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zina Ali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万字长文，详细描述了一个乐观开朗、心无城府的穆斯林少年西拉杰在自己尊敬的导师坚持不懈的诱导和威逼下，说出了类似恐怖主义行动的激进话语。事后他没有参与任何实质性的恐怖活动，还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参与行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尊敬的导师居然是拿着FBI薪水的线人，最终西拉杰被判30年监禁，并且被关押在所有通信都被监控和限制的特殊监狱里，多年来，西拉杰坚持自己的无罪辩护，虽然律师找到案情的多处漏洞，并且西拉杰本身智商低于普通人，但是西拉杰穷尽了一切自救手段都没有办法给自己脱罪。如今，他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16个年头了。而他的精神导师，当年的线人，在轻描淡写的负罪感下，他更介意的自己还没有从FBI那里拿到满意的报酬。
傻小子遇见了人生导师，FBI线人锁定目标
沙哈瓦·马丁·西拉杰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是在2003年夏末，他也许是在布鲁克林湾脊区的清真寺见过他，后者在祈祷时痛哭流涕，匍匐在伊玛目的身边（注：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的首领，类似于宗教中的长老）。当这名男子走进西拉杰工作的书店时，他显得热情而随和，他说他的名字叫奥萨马·埃达伍迪，两人意外的友谊由此开始。
21岁的西拉杰身材魁梧，说话时喜欢东拉西扯。他经常和附近的朋友在附近的店里闲逛，谈论伊斯兰教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他很难理解新思想，需要反复的解释才能明白，但在朋友面前，他假装自己懂得很多。
埃达伍迪是一位埃及宗教学者的儿子，他说自己学的是核工程。他对世界很了解，而且有一个特点，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令西拉杰高兴的是，埃达伍迪对他很感兴趣，鼓励他继续追求自己对计算机的梦想。从来没有一个比他大两倍、如此老练的成年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过他。
西拉杰的家人几年前逃离了巴基斯坦，试图逃离针对他们的什叶派少数教派的暴力。他们到达美国时，西拉杰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他没有上过高中，仍在努力获得同等学历。他的世界很小，包括在皇后区与父母还有姐姐合住的一间狭小的一居室公寓，以及一个同样狭小的商场，里面有各种各样伊斯兰教书籍和长途电话卡，从湾脊区乘地铁一个半小时能到。
当埃达伍迪开始让他下班后搭便车时，西拉杰心里暗暗高兴。年轻的小伙子听着这个朋友关于个人责任和来自先知的忠告。几个月后，西拉杰和埃达伍迪越来越亲密，他会向埃达伍迪倾诉自己的经济困境，以及他在网上认识的巴基斯坦女子玛诺，他希望不久就能娶她。当埃达伍迪告诉他，他患有肝病，担心这可能会致命时，他心烦意乱。西拉杰答应如果埃达伍迪出了什么事，他会照顾他的女儿，并开始用蹩脚的英语告诉他：“我就像你的儿子一样。”
慢慢地，他们的谈话走向了黑暗的边缘。埃达伍迪向西拉杰抱怨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骚扰他，大概是因为他是一个了解核工程的穆斯林。他们讨论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以及穆斯林在海外战争中被折磨和杀害的网上图片。
当西拉杰看到一张被强奸女孩的照片时，他崩溃了，哭了起来。埃达伍迪似乎和他的朋友一样愤怒。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做点能引起全世界注意的事。
他们一致认为，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的袭击将有助于拯救穆斯林的生命。但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西拉杰建议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开车经过的桥梁、主要的地铁站和铁路线。2004年7月，西拉杰把埃达伍迪介绍给了19岁的詹姆斯·埃尔沙法伊，他是西拉杰打工的店里的常客。
詹姆斯也对美国对待穆斯林的方式感到愤怒，他甚至画了一张史丹顿岛大桥和警察分局的地图作为攻击目标，西拉杰和埃达伍迪分享了这张地图。很快，朋友们开始讨论方案的可行性。他们想到了华尔街但西拉杰不理解为什么它这么出名，还请埃达伍迪解释了一下。
今年8月，西拉杰有了另一个主意：曼哈顿城中的先驱广场地铁站怎么样？他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之间的通勤途中换乘了这个车站。为了给同伴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个车站。它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地下，也许他们可以在这里放置炸弹。
西拉杰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不是空谈。8月21日，这三个人参观了先驱广场，画了一些埃达伍迪保留的图纸。但是西拉杰开始犹豫了：这个车站非常繁忙，从来都不会空着。如果孩子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有人因为他而死呢？西拉杰只是喜欢说些逞强的话，但这次不一样，埃达伍迪似乎是认真的。
8月23日晚上，西拉杰坐在埃达伍迪那辆棕色丰田花冠车的后座上，詹姆斯坐在前面。埃达伍迪说，他联系了州北部的朋友，把他们称为兄弟盟，现在他们热切地支持先驱广场的想法。西拉杰很紧张。他下定决心要找出一条摆脱这个阴谋的办法，但他又很害怕，兄弟盟听起来很危险，埃达伍迪已经知道了关于他和他家人的一切，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西拉杰警惕地瞥了埃达伍迪一眼，他会不会有枪？
西拉杰明确地说：“我不想。”
埃达伍迪给他的每个同伴发了一个背包，说是用来装炸弹的。西拉杰看了看他的背包，他说：“好大啊。” 埃达伍迪似乎不太明白西拉杰什么意思，西拉杰以前在一家熟食店工作时，常常会用大袋子装农产品。埃达伍迪问道：“这算大吗？”西拉杰解释说，这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他编造了另一个理由，说联邦调查局在先驱广场附近举行的巴基斯坦日游行中逮捕了两名穆斯林，现在那片区域太危险了。
埃达伍迪越来越生气，提醒他，兄弟盟可都指望着他。西拉杰妥协了。西拉杰说，他已经跟兄弟盟在一条船上了。他可以在计划方面提供帮助，除了安置炸弹什么都可以，而且需要清楚每个环节，还有一件事，他说：“我得，你知道的，征求我妈妈的同意。”
埃达伍迪被激怒了，他更直接地问西拉杰是否愿意放置炸弹：“你是不是不想去放炸弹？”
“不想。”
