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作者伊恩·约翰逊是中国非官方档案馆创办人，著有《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及其未来之战》。他曾作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驻北京记者工作 20 年，并因中国报道获得 2001 年普利策奖。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对西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评论人士用上一代政治游客赞美毛时代中国时才会出现的语言，称颂中国的成功。
今年 2 月，投资者兼专栏作家史蒂文·拉特纳访华回国后断言，中国“国家主导资本主义模式”帮助造就了一个“主导全球制造业的巨人，同时在长期由美国领先、增长迅速且以技术为导向的领域取得非凡进展”。
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去年宣称，中国“是理解现代性的万能钥匙”。另一些人似乎已经接受了只能提出狭窄技术问题的现实：解放军明年，还是几年后，是否准备好入侵台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世后，威权政治模式能否实现稳定接班？中国能否突破制裁，生产尖端芯片？
他们这样提问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存在视为已成定局。
这些讨论中经常被忽略的是，中国领导人自己实际隐含地怀疑吧中国概念本身。政府官员和许多普通人激烈宣称中国边界神圣不可侵犯，而许多边疆地区却处于近乎戒严的治理状态。与此同时，官方叙事不允许人们对中国如何获得这些土地作出连贯解释。
作为更深层思想衰败的一部分，这个国家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已经流亡，方式包括精神上的退隐和自我审查，也包括彻底离开中国。
中国本不应有太严重的身份危机。中国拥有古老文明和文化，在世界各地都能立即被辨认出来。中国的思想遗产，包括武术、医学、哲学和宗教中的丰富传统，在全球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中都受到赞赏与模仿。
但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却像是在管理一个没有历史的新兴国家，仿佛必须要求访客称它为“人民共和国”，并不断重复只有“一个中国”，而且这个中国位于神圣且不可改变的边界之内。
徐国琦在新书《中国观念：一部争议史》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头生物，没有确定或可靠的身份”，“如果身份清晰可靠，今天的领导人就不会如此执着于强行塑造一种身份。”
自 2012 年掌权以来，近 15 年里，习近平一直试图通过融合共产主义的荣耀，包括牺牲、责任、坚忍，以及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特别是孝道和服从，来定义中国。但他掏空了这两套意识形态中具有颠覆性的核心，例如对社会正义的强调，以及不服从的权利。
这样一来，习近平就无法构建出令人信服的中国愿景，让人看清中国到底代表什么。习近平版本的中国是否拥有超出守住旧清帝国领土、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外的价值，仍然并不清楚；中共的政治工程是否足够宽广，能够容纳中国历史上的混杂性，也仍然并不清楚。
在徐国琦看来，中共给出的答案，是在中国复杂多样的历史之上搭建“纸牌屋”，这可能成为中共的败因。苏联曾经试图在帝国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领导人无法解决这个政治工程内在的矛盾，最终分崩离析。
《中国观念》暗示，如果中共不改变方向，可能会遭遇类似命运。
过去四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成功，很可能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像苏联那样崩溃。即便如此，徐国琦的书仍提醒人们，对今天存在的中国将长期保持现状这一假设，应当抱有怀疑。相反，徐国琦提醒读者，中国曾经可能走上不同道路，也提醒人们没有选择那些道路带来的后果。
中国观念最有力量的时候，是一种文明观念，曾经帮助维系多民族帝国和辽阔疆域，而不依赖极端暴力。但当中国依靠武力时，就会变得脆弱而不稳定。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崛起为全球经济和科学强国。但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困扰重重，与第一个中国民族国家建立时并无根本不同。这给世界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个如此不安于自己的身份的国家，能否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成为稳定支柱？还是更可能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来源，把自己的焦虑和神经症投射到世界别处？
北京声称追求前者，但中国在国内的行为，以及日益增多的海外行为，都表明它可能正在走向后者。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名称意味着什么
中国身份的混乱，部分源自中国在历史上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观念。中文里的“中国”是“中央之国”。“中国”是古老词语，但直到 19 世纪以前，几乎从未被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称为这个国家。中国官员和文人称呼他们的土地时，使用的是统治王朝的名称，例如大清或大明。提到古老文明时，他们使用别的词，例如华夏或中华。
