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的Tom Hancock，赵婧和Yujinig Liu报道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减税的政策。这个概念与供应经济学不谋而合，认为通过减税能让多余的收入重新流入生产和就业中，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做法也有争议，因为这有可能会增加赤字，并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中国已经接受了一个通常与保守派关联的思想流派：供应经济学。

北京本月宣布了2.5万亿元人民币（3933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这是连续第五年的减税，累计起来超过了9.7万亿元。按照目前的汇率，这比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颁布的1.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还要多。

在3月11日年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称减税是促进增长的最佳方式，将其比作“是施肥施到根上”。“退税降费是在做减法，但实质上也是加法，因为今天退，明天就是增，今天的减，明天就可能是加。”

李克强的说法，暗指供应方的核心概念，即减税会带来整体税收的增加。

然而，就像特朗普的减税一样，中国的减税也是有争议的。供应经济学的倡导者认为，允许企业保留更大份额的利润可以让他们促进投资和扩大生产。这些好处通过增加招聘和降低价格的形式，渗透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减税助长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并常常导致浪费性投资。他们说，财政支持最好针对家庭而不是企业。以上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将有助于决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

在中国，2021年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远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34%的平均水平。消费税和对公司利润的征税产生了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个人所得税只占一小部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依靠选择性的企业减税来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如提高研发支出，投资于包括微处理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在内的优先领域。国营的中国税务学会成员焦瑞金说：“需要用优惠的税收政策来引导供给侧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减轻企业的投资负担，这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以更加战术性的方式推行减税策略，以支持经济增长，例如减少针对因中美贸易战而遭受损失的小型制造商的征税。2020年，当新冠疫情冲击了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方面的支出时，减税达到了一个记录。这一努力，自2018年以来，税收收入与GDP的比例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削减增值税（VAT）和削减雇主对工人的医疗、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缴款。

毕马威中国的供应链负责人梁银乐（音）说：“减税和降费确实帮助甚至挽救了一些小微企业。更少的公司破产应该有助于限制失业。”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认为，在企业受制于稀缺的储蓄和高昂成本的情况下，供应方措施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他在一份说明中写道：“在我看来，问题是，中国私营企业受到的限制主要是需求方面的。”

他主张，政策“侧重于直接或间接促进需求的方式，包括通过提高工资和加大社会转移。”

中国地位最高的供应支持者李总理已经表示，他将在今年卸任，这让人们对中国政府的减税热情是否会继续下去产生怀疑。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赤字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了。高盛集团预测，作为国家支出和收入差距之间范围最广的衡量标准，今年的综合财政赤字率（augmented fiscal deficit）将达到GDP的13.1%，高于2018年的10%。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赵福昌说：“大规模的减税和减费是不可持续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赤字是一种风险。威拉姆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梁燕（音）说，由于公共部门的债务主要是用北京发行的货币，而且通货膨胀率很低，“在中央政府层面，并没有财政约束。”

还有一个问题是，减税是否与中国政府旨在遏制不平等的“共同富裕”议程相一致。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说，自2018年以来，中国的标准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3%，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要真正减少不平等，北京需要遏制对消费税的依赖，因为消费税是累退的（注：对穷人的影响比对富人的大）。

郝福满说，为了扩大税基，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对非工资收入（如资本收益）征收更高的税率，甚至可能引入财富和遗产税。

中国最近的一些减税措施倾向于使富裕阶层受益，北京在12月宣布延长对外国出生的专业人士的所得税减免，这些人的收入往往比较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毕艾伦说：“这对我们的许多公司来说是一种安心剂，在招聘和留住外籍人员的能力方面，它确实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