汽车驶过皇后区时，周围一片寂静。突然，詹姆斯说他要打扮成犹太人去行动，西拉杰开玩笑地说很支持这个想法，希望笑声可以缓解紧张气氛。埃达伍迪又问西拉杰是否愿意加入。
此时车已经开到西拉杰的家附近，西拉杰回答说，他可以去检查一下车站的安全。但他再次澄清：他不会携带炸弹。他不想用手把它放在任何地方。
埃达伍迪把车停在了西拉杰的公寓大楼前。他们握了握手，但西拉杰能感觉到埃达伍迪的沮丧和失望。
“对不起，”西拉杰说着下了车。
西拉杰为他差点陷入的这件事祈求上帝的原谅。他考虑过报警，但那年早些时候，当他在书店与一名咄咄逼人的顾客发生肢体冲突时，纽约警察局以轻罪起诉了他，该案仍在审理中。他是一名穆斯林男子，在911袭击事件后，他的庇护案一直悬着。他试图使自己安心：埃达伍迪坚持说他是这个阴谋的关键，而西拉杰拒绝放置炸弹，这难道不意味着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吗？他们甚至还没有确定袭击的日期。
四天之后，西拉杰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让他到湾脊区的一个警察局讨论他的轻罪指控。他在下午3点左右从书店出发，毫无征兆地，他被三辆没有标记的汽车包围了。一支枪指着他的头，他的双手被铐住了。一个小时后，他坐在曼哈顿下城的一间办公室里，惴惴不安。
他要求给妈妈打电话，但被拒绝了。一张六英尺高的桌子把他和一名纽约警察、一名纽约警察情报探员、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和两名联邦检察官隔开。西拉杰得知他因涉嫌密谋炸毁先驱广场地铁站而被捕，他的朋友埃达伍迪则是警方的线人。
当晚，司法部开始实施另一系列逮捕行动，逮捕了数百名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聚集的示威者。共和党会议定于三天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目的是抗议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数周以来，警方一直在监视活动人士团体，并援引恐怖主义的神出鬼没为由，为这些行动辩护。
随着逮捕行动的继续，司法部将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最近在先驱广场挫败的阴谋上，这个广场离大会举办地仅隔了一个街区，警方说，在西拉杰和詹姆斯摆脱监视并采取行动前，警方被迫逮捕了他们。局长雷蒙德·凯利在CNN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很明显，他们有造成伤害、杀人的意图。”
他说，杀人的动机是“仇恨美国”。当一名记者问凯利，这次逮捕是否涉及钓鱼执法时，凯利断然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回答说：“圈套吗？不，就我所知没有。”
FBI寻找线人，怂恿弱势群体参与恐怖活动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后来美国发动的战争成了永远的战争，美国军队仍然活跃在世界各地。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的政治泥潭。如果说反恐战争改变了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方式，那么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国内的民主。
袭击事件为全面的立法和政策变化扫清了道路，当局甚至监视那些与恐怖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人。检察官们现在可以根据侵入性情报收集来立案，这在以前是受限的。
美国司法部长允许执法部门在恐怖主义调查的最初阶段就部署线人，这违反了等待有合理迹象表明有犯罪活动的既定做法，后来，司法部进一步放宽了限制，允许在评估潜在案件时就使用线人。
在审判中，政府提供由雇佣的平民线人收集的证据，这些线人锁定低收入、弱势群体和精神障碍者，怂恿他们参与阴谋，在一些案件中，线人甚至提供资金和物资来推动爆炸活动。
根据一个由雷弗·阿隆森(Trevor Aaronson)和玛戈特·威廉姆斯(Margot Williams)维护的案件数据库the Intercept，自2001年以来，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起诉中，有近50%的案件涉及到这样的线人。政府还开始利用一项很少使用的法规，该法规将向恐怖组织提供服务或资源（即所谓的物质支持）定为犯罪，这扩大了“支持”的定义，将目标对准与恐怖分子关系模糊的人。2010年，最高法院甚至认为，哪怕是培训如何和平调解冲突的武装组织都构成了物质支持。
根据Intercept数据库的数据，自911恐怖袭击以来，政府已经以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关押了约800人。但这些数字掩盖了一个复杂的现实，其中许多人没有被发现有任何暴力行为。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定罪率。那些被指控恐怖主义的人通常会主动认罪，这是因为他们会被宽大处理以换取情报，或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入审判并被定罪，他们几乎肯定会被判更长的刑期。
如果证明恐怖主义的证据过于薄弱，检察官有时会以其他罪名起诉嫌疑人，包括欺诈、移民、持有毒品或作伪证——司法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国家安全局称之为第二类案件——并将其列入打击恐怖主义的胜利名单。例如，萨布里·本卡拉因涉嫌参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恐怖分子网络而受到调查，2004年他被无罪释放，但最终被判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罪成立。
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称：“阻止和破坏潜在的恐怖主义计划和支持活动，使用第二类犯罪来起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通常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可用的方法。”
法院的态度：宁可错抓，不可放过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政府官员曾指出，没有发生重大袭击事件，是反恐战略取得成功的证据。但在某些方面，政府的反恐政策可能正在制造威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国家法律主任戴维·科尔说：“你是在设法在人们犯罪之前抓住他们。如果你这样做，你会把很多人成功关进监狱，而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犯罪。谁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参与恐怖活动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法院不知道，政府不知道。但结果是，法院的态度是宁枉勿纵，因为他们相信‘安全总比事后后悔好’。”
