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5月27日报道，由于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中国的制造商们不打算投资拓展业务，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也影响了全球的经济。

李筱洲是惠州百占玻璃有限公司的经营者，该公司的年收入约为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2亿元）。他的工厂为包括家得宝（The Home Depot）在内的许多公司生产玻璃灯罩，但随着经济从疫情中逐渐复苏，玻璃灯罩的销售量比疫情前的水平翻番，其工厂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像许多中国制造商一样，李筱洲并不打算拓展业务，这种消极的回应可能会减缓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延长世界各地在需求回升时面临的商品短缺。

李筱洲解释说，原材料价格飙升意味着“利润被压缩”，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未来的前景十分不明确，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动力来扩大产能”。

根据官方统计，较高的投入价格、出口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消费需求的疲软复苏，意味着1月至4月，中国制造业投资比2019年同期低了0.4%（剔除了疫情对数据造成的影响）。

鉴于中国制造业规模之庞大，这不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风险，也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风险，因为世界正在努力应对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

利润下降

花旗集团（Citigroup）的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如果投资低于预期，可能会对中国今年GDP的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补充说，如果中国的制造商们减少投资，中国对日本和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货物和设备的进口也会缩减，这反过来也会拖累它们的经济复苏和反弹。

安徽航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用于制造电子电路的电容器，该公司认为，他们的利润也遭到了压缩。公司创始人袁静说，他们的订单同比增长了30%，但由于材料成本上升，又不便将这些上升的成本转嫁给客户，因此利润反倒下降了50%。

袁静表示，他们公司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现金压力”，因为过去在采购铜之类的原材料时，他们通常是在收货后的几个月才交付货款，而现在他们需要提前半个月付款，以确保他们能准时收到这些原材料，保证生产。袁静表示：“商品问题必须由政府来解决。”

投入不足意味着一些制造商甚至都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现有设施可以提供的产能，所以扩张也无济于事。

上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暂停了一家工厂的生产，原因是微芯片的短缺。

本月，广东现代铸造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出说明，称由于原材料成本过高，公司将无法满足目前的订单。

增长过渡

除了较高的投入成本外，中国企业还面临着向国内消费支出的艰难过渡，以维持其在疫情后的复苏。

去年，出口是中国经济中的强项。但在今年，疫苗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将用于进口的支出重新转向了服务业，而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支出的增长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开始放缓。

根据渣打集团（Standard Chartered）对500多家中国企业的定期调查，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情绪甚至低于2018-19年的水平，当时，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扩张计划形成了阻碍。

渣打的中国经济学家沈岚说：“需求仍主要由出口支撑，因此国内企业意识到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一些出口导向型行业已被推向极限，但由于国内需求低迷，面向国内消费者的中国制造商们仍有大量的闲置资金。

按两年平均水平计算，4月份中国的零售额增长为4.3%，除去疫情造成的基数效应，该增长率还不到疫情前增长率的一半。中国制造商的总体产能利用率从前三个月的78.4%下降到第一季度的77.6%，其中，汽车行业受到产能过剩的冲击最大，而该行业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了销售量的下降。

即使是在销量激增的电动汽车行业，大多数公司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产能，现在，他们将把重点放在增量升级上。JSC汽车咨询公司（JSC Automotive Consulting）的约臣·西伯特（Jochen Siebert）说：“大部分的投资已经完成了。”

去年，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张。2020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5.3%，超过了私人投资增长的1%。但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投资回升，市场需要信心。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投资统计专家卡斯滕·霍尔茨（Carsten Holz）估计，在2015年，私营企业占了制造业投资的87%。他们对投入成本更加敏感。

霍尔茨说，拜登的新政府和疫情会给未来贸易造成何种影响尚未可知，这给依赖于长期增长前景的投资带来了困难。

运输瓶颈也是对出口型制造商的挑战。在中国出口园艺产品的高先生说，由于港口的延误，他今年不得不拒绝80%的订单。有一次，一个2月下的订单要被拖延到3个月之后，因为只有当客户凑齐一个集装箱时才准发货。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下令打击投机以遏制商品价格，并放宽银行贷款准入，以此来改善私营公司的条件。

但同时，中国政府也在逐步撤销去年在疫情中推出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中国为今年设定了6%以上的增长目标，相对而言算不上雄心勃勃。且上个月政府还曾表示，他们将优先考虑改革，以控制房价和债务增长。

研究公司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的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Adam Wolfe）说：“政策立场一定已经从支持增长转回了金融部门的去风险化。经济增长的风险似乎倾向于下行，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型、与建筑相关的行业。”

对于像李筱洲这样的制造商来说，在产能扩张之前，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国内增长期和对投入价格的控制。他的公司有200名工人，在疫情前他们就已经招收了新的长期员工，但现在他宁愿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其他人。

他说：“目前，我不会考虑拓展业务，我宁愿雇用一些临时工，把剩下的工作外包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