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随着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数量下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政府开始鼓励生育，承诺补助试管婴儿技术鼓励生育。真正有生子需求的不孕不育夫妇，是否真的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帮助？

那是11月的一个阴冷的早晨，对于郭美艳（音译）和她的丈夫来说，这一天却是充满希望的。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组建一个家庭了。

当躺在轮床上的39岁的郭美艳被推入一间病房时，她感到一丝恐惧。病房里的医生负责将她的受精卵转移回她的子宫。

郭美艳说：“如果受孕不成功，我们花的钱全都要付诸东流，我所承受的痛苦就都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她从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赶到北京，行程125英里。在体外受精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直住再医院附近的各个酒店里，这是为了住的离医院近一点。

他们是每年数十万对中国夫妇中的一员。为了怀上孩子，他们尝试了所有的选项，最终不得不转向试管婴儿技术。这些夫妇从全国各地赶到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希望能够战胜不孕不育的困难。许多人在日出前就在医院外排起长队，只为得到一次咨询医生的机会。

在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2001年实现合法化。现在，中国政府希望进一步普及这项技术，承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会承担这项技术的部分费用，每轮手术提供几千美元的补助。

中国官员们认为下滑的生育率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国家问题，甚至导致中国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中国当局采取了十多项政策措施，而补助辅助生殖技术的就是措施之一。

相比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中国更早到达这个人口转折点，也就是一些人口学家所说的 “未富先老 “的诅咒。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中国政府不得不着力解决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刚刚起步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对生育不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

北京完美家庭医院的首席执行官林海威（音译）表示，体外人工授精（IVF）等生育服务的补贴是 “一件大事”，这项技术在实验室中完成卵子受精，之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中。

郭美艳就是在这家医院接受的手术。患者为了支付类似的生育服务费，可谓费尽心思。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向亲戚借钱，农民则将预约时间安排在秋收时节，因为那时候他们才有钱可赚。

林海威强调，虽然人们对辅助生育服务需求明确，但是，实际到医院就诊的病人数量每年都在减少。他说：“大环境是人们不太愿意生孩子。”

这是试图扭转出生率下降局面的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年轻人们抱怨，生孩子经济负担太重，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对于让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的传统观念也很排斥。许多人表示，希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有些年轻人已经接受了”双职工、无子女 “的生活方式。

尽管存在这一障碍，中国官员们仍试图推高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之一。专家们表示，中国的人口几乎不可能恢复增长，但是，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出生率。

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家阿约·沃尔伯格（Ayo Wahlberg）认为，如果让更多人获得辅助生殖技术，这个问题会得到缓解，正如丹麦这样的富裕国家。

最近，中国政府承诺，到2025年，每230万至300万人口会获得到至少一个提供IVF服务的设施。目前，中国有539家医疗机构和27家精子库被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

每年，这些设施提供超过100万轮次IVF和其他辅助生育服务。通过这项技术，实现了约30万个胚胎的受孕。这些努力对于帮助想要孩子的夫妇来讲，意义重大。如果中国能够以人们负担得起的方式扩大服务规模，其他面临类似不孕不育问题的国家，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至于此模式能否很大程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轨迹，那是另一回事。”问题是，这就像是在一个涌出鲜血的伤口上贴上创可贴，”沃尔伯格说。他是一本关于中国生育率书籍的作者。

试管婴儿技术改变了像王芳和她丈夫这样的夫妇的生活。在2016年，王芳接受了两轮IVF手术，在2017年，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丈夫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因为他前妻生不了孩子。

王芳是一名工厂工人，她的丈夫是一名电工，在她怀孕期间，二人都辞去了工作，为生子做准备。当第一轮IVF失败后，这对夫妇感到崩溃。他们了解到，他们可能需要一个精子捐赠者，而王芳对家人一直保密。她父母认为夫妻二人没有孩子都是王芳自身原因造成的。

王芳说：”在我老家，没有孩子的人抬不起头。第二次做IVF后，确认是否受孕成功需要等待14天，那时候感觉像过了半个世纪。”刚拿到结果，他们就给所有人打电话。

亲戚们建议用他们的积蓄来帮助支付手术费用，这笔费用超过2.2万美元，这对夫妻二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在王芳和她丈夫工作时，他们的家庭月收入不到1200美元。

王芳说：”IVF不是一次性的，我们的积蓄在接受几个大项目后都用光了，我们不得不借钱继续之后的手术。如果这些费用中能有一部分由医疗保险支付，就像政府近期承诺的那样，这肯定会帮助我们缓解一些压力。”

每一轮IVF的费用为5000至1.2万美元，许多夫妇需要做四到五次，而每一轮的成功率大约为30%。林海威表示，根据新的政府措施，医疗保险可能会支付一轮IVF一半的费用。

政策尚未付诸实施，其细节尚不清楚，疫情的暴发也会拖延政策的推进。尽管如此，林海威仍然乐观地认为，这项政策的某个版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付诸实施。林海威的乐观也不是脱离现实的，他说：“当国家总体生育率和人民生育意愿都在下降时，很难指望我们所在的产业有多大的增长。”

中国与生育率有着复杂的关系，三十年来，官员们将家庭限制在生一个孩子的范围内，有时采取残酷手段达到这个目的。今天，中国有18%的夫妇受到不孕不育的影响，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5%左右。研究人员列举了几个因素，包括中国夫妇生孩子较晚，以及普遍采用堕胎措施等。专家说，这可能会影响整体生育能力。

32岁的苏悦从来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孩子，但她的丈夫和公婆却有。在这对夫妇尝试了几年后，她的婆婆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开始尝试试管婴儿，他们去年成功得子。

苏悦爱她的儿子，并亲切地称他为Cookie（小甜点）。但是，分娩使她失去了工作，她在远程工作时一直在进行母乳喂养，后来她的老板要求她到办公室去办公。

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千禧一代的一员，她对被迫辞职感到惋惜。她说：“试管婴儿的经历给我带来最大的压力就是我失去了工作。”

自从11月底受孕成功后，郭美艳一直在张家口的家中轻松度日。在农历新年期间，她和丈夫经营的火锅店一直业务繁忙。她还会在店里帮忙，并抽出时间为孩子织了两床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在床上休息。她说：“我一直不太舒服，头晕目眩。”

（今日汇率参考：1美元=6.78人民币；计量单位参考：1英里=1.609344 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