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因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而入狱，逮捕行动本身就成为了威胁的证据。西拉杰不隶属于任何恐怖组织，但对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来说，他的案件证明需要提高警惕，专家们在有关激进化的研究中指出了西拉杰。
2007年，两名纽约警局的情报分析师为政策制定者和执法部门准备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湾脊区的伊斯兰书店是如何成为西拉杰和詹姆斯的“极端主义孵化器，带领他们一步步走向激进化”，
2008年，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先驱广场爆炸案的阴谋证明，纽约警察局的情报和反恐部门是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因素。”
如今，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交代这些措施是否能让我们更加安全，相反，国内恐怖主义事件的增多激起了进一步扩大政府反恐机构的呼声。2017年，政府问责局报告了美国本土发生的导致死亡的“暴力极端主义”袭击的数量。2001年9月12日至2016年底，“伊斯兰激进暴力极端分子”实施了23起此类袭击，其中62人被“极右翼暴力极端组织”杀害。
过去几年里，由于“对政府或执法部门越权的不满、对社会政治条件和立法行为的反应”而驱动的国内极端主义运动，FBI一直深感担忧。2019年，代表1.4万名现任和前任特工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协会敦促国会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应对这一威胁。
今年1月，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后，这一呼吁被再次提起，拜登政府指示情报部门对国内威胁进行评估，并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优先处理这一问题。
但许多宪法和民权律师担心，这种打击极端主义的新活力将会错判西拉杰案件，政府的反恐策略模糊了言论和行动之间的界限，扩大了将谁列为威胁的范围，削弱了宪法对所有人的保护。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希林·辛纳尔说：“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不是普通的法制来对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案件没有普通的监督或民主问责制。”
西拉杰的世界如今已经缩小到大都会拘留中心的一间单人牢房的四面墙，大都会拘留中心是纽约的一个联邦机构，就在湾脊区北部。这里不能保释。气温寒冷。霉菌在食物中生长，荧光灯日日夜夜闪烁个不停。
在911事件后的几个月里，该监狱关押了数十名穆斯林男子，他们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被捕。警卫把他们猛撞在墙上，在他们脱衣搜身时嘲笑他们，并用死亡威胁他们。后来，监狱的条件有所改善，但程度有限。几周过去了，西拉杰看到他的父母，坐在桌子旁，他带着手铐走近他们。
他和他们叙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们一致认为他什么也没做。他们讨论了认罪协议：如果认罪，他可能在10年后出狱。这个提议使他的家人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而且，他没有任何关于圣战分子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当局。
西拉杰相信陪审团会识破这些指控，但他甚至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审判。当接手他案子的民权律师马丁·斯托拉尔拜访他讨论辩护策略时，西拉杰只谈论监狱的条件。
斯托拉尔律师说：“他完全陷在里面了。”
审判于2006年4月24日展开，从他被捕到开庭已经过去了15个月了。西拉杰是唯一的被告。詹姆斯同意认罪，并做了污点证人指证他的朋友，他将被判五年徒刑。包括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在内的纽约东区的检察官需要詹姆斯的合作。在西拉杰被起诉之前，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担心线人埃达伍迪在案件中起到的作用太重了。FBI和司法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纽约南区对曼哈顿有管辖权，在起诉备受瞩目的恐怖主义案件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其中包括1993年的世贸中心爆炸事件。
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一名律师回忆说，该办公室对“线人利用被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类似的担忧。他告诉我：“我们总是非常咄咄逼人，尤其是面对恐怖主义，如果我们不受理一个案子，通常是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的。”
东区历来关注黑手党和帮派案件，因此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在2001年9月之后，恐怖主义案件的需求量很大。
斯托拉尔律师有很长一段保护人们不受警察攻击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当FBI和警方利用线人，渗透左翼和黑人政治团体的消息曝光后，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斯托拉尔当时正在参与一起针对纽约警察局不当监控政治活动的集体诉讼。
这一诉讼最终导致了Handschu指南的实施（Handschu指南是规范纽约市警察在政治活动方面行为的一套指导方针），该指南规定，如果没有一些事实依据，该部门不能调查怀疑犯罪活动的政治或宗教团体。但在2003年，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该指导方针有所放宽。
艰难的无罪辩护之战
斯特拉尔律师在西拉杰的案子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他打算以诱捕为由进行辩解：证明线人埃达伍迪没有阻止一个危险的阴谋，反而诱骗一个温柔谦和、把他当做朋友的年轻人，并引诱他走向犯罪。