这些词数百年来很少变化，但疆域名称会随掌权者变化，因为控制土地的是统治家族，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为土地命名。
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例如，16 世纪，葡萄牙军人兼商人加略特·佩雷拉写道：“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称为中国，把人民称为 中国人”，但当地人说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名称。
到 19 世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被迫以平等国家身份同别的国家打交道，而不能再把对方视为蛮夷或藩属。外部世界也许把清朝疆域称为“中国”或类似变体，但帝国官员拒绝接受这个说法。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只有大清。一些外交官曾坚持要求外国人称他们为大清，但没有成功。
对 20 世纪初最著名的改革者梁启超来说，这种混乱令人羞耻。尽管中国人拥有悠久历史，他在 1901 年一篇文章中叹息说，“至今没有国名”。他拒绝使用 China 这个名称，因为它源自中国第一个王朝秦朝。“China”这个词很可能在 16 世纪经由葡萄牙语借用波斯语词汇进入欧洲语言，而波斯语词汇本身又来自梵语中由秦朝衍生出的词。
使用这个名称，就等于用两千年前某个王室称呼疆域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国家。这与用唐、宋、明或清这些王朝名称描述这个国家没有多大区别；这些都只是统治者留下的名称。
最终，梁启超认为，“中国”也只能将就使用。但直到清朝十年后灭亡，官员们仍拒绝接受这个名称。
一个世纪后，同样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人民共和国”不过是 20 世纪中期共产主义命名法的产物，强调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单纯把这个国家称为“中国”，则可能暗示别人也可以统治中国。
中国政府确实努力展示自己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就像许多国家会在公共宣传中展示不同种族和文化一样。当中国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申请将某些文化实践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总会纳入少数民族文化实践，例如蒙古族呼麦、藏戏或维吾尔木卡姆套曲。
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些文化几乎都位于边疆地区，而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这些地区并不属于中国。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从未控制今天通常合称为满洲的东北三省，也就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很少控制蒙古任何地区；也只是偶尔向西藏或今天称为新疆的中亚地区派遣远征队。即使出现控制，也是例外，而非常态。
更典型的是中国倒数第二个王朝明朝的疆域。明朝存在于 1368 年至 1644 年，疆域大致从今天北方的北京延伸到南方的香港，从东部沿海地区延伸到西部的四川盆地。在较早的中国地图上，西方人把这个区域称为“中国本部”，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这里，中国的战争、寓言、神话和故事也都源自这里。这个区域占今天中国领土的 60% 以上。
中国边界在清朝急剧膨胀。清朝由满族人建立。满族人在 17 世纪征服明朝，随后把他们对边疆的了解、中原地区的经济力量，以及现代火器的新技术结合起来，打造出强大的军事机器。清朝几乎把明朝控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吞并了蒙古、西藏和中亚大片地区，并把中亚那些地区称为新疆，也就是“新的边疆”。
最终，在 1912 年清朝灭亡后，朝鲜半岛附近的满洲地区连同帝国别的部分一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落入汉族中国人控制之下。1949 年，中华民国军队在内战中失败并撤往台湾；中共继承了中华民国边界，但不包括外蒙古省。外蒙古脱离出来，成为苏联卫星国，如今是独立的蒙古国，也是唯一成功逃离旧帝国的少数民族地区。
中国本不应有太严重的身份危机。
共产党领导人在掌权前曾表示，清朝征服的土地应当选择自己的道路，独立也可以。比如，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不仅赞成蒙古人和别的少数民族独立，甚至还支持他的家乡湖南独立。
在这些早年岁月里，毛泽东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双重启发。这两场运动代表了提倡理性主义、解放和自决的关键思想觉醒，中共正是从中在 1921 年诞生。陈独秀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两场运动的杰出人物。他认识到，民主对于中国现代化工程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进步。
这些观念只被国民党部分采纳——国民党在 1912 年至 1949 年执政，随后又基本被中共拒绝。中共掌权后采纳了中华民国边界，只给边疆地区提供象征性的自治和文化遗产承认：少数民族人士可能被任命为地区名义上的负责人，而掌握实权的共产党书记通常是汉族人。
中央对中国边缘地区控制的曲折变化从未真正得到解决；它们只是以新形式出现在中共统治之下。这些伤口在民族心理中不断化脓，也有助于理解台湾独立运动和香港自治诉求，以及这些诉求遭到一个几乎抛弃启蒙式根源的政府镇压。
