥模式”似乎是有效的。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间，合肥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城市。

中国的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销售，从国有企业获得利润，并与国有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几十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向私营公司提供廉价土地、补贴、减税和贷款来支持它们，并鼓励投资。这有助于地方官员获得提拔，因为他们主要是根据经济表现来评判业绩。

最近，为了适应一个依靠技术投资和创新实现增长的时代，这种模式已被更新。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债务，现金充足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了“白衣骑士”，拯救陷入困境的私营企业。

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这些投资采取了被动的态姿态，越来越多的股份是通过基金持有而不是直接持股。如今，合肥市政府投资了几十家从事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行业是中国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一倍的核心，而且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合肥模式以及其他城市为复制这一模式所做的努力，将是决定这一雄心能否实现的关键。

合肥在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了第一个赌注，这是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电子显示器制造商。当京东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时，合肥市取消了第一条地铁线的计划，转而向这家公司投入数十亿元人民币，条件是这家公司在合肥当地建设工厂。

京东方在合肥建立了一个最先进的液晶显示器（LCD）屏幕工厂，到2011年，合肥政府拥有18%的股份。根据公司的文件，合肥市政府可以在关键决策上与管理层一起投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合肥市继续投资京东方，帮助这家公司建立新工厂并获取利润。京东方为合肥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并成为了显示器产业的支柱，每年生产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产品，包括为康宁等外国公司生产产品。2021年，京东方超过了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成为平板电视液晶屏的世界顶级制造商，帮助中国摆脱了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得以量化这种模式是如何改变中国经济的。芝加哥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中国的每一家注册公司（总数超过3700万家）。他们发现，这些公司最终由6200万私人拥有，基本上就是中国资本家的完整名单，所有者中也包括大约4万个国家机构，从中央政府、市政府、甚至村政府都有。

国家机构拥有的公司（大多数是地方政府层面的）一直在加强与私营公司的合作。目前，国家平均每个国家机构股东都投资了近16个民营公司，而十年前只有8个。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这个项目的研究员谢长泰说，由于每家公司的平均所有者数量是恒定的，这表明在此期间，每个国家机构股东投资的私营公司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因此，中国最大的企业家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2019年，在7500名最富有的个人业主中（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公司的投资资本规模来判断），略微超过一半的企业家至少有一家公司得到了国家机构的投资。这种趋势导致公司“不完全是国有企业，但也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谢长泰说：“这是一个模糊的灰色区域，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主流企业结构。”

以中国最大的六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为例，它们在2021年总共售出了超过43.5万辆汽车。根据公司记录，有五家公司的少数投资者是地方政府。这些投资通常由地方政府本身拥有的公司持有。谢长泰说：“三十年前，他们（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没有人愿意买。现在他们更像是风险投资公司。”

对于企业家来说，与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新工厂的批准和商业许可证，并从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

谢长泰和他的合著者估计，这种混合型公司在过去十年中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它们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创始企业家仍然负责重要的商业决策，并对市场而不是政治指令做出反应。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保持警惕，这种力量由两方面因素推动，一个是大型国有企业，另一个是通过补贴和政府授权驱动的产业政策。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发现，需要更多地关注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即与政府投资关系最不紧密的民营企业。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比较政治发展的任美格（Meg Rithmire）说：“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区别对于中国以外的政策制定者和中国经济分析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一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大规模地入股民营企业，以缓解经济和社会动荡。任美格提到了巴西和马来西亚。巴西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冲击之后开始投资民营企业的，马来西亚是从70年代开始启动了长达数十年的收购企业股份计划，目的是提高马来人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力。

任美格表示，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利用股权来增加对商业决策的影响，这导致了投资的浪费，最终对增长的支持作用不大。

正如风险投资一样，许多政府投资都失败了。这包括合肥早期的一些尝试，如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以及斥资20亿元从日本日立公司收购的一家等离子屏工厂，这两家公司最终都被淘汰了。

2017年，武汉市政府以2亿元的价格入股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的目标是，如果满负荷运转，年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人民币。去年，这个项目在没有生产出一块芯片的情况下就解散了。

正如任美格和谢长泰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国家投资成功的一个关键是避免对决策的政治干预，那么中国地方政府雇用专业基金经理可能是一个重要步骤。根据“投中信息”的数据（这家公司提供中国私募股权行业的信息），自2015年以来，中国官员设立了价值2.14万亿元的私募股权式的“基金中的基金（母基金）”。

他们的经理人投资于较小的基金，与国有或私营公司汇集现金。一些基金致力于支持成熟的公司，其他基金则负责对初创企业进行“天使”投资。通常情况下，政府基金在较低层次的基金中扮演有限合伙人的角色，将投资决策委托给普通合伙人——通常是由具有行业专长的当地国有公司担任。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对低级别的基金没有日常控制的权限。投中信息的分析师刘景坤（音译）说：“地方政府认为找专业经理人帮他们投资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些基金是科技行业的主要投资者。2019年，中国效仿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设立了科创板（Star board），在最初的25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报告了国有资本是其少数股东。例如，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是由上海市政府拥有的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份（目前它拥有中微公司15.6%的股份）。

合肥市政府也转向通过数十只基金来进行投资，其中一个基金管理着高达310亿元的资产。合肥市政府在京东方等公司的早期股份是直接持有的，但其在蔚来的股份目前通过一个基金持有。

政府投资可能导致美国企业通常不欢迎的那种利益冲突。合肥市投资蔚来公司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其持有的另一家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向这家私营电动车制造商租用了一条巨大的生产线。

哈佛大学的任美格说，这种投资表明，地方政府的投资往往不是为了对未来的大胆设想，而是为了防止大公司倒闭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和社会不稳定。她说：“我提醒大家，中国的基金和公司所做的一切并不一定是（完全）为了商业战略。”

合肥的成功激励了远在内蒙古的城市官员。甚至中国领先的科技中心深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深圳光明区去年宣称要“研究和探索”合肥的例子。鉴于中国的规模，合肥模式哪怕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变全球经济的局势。

市政府资助的投资基金也在购买外国公司。2016年，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27.5亿美元收购了荷兰芯片制造商Nexperia，这家公司生产移动电话半导体。两年后，建广基金以36亿美元的价格将所持股份出售给了中国芯片制造商闻泰科技（合肥市政府拥有闻泰科技4%的股份）。去年，闻泰科技成为英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它的一个子公司（安世半导体）以8700万美元收购了陷入困境的英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Newport Wafer Fab。

同时，即使在合肥出售蔚来的大部分股份后，合肥市政府在电动车技术方面的投资依然能得到回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收购了江淮汽车50%的股份，以及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26%的股份，因为它将合肥作为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大众汽车安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欧文·加巴尔迪赞扬了合肥市的“创业精神”和政策支持。他说：“这就是大众汽车选择合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