西拉杰根本不能成为检察官所指控的恐怖分子主谋的样子，他想表现得强势而有见识，但事实上他很容易被说动。斯托拉尔律师告诉陪审团和法官尼娜·格尔森：“他不是什么特别聪明能干的人。”
与其他基于普通法的刑事辩护不同，诱捕法在100多年前诞生于美国，当时人们担心，政府可能会制造犯罪，诱捕那些本来不会犯罪的人。
但诱捕辩护是一种很有难度的辩护，它要求被告首先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证明如果没有警察的引诱，他就不会犯罪。那年春天，在布鲁克林法院，中心问题是如果没有遇到埃达伍迪，西拉杰是否会策划对先驱广场车站的爆炸。
检察官可以通过指出被告过去曾有过类似的行为来反驳诱捕的说法。但恐怖主义案件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像西拉杰这样的被告，他们并没有恐怖主义历史。因此，为了证明西拉杰即使在没有警方参与的情况下也会执行该计划，检方将依靠他的讲话作为证据。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证明，在911事件后成为穆斯林移民的西拉杰有暴力倾向。
埃达伍迪首先出庭作证。2002年底，纽约警察局来到埃达伍迪的家门口，说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可疑的大包裹被送到了他在史丹顿岛的公寓。埃达伍迪曾尝试过几种销售工作，从服装到食品，但都没有成功。他解释说这些包裹只是他打算转售的皮夹克。警察没有进一步盘问他，而是问他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同意了。
在法庭上，埃达伍迪解释说，他经常去城里各处的清真寺，并向他的上级报告“任何好事或坏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参加了575次祈祷仪式。在埃达伍迪的叙述中，事情很简单：西拉杰对美国杀害穆斯林感到愤怒，并建议轰炸先驱广场。埃达伍迪的角色是同谋者，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暴力的是西拉杰。
检察官提供不利于西拉杰的证据包括：詹姆斯绘制的史丹顿岛地图，西拉杰给埃达伍迪看的两张关于制造炸弹的CD，包括广为人知的《无政府主义者食谱》（一本包含制造炸药、初级电信窃听装置和相关武器说明的书籍），以及西拉杰推荐给詹姆斯的书，这些书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到。
政府的目击者说，纽约警察局派埃达伍迪去贝里奇调查清真寺与哈马斯恐怖组织和德州的一群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潜在联系，西拉杰是在2004年3月成为嫌疑人的，也就是两人认识5个月后。
检察官还播放了两人30小时对话录音中的一些零星片段：在其中一段录音中，西拉杰笑着称警察为“猪”；在另一封邮件中，他建议在第59街地铁站放置炸药。他提到内华达州的51区可能有制造炸弹的材料，不过他称之为“52区”。
其中一段录音来自他们最后一次乘车。对检察官来说，这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西拉杰下了车，同意做放风者。但是他们没有提到的是，西拉杰在那次谈话里拒绝放置炸弹18次。
没有作案武器，也没有实际行动，审判成了一场证词之间的拉锯战。
审判进行到第21天，也就是5月15日，西拉杰被传唤出庭作证。他步履沉重地走到证人席上，穿着在大部分诉讼过程中一直穿的细条纹西装。他看上去非常疲劳。他说，过去几周，大都会拘留中心的狱警一直在半夜叫醒他，把他转移到不同牢房。他强迫自己记住两年前的对话，但细节已经变得混乱。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西拉杰还是揭示了一段录音中没有阐明的关系：他和詹姆斯都把埃达伍迪当做是宗教导师，正因为此，埃达伍迪引导他去看那些令他不安的网站和图片，包括伊拉克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被美国士兵虐待的照片，他们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西拉杰承认，他是在他们三人谈到损害美国经济时提出地铁计划的。他想给埃达伍迪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也害怕埃达伍迪和兄弟盟。
控方的一些证据证实了西拉杰的部分证词。埃达伍迪在纽约警局的联络人承认，是他自己在和西拉杰的谈话中第一个提到了“炸弹”。
詹姆斯说，他同意参与地铁阴谋的部分原因是埃达伍迪告诉他，杀害美国士兵是他的宗教职责的一部分，他还作证说西拉杰曾试图退出计划。
就连控方播放的录音也暗示，埃达伍迪扮演的导师角色是多么的彻底。在其中一个故事中，西拉杰向他吐露了他对玛诺的爱，埃达伍迪答应帮他把玛诺带到美国。
由于没有任何武器或详细计划供检察官参考，审判变成了一场含糊不清的证词之战。
然后，政府出人意料地披露了另一名目击者：一名化名卡米尔·帕沙的卧底纽约警察局警官，在埃达伍迪出现之前，他在湾脊和西拉杰说过很多次话。这名官员对法庭说：“我问过美国是否会发生自杀式爆炸，他说，‘是的，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帕沙的证词证明西拉杰的证词是假的。因为西拉杰说，在他见到埃达伍迪之前，他没有谈到过针对美国的暴力。
不过，这样的评论很难被界定为意图，这名警官承认，在他与西拉杰的70多次谈话中，西拉杰从未说过要袭击先驱广场。
检察官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陈述他们的案情。辩方用了两天的时间来陈述他们仅有的两名证人：西拉杰和他的母亲，他们都不是很自信，英语也说得不好。西拉杰的母亲穿着一件传统穆斯林服装，通过乌尔都语翻译作证。斯特拉尔本来也希望能把凯利局长带到证人席上，让大家明白警察局的反恐战略是有缺陷的。
在交叉盘问中，埃达伍迪作证说，他经常向警察部门报告一些普通的细节，比如伊玛目布道的主题或教徒的车牌号码，他还说他没有见过任何恐怖基地组织成员。
在斯特拉尔律师看来，这证明了被警察收买的埃达伍迪，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什么极端分子，所以他才会咬着西拉杰不放。但是格尔森法官驳回了凯利局长出庭的请求。
5月24日，也就是西拉杰24岁生日的前两天，格尔森法官把所有人都叫上了法庭。陪审团商议了10个小时，作出了有罪的裁决。后来，一些陪审团成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这个案件的裁决并不完全令人信服：至少有三人不愿给西拉杰定罪。其中一人说：“我们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他当时可能被诱骗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虽然诱捕辩护很难取胜，但也不是不可能。但这次不一样。斯托拉尔告诉我：“如果被告是穆斯林，在911之后的几年里，他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那案子基本上就没救了。”
虽然律师们已经成功地在其他刑事案件中使用了诱捕辩护，但我采访过的律师或专家中没有一个能证明诱捕辩护在恐怖主义案件中奏效。