为海外华人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如果想看更多内容与即时更新，可以在 Bluesky、Telegram、X 搜索「causmoney」；深度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直接搜索「caus.com」。
语言和地理上的不稳定，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修正国家定义问题的一种方式，也许是为这个国家制定某种政治宣言，换言之，就是宪法。但正如徐国琦指出的，中国已经经历过许多形式上是宪法、实质上却是“管制性法律、临时文件、指导方针，或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服务政权而调整和重写的口惠”的文件。
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又制造了政治暴力。徐国琦写道，“由于政治文化尚未稳定为一套持久制度”，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领导人都“依靠军事干预解决政治问题、镇压异议”。
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反对者，特别是共产党，并试图统一国家。共产党在四年内战后于 1949 年掌权，随后为了消灭中国的地主士绅，据一些估计，杀害了二三百万人。另有数百万人死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别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在 1989 年动用武力镇压学生抗议，并主导了暴力的“严打”反犯罪运动，导致数以万计被社会排斥者丧命。
习近平暴力压制中国公民社会，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持续开展军队清洗。
政府试图通过改写历史记录，掩盖这段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让人以为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一直仁慈地统治中国，汉族人与少数民族臣民始终完全和谐相处。基本思路是，凡是曾生活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之内的人，现在并且一直都是“中国人”。
这种说法最荒谬地是，还适用于征服者身份的外国军事领袖，包括成吉思汗。他的陵墓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地官员把他颂扬为“中华民族伟人”。
困境
《中国观念》非常易读，涵盖一系列差异很大的问题，包括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以及国家如何看待体育。徐国琦显然能轻松驾驭不同主题，这让人想到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史景迁既能写中国宏观史，也能对范围更窄却有启发性的独特题材进行考察；他关于帝制中国普通女性之死的作品就是经典之一。
《中国观念》试图勾勒大笔触画像，但与史景迁厚重的《追寻现代中国》不同，徐国琦的书并不是全面历史综述，而是对当代中国争论的一次紧迫介入。
徐国琦显然对中国走到今天这种状态感到失望。他在毛时代的安徽农村长大，在改革开放之初成年。那时中国向世界打开。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在美国任教，近 20 年来在香港生活并任教。
香港作为自由思想和司法独立中心的衰落，是这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哀叹中国这个观念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蒙上污点，而他认为，这种衰落源于精英阶层一个世纪以来追求国家财富和繁荣，而不是追求包容性政治制度。
中共一方面致力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压制异议，正是这种优先事项的集中体现。当拉特纳和图兹前往中国，惊叹于小米汽车工厂车间和绵延数公里的高速铁路时，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这样鼓舞人心的中国人物却被禁止出境。
读到书中的某些部分时，人们很难不把这些内容理解为一种证据：中华文化不仅能够与更开放的政治制度相容，而且本身就包含这种制度的思想萌芽。
这包括一个描写生动的章节，讲述张彭春的故事。张彭春是蒋介石在 1945 年派往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他常引用孟子。
从整体上看，《中国观念》写的是错失的机会。清朝灭亡后，中国领导人未能听取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洞见，就是一次错失。中共成功追求国家繁荣，可能暂时保护中共免受拒绝这些洞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但这也让中国受困于同一个问题。
自中国从传统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中国：一个最终依靠暴力来胁迫多元臣民的政治制度。
繁荣会让所有政治制度免于作出艰难决定。自毛时代的极端暴力，让位于过去半个世纪更理性的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富裕之后，中国一直如此。如今，增长和对未来的信心正在减弱，习近平政府给出的答案，是注入象征性的传统文化元素来支撑合法性。
这不过是世界各地威权领导人标准剧本中陈旧套路式的回应。但在更明智的政治领导下，一个拥有极其丰富、多元和多文化过去的中国“观念”，本可以成为力量源泉，而不是不安全感来源。
这个复杂中国的观念，远远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狭窄束缚，并将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