西拉杰智商低于常人，但仍被判刑30年
随着量刑听证会的临近，斯特拉尔律师开始担心一直困扰他的事情。虽然地方执法部门主导了对西拉杰的调查，但联邦当局接管了这个案子。斯托拉尔猜测原因是：政府可能会在联邦案件中要求更严厉的处罚。
在审判期间，斯特拉尔和西拉杰的母亲反复说西拉杰不聪明。斯特拉尔希望能说服法官对他从轻判决，于是请一位心理学家对西拉杰进行检查。考试结果显示他的智商为78。这位心理学家指出：“与普通人相比，他的整体词汇量、判断和推理能力以及抽象思考能力都有障碍。”
2007年1月，在有罪判决8个月后，西拉杰回到布鲁克林法院接受量刑判决。他说：“法官大人，我想为我在录像中说的话道歉，我希望我能收回那些话，但这是不可能的。”格尔森法官决定给他一个最低限度的“加强量刑”指导方针，指导那些被判犯有外国恐怖主义罪的人。西拉杰将在监狱里度过接下来的30年。
西拉杰每天早上6点起床整理床铺，他的床铺就是一块砖板，上面铺着薄薄的蓝色床垫，到处都是约束。不过，大多数日子里，并没有什么床铺要整理，在床垫下发现蟑螂后，他就直接睡在砖板上了。床脚边放着一堆储物柜，对面，一个不锈钢马桶、一个水槽和一个淋浴器挤在一起。从散热器上方的一个小窗口，西拉杰可以瞥见印第安那州特雷豪特的天空。下雨时，水就会漏进来。
牢房的门会打开，他会走到用餐区，在那里，有人递给他一盒麦片和牛奶。他可以整天在与监狱其他地方隔离的牢房里闲逛。监狱里有一间很小的洗衣房，还有一个健身区，里面有一辆固定自行车和一台跑步机，囚犯们在那里用拖把和水瓶练举重。有一个室外篮球场，他们在那里打手球。它被一个铁丝网笼罩着。
西拉杰被关押在一个曾经关押死刑犯的牢房里。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用过了，他被安排工作，清理死老鼠，把空牢房的墙壁刮干净。他知道他是在为其他人的到来做准备。
特雷豪特是一座实验性监狱，被称为交流管理局。联邦监狱管理局在西拉杰受审几个月后，才刚开放该设施，这里关押“需要加强监控”的罪犯，“保护公众”免受那些人的伤害。
第二年，另一个交流管理局在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市设立。西拉杰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类型的监狱，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什么是“交流管理”。
他认为一名明显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男子出现在监狱，观察那些被监禁的人，阅读他们收发的信件。当西拉杰不得不去诊所或看牙医时，监狱的其他部分被锁起来，他被护送通过一条黑暗的地下隧道。
斯托拉尔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被当做如此危险的人物，完全没有道理，政府自己也协助了犯罪。
事实上，交流管理局刚成立时，监狱管理局并没有书面标准来决定谁将被安置在那里。
宪法权利中心的律师雷切尔·梅罗波尔告诉我：“局里实际上是根据他们派到这个部门的人来制定标准的，而不是根据标准来决定派到这里来的人，完全本末倒置了。”
然而，对西拉杰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与家人的分离。联邦监狱的犯人每月通常有300分钟的通话时间。但在交流管理局，西拉杰不得不把他想对父亲、母亲和妹妹说的话压缩到每周15分钟之内。
西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堡的情报分析人员监听西拉杰的电话，他会打印出详细的报告。
在回答我关于西拉杰被安置在交流管理局的问题时，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它不提供关于具体案件的信息，该单位关押“需要加强监管的罪犯”，分析人员监视“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囚犯。
由于找不到家人倾诉，西拉杰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他母亲寄给他的照片。他会痴迷地看着父母脸上的表情、玛诺的微笑、妹妹嘲笑的眼神。有一次，他看到一道亮光，抬头一看，一个警卫用手电筒照着他，命令他睡觉。看守告诉他，他盯着那些照片，没日没夜地坐在床上好几天了。
在简短的电话中，他的母亲也会传递来自玛诺的信息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信息就中断了，他告诉过她，要向前看。
外面的世界，他过去的生活，开始瓦解。
特殊监狱里的那些“恐怖分子”
他的新生活是由他的邻居们组成的，在这个管理局里有十几个人，住在相邻的牢房里。
35岁左右的马苏德·可汗，在911之后去了巴基斯坦，参加一个激进分子训练营；他被指控属于弗吉尼亚州的圣战组织，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2001年春天，“拉克万纳六人组”的几个年轻也门裔美国人访问了本·拉登所在的阿富汗训练营，这六人对物质支持的指控供认不讳，但政府无法解释这六人到底打算在美国做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来了一些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海特姆·法里兹承认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筹集资金，圣地救济与发展基金会曾是美国最大的伊斯兰慈善机构，其两名领导人因向哈马斯提供资金而被判有罪。
亚辛·阿雷夫，一名奥尔巴尼市库尔德人的伊玛目，在看到一名线人假装借给朋友一些钱后，被判定犯有提供物质支持罪，线人声称这笔资金是通过出售导弹发射器获得的，将用于刺杀一名巴基斯坦大使。
阿雷夫不能流利地讲英语，他说他不清楚他所目睹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当政府承认一个翻译错误导致官员错误地认定他是一名军事指挥官时，他认为他的案件的荒谬性最终会被揭露。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这里。
西拉杰与另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关系最亲密，那人名叫哈亚特，当时25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洛迪，童年时曾与脑膜炎作斗争，险些丧命。911袭击发生后不久，联邦调查局雇佣的一名平民线人与哈亚特成了朋友，两人讨论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圣战训练营。
当哈亚特全家去巴基斯坦旅行时，线人打电话给他，强迫他去参观一个营地。哈亚特找借口，但线人不依不饶，最后，他恼羞成怒，说他可能会去。哈亚特回到美国，几天后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经过数小时的审讯和剥夺睡眠后，他承认参加了训练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参加了。（他后来否认了这一供词。）检察官指控哈亚特提供物质支持，声称他们已经粉碎了基地组织在加州的一个潜伏组织。
在特雷豪特，西拉杰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他在厨房里端菜，和哈亚特开玩笑，读古兰经。大多数时候，他在墙上一排电视前的一张塑料椅子上看“神奇宝贝”。阿雷夫告诉我：“他还是个孩子，他是个大个子，但在他心里，他不过10岁。”
一天，当阿雷夫看新闻的时候，他看到当局逮捕了四名来自纽约纽堡的黑人穆斯林，他们涉嫌计划袭击美国军事基地和犹太教堂。有个线人帮助警方立案了。
阿雷夫认出了他：这就是他案子里的那个线人。（这名线人拥有一家豪华轿车公司，有欺诈史，目前因参与2018年纽约州北部的一起车祸而被通缉。那次车祸造成20人死亡，是美国近10年来最致命的交通事故。）
纽堡案例中的人都很贫困，线人承诺，如果他们同意实施袭击，就给他们25万美元和一辆豪华轿车。其中一位名叫大卫·威廉姆斯的男子需要钱来支付弟弟的癌症治疗费用，另一位名叫拉盖尔·佩恩的男子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病史。
事实上，执法部门似乎总有办法找到那些弱势群体。
詹姆斯·埃尔沙法伊小时候曾受到虐待，他需要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药物。
26岁的艾哈迈德·费尔哈尼因密谋炸毁一座犹太教堂而认罪，他在一名卧底的怂恿下，从另一名卧底那里买了一把枪。艾哈迈德从十几岁起就屡次被送进收容所，最近，他在监狱里试图上吊自杀。
何塞·皮门特尔是一名皈依穆斯林的人，他和一名线人一起吸食大麻，并做出了有罪的陈述，他的情绪似乎很不稳定，他甚至曾尝试自行割礼。
这些人都没有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但他们都进了监狱。这些“恐怖分子”被送到全国各地：一些人被送到普通人口监狱，一些人被送到科罗拉多州和纽约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还有一些人被送到中西部新建的限制森严的监狱。
2010年初，西拉杰待在特雷豪特监狱的三年里第一次有了访客。他穿着监狱统一发放的汗衫，坐在树脂玻璃后面，盯着对面的两个女人。母亲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他的妹妹更高了，不再是他当初离开时的孩子模样了。西拉杰意识到他在家人眼里一定也很奇怪。当他到达监狱时，医生给他开了治疗抑郁和失眠的百忧解。药物使他的体重增加，在健身房锻炼了几个月后，他的体重变成了肌肉。
他想把母亲抱在怀里，但在交流管理局是不允许身体接触的，就像在普通监狱一样。
到那时，特雷豪特的监狱已经扩大到大约50名男子，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南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如果他们大声朗读《古兰经》，或者集体祷告，卫兵就会斥责他们。辩护律师和被监禁的人给这个设施起了个名字：“ 小关塔那摩”。
埃达伍迪急于跟记者聊聊，因为跟FBI的酬劳还没有算清楚
埃达伍迪是911袭击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招募的数千名线人之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保持匿名。政府不愿讨论使用线人的具体情况，但多年来，通过审判和诉讼，有关线人招募和工作的细节已经浮出了出来。
一些拒绝成为线人的人说，他们面临报复性措施，包括被驱逐出境或被列入“禁飞名单”的威胁。禁飞名单是指禁止一个人飞进、飞出美国或在美国境内禁止乘坐飞机。一名男子说，他曾被要求当线人，但他拒绝了，后来被判提供物质支持等罪名成立，目前他仍在狱中。
为了搜捕恐怖分子，政府急于寻找线人，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许多人犯了罪，同意与当局合作以换取宽大处理，其他人则得到了移民援助的承诺。2004年11月，一名线人担心他的家人会因为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而成为目标，于是在白宫前自焚。
西拉杰被判刑后不久，埃达伍迪实际上就消失了。新闻里没有提到他，社交媒体上也找不到他的踪迹。我在另一个州找到了一个名字相似的人的可能地址。
去年10月一个温暖的日子，我来到一个安静的郊区社区，街道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家家户户的车道上都停着汽车。我走近一栋棕褐色的双层房子，敲了敲门时，我想起了西拉杰父母的家，那是位于杰克逊高地一座拥挤大楼里的二楼小公寓。车道上停着一辆丰田凯美瑞，但没人接电话。我等了一个小时，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投进邮筒就走了。一周后，我收到了埃达伍迪发来的短信。
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审判结束后不久，他和妻子搬到别处重新开始，但他要求我不要公布他的新地点。埃达伍迪也拒绝告诉我他找到了什么类型的工作。
他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我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我什么都干。”
然而，他急于告诉我西拉杰案件的“全部故事”，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是如何背叛他的。他说：“他们告诉我，‘你会受到保护的，’”。但他抱怨说，警方并没有兑现这一承诺。他指出，最近他打电话给一个警方联络人，举报一个骚扰他的知情人，但他没有得到回复：“案件结束后，他们就不在乎我了。”
埃达伍迪认为，在911袭击后的几个月里，当局监视了他的公寓大楼，后来窃听了他的电话，甚至在他的车里装了窃听器。他说，当时他和妻子、女儿住在史丹顿岛一套廉租房公寓里，警察来找他做线人。据埃达伍迪说，他一直对让西拉杰陷入麻烦感到不安，甚至一度想退出。他告诉我：“我根本不想让西拉杰陷入那种境地，我想逃离这一切。”
然后，有一天，两人在书店，西拉杰拿出了詹姆斯画的史坦顿岛地图。埃达伍迪惊慌失措，他回忆道：“我告诉他：‘把它藏起来！我不想看！’”
埃达伍迪决定不立即告诉他在纽约警局的联络人斯蒂芬·安德鲁斯有关地图的事，他说。只有当侦探问西拉杰有没有给他看什么东西时，埃达伍迪才不得已地“记起”那张地图。
埃达伍迪说：“我吓坏了，我很害怕。”实际上，他从未想过会看到这样的计划。而且，他告诉我，当安德鲁斯追问他西拉杰可能会跟他说些什么时，他变得更担心了。
埃达伍迪怀疑警察局在继续监视他。不久之后，他开始记录他和西拉杰的对话；他想向警方证明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埃达伍迪的回忆并没有遵循审判时呈现的时间线：录音开始于2004年6月，西拉杰在7月向他展示了地图。然而与此同时，在录音发生之前，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警方联络人安德鲁斯曾在法庭上承认，当埃达伍迪今年5月向他报告西拉杰谈到攻击美国时，他感到惊讶。这似乎是西拉杰的一个突然的变化，警察局指示埃达伍迪继续监视他。
埃达伍迪说，在最后一次乘车旅行和西拉杰被捕的两周前，他已经和检察官会面讨论这个案子。
他否认曾向西拉杰出示过任何照片，并向我重复了他在审判中说过的话：西拉杰一直想干一番大事，甚至不惜杀害平民。然而，这与他们的谈话录音相矛盾，在他们最后一次乘车旅行中，西拉杰告诉埃达伍迪，杀人是不可接受的。
在他的结案陈词中，首席检察官告诉陪审团，如果有人说他们打算炸毁一个地铁站来表明一个政治观点，每个人都会回答，“你疯了吗？”但是埃达伍迪没有这样做。据西拉杰说，当他把先驱广场的想法告诉埃达伍迪时，老人回答说他会和兄弟盟谈谈。西拉杰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的导师阻止他的想法，那故事也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关于此案的细节仍然让埃达伍迪感到恼火：他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报酬。他说，在审判前，他的工作酬劳约为2.5万美元，几年来，他一直定期收到报酬——开始时每月3000多美元。但是，他坚持认为，他应该得到更多。他说，由于审判即将开始，警察部门和检察官迫使他放弃了一份报酬丰厚的海外工作，他对他们从未补偿他放弃的六位数薪水感到失望。
这笔损失的钱让他烦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埃达伍迪告诉我纽约警局向他做出了承诺。事实上，在西拉杰受审几个月后，埃达伍迪就给当时还是州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写了一封信。他解释说，他曾在一起恐怖主义案件中担任线人，并曾得到财政保障的承诺。这封信是一种上诉。他写道：“因为这个案子，我们在财务上负债了，尊敬的参议员，我真的需要抹去我10岁女儿的眼泪。”
在得知这封信后，西拉杰的律师利用它要求重新审判和无罪判决，但法庭拒绝了这两项请求。（纽约警察局和纽约东区拒绝详细说明此案。在书面声明中，双方都指出西拉杰已被定罪，上诉失败。东区亦强调，他曾宣誓认罪，并在作证时作了虚假陈述。）
埃达伍迪很乐意谈论他认为自己被拖欠酬劳的事情，但当我问他关于西拉杰的事时，他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尽管他坚称西拉杰想要对美国进行报复，但他似乎并不完全相信西拉杰构成了政府所宣称的威胁。他真希望西拉杰接受了认罪协议。他告诉我：“当我得知小杰被判了30年监禁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他相信他从一个危险的人手中拯救了公众吗？ 埃达伍迪犹豫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埃达伍迪说：“我不去评判他是否是个危险人物，我只能说，小杰，如果他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他会是一个好人，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为了莫须有的罪名，他2030年才能出狱
西拉杰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16年了，如果表现良好，他2030年就能出狱。在交流管理局的特雷豪特监狱呆了四年之后，他被毫无解释地转移到了奥蒂斯维尔，一个位于卡茨基尔的中等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他后来就一直呆在那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用英语和乌尔都语与他通话，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和信件。自从被捕后，西拉杰获得了他的同等学历，并学会了钩织毛绒玩具，他喜欢制作神奇宝贝。
这些年来，他给他母亲寄了许多画，有一天，他也给我寄了一幅。它描绘了他在特雷豪特的房间，其中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砖墙上的线条，水槽下面的管道。审判他的证据之一是他在埃达伍迪的敦促下画的先驱广场地图；埃达伍迪指出，这张地图画得非常详细。我意识到西拉杰也许只是喜欢画画。
在我们的对话中，西拉杰从未否认与埃达伍迪讨论过炸弹阴谋；他说他后悔自己的愚蠢。但是，他经常告诉我，他实际上从未实施过袭击，他甚至试图退出。
一位曾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前纽约警官告诉我，他听说西拉杰的案子是“莫须有，完全没有东西。”多年来，一些政府官员也质疑“恐怖分子”阴谋破坏所构成威胁的严重性。一位来自纽约的前检察官告诉我，虽然诱捕行动很重要，但在一些恐怖主义案件中，“政府似乎确实在诱导被告的思维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奥蒂斯维尔，西拉杰一直在关注他在特雷豪特的伙伴们的消息。
法里兹服满了刑期。
阿雷夫也是如此，他在获释后被驱逐到伊拉克。
马苏德·可汗是所谓的弗吉尼亚圣战分子网络的一部分。最高法院在另一项裁决中发现，对他的指控“在暴力犯罪中阴谋使用武器”不合宪法，含糊不清，于是他被释放了。
西拉杰还读到关于2003年23岁的乌兹尔·帕拉帕的报道，他被控向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等罪名。最近，包括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内的三名基地组织成员在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上发表的解密证词，反驳了政府关于帕拉帕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恐怖分子的指控。帕拉帕现在41岁了。他在监狱里呆了17年，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单独监禁。
西拉杰对一个案件特别关注：2019年末，在被监禁14年后，他的朋友哈米德·哈亚特的定罪被推翻，因为一名法官发现他的律师在审判中“没有完全代表其当事人”。
哈亚特被释放后，我找到了他。他告诉我很难适应家乡的生活，有时他醒来时还以为自己还在牢房里。他和西拉杰近十年来，第一次通过电话交谈了。
根据Intercept数据库的数据，自2001年以来，已有500多名因恐怖主义相关指控而获罪的人在刑满释放，但还有许多人仍在狱中。
无辜者寻求立法支援，但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2010年，由宪法权利中心代表的阿雷夫和其他几名原告起诉了监管监狱管理局的司法部。这场诉讼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司法部长换了五个人：埃里克·霍尔德，洛蕾塔·林奇，杰夫·塞申斯，威廉·巴尔和梅里克·加兰。在过去的十年里，法院驳回了原告对司法部的几乎所有指控。
2016年，在两起质疑警方监控的诉讼之后，纽约警察局同意允许一名文职官员监督涉及政治和宗教活动的调查，但和解协议并未禁止有争议的调查方法，也没有恢复Handschu最初的指导方针。
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个公民自由联盟，为那些卷入反恐法网的人争取权利的非盈利组织，呼吁推动一个《自我救援法案》，该法案将缩小物质支持法规和限制执法使用线人的范围。
在疫情之前，该联盟在国会山会见了近6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些人对这些家庭的故事感到惊讶，据该联盟的一位成员说，其中一人甚至评论道，“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但没有人愿意提出该法案，称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行的联邦法律对国内和国际极端主义的刑事定罪有不同的规定，这使得检察官有更大的余地对外国恐怖分子立案。
在呼吁解决极右极端主义崛起的情况下，两党都支持通过联邦立法，对国内恐怖主义采取同样严厉的刑事处罚。
这就意味着针对像西拉杰这样的人的战术：积极使用线人、物质支持指控和高度监控的监狱，现在可以用来对付任何被怀疑是国内极端分子的人。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白宫已经注意到了过去20年的失误和成功。这名官员说：“过去反恐努力的某些批评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正在深入调查此事。”
政府正在考虑几种新方法，包括将一些右翼组织的外国分支机构列入美国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这样就会把物质支持及其对公民自由的所有影响纳入国内反恐领域。
纽约南区前检察官理查德·扎贝尔坚持认为，联邦国内恐怖主义法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惩罚犯罪和保护少数群体，也是为了发表强有力的声明。他解释说，将暴力右翼极端分子作为杀人犯起诉，“与将他们作为恐怖分子起诉，其社会目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这类立法成功地凸显了社会对民族主义的不宽容，并保护非白人社区不受最暴力行为者的伤害，它也可能会付出代价。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国会通过了《反恐与有效死刑法》，该法案制定了刑事物质支持法，也帮助政府针对即使是轻微违法的移民，并将其驱逐出境。
即使没有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广泛联邦法律，政府也能够利用现有的反恐基础设施来对付它认为是国内威胁的恐怖主义。近年来，警方利用社交媒体追踪“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并部署线人渗透示威活动。去年夏天，“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遍及全国，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应对“反政府极端分子，”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充分理解这些群体，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暴力事件扼杀在摇篮里。”
5月下旬，在纽约抗议活动的第二个晚上，两名年轻律师因涉嫌向一辆空警车的破窗户投掷燃烧弹而被捕。他们受到多项联邦指控，包括纵火和内乱，在等待保释听证会期间被单独关押在大都会拘留中心。他们将面临终身监禁。
尽管不能以国内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他们，但保守派评论人士称他们被控的罪行是“对恐怖主义的物质支持”，并暗示其中一名律师是一名外部煽动者，他在去巴勒斯坦旅行期间变得激进。
穆斯林权益保障组织CUNY CLEAR 的主任拉姆齐·卡塞姆说：“针对黑人和非黑人穆斯林社区完善的工具现在将被用来对抗“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曾被关押在特雷豪特和里昂市的交流管理局的人把这些监狱描述为政治监狱；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
丹尼尔·麦高文是一名前环保活动家，他告诉我，他是从普通监狱转移到交流管理局的，原因可能是普通监狱里关了太多的穆斯林人口，监狱管理局正面临着批评，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公开发表关于他案件和监狱条件的言论。
我问宪法权利中心的律师瑞秋·梅罗波尔，既然现在美国当局正把注意力转向国内的威胁，交流管理局是否可以用来关押其他类型的囚犯。
她说：“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这个部门可以用来镇压‘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人士或安提法组织，或者是任何监狱管理局在当时，认为在政治言论和与外界沟通方面有最大威胁的人。”
“先驱广场炸弹客”将是他一身无法摆脱的污名
自从西拉杰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生活的人已经过去15年了。西拉杰被判刑时，埃达伍迪并没有出庭。他告诉我，西拉杰就像他的儿子一样，他不想看到他被捕。
但即便他对自己的角色感到懊悔，这份懊悔似乎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他知道我和西拉杰有联系，但他没什么想对这位朋友说的，他们曾经开车穿过皇后区的街道，聊着女人，梦想和未来。
西拉杰知道埃达伍迪在纽约警局工作是有报酬的，但他不能接受他的朋友，一个被他视为第二个父亲的人，仅仅为了报酬而促成他坐牢几十年。
西拉杰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只想问他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西拉杰认罪并承认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如果他放弃了诱捕辩护，他现在很可能已经自由了。他已用尽了所有的上诉。当奥巴马总统离任时，西拉杰的家人和朋友写信请求赦免。今年1月，他们又向特朗普发出了请求。
下个月就39岁的西拉杰列出了他外出时要拜访的人的名单。岁月已经带走了许多他珍爱的人：他的姨妈，他的表亲，他的祖父母。
他想象着和他妈妈站在厨房里，看着他们做饭，他想象着他将来的孩子。但他知道，他永远无法摆脱生活上的污点：他是“先驱广场炸弹客”。他被释放后，很可能会被遣返回巴基斯坦。无论他想做什么工作，定居在哪里，他都将永远被认为是一个被定罪的恐怖分子。
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西拉杰写道，有时很难在镜子中看清我自己。他问我：“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你读到我的故事的时候，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