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政治学家佩普(Robert Pape)开始研究大约380人因1月6日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而被捕的原因时，他本以为会发现，2008年大衰退的持续影响，推动暴乱者走上了暴力之路。

但他却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民调和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袭击者来自这种地方：充斥着对少数族裔和移民权利的恐惧，担心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权利会挤掉白人的权利。

如果佩普周二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初步结论是正确的，将表明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之前。他补充说，在短期内，这项研究似乎把曾经被称为“大替换”(Great Replacement)的边缘右翼理论，还有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极右翼集会等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大替换理论认为少数族裔和移民正在寻求接管美国，后者发生时，一群白人男子拿着火炬游行，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

“如果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直都有一系列极右极端主义运动，针对美国新一波的移民潮，或少数群体的民权运动，”佩普说。“你可以在国会大厦的叛乱分子中看到一种常见的模式。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到中上层阶级的白人，他们担心随着周围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在未来会下降。”

在芝加哥大学智库“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的研究人员的帮助下，佩普进行的这项研究突出了一个事实——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县，最有可能产生叛乱分子。佩普认为，即使考虑到人口规模、到华盛顿的距离、失业率以及城乡位置等因素，这一发现也是成立的。

执法官员表示，1月6日有800至1000人进入国会大厦，检察官在过去三个月里追踪了其中许多人，他们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调查之一。在最近的法庭文件中，政府暗示，超过400人可能最终面临指控，包括非法入境、袭击警察和妨碍国会公务。

在他的研究中，佩普确定，在被指控的人中，只有大约10%是已建立的极右翼组织的成员，比如守誓民兵组织(Oath Keepers militia)或民族主义极端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但与其他做出类似发现的分析人士不同的是，佩普认为，剩下的90%的“普通”暴徒，是仍在聚集的右翼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显示出愿意“以暴力为核心”。

他说，大规模的文化变革，还催生了其他一些群众运动。例如，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了应对以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主的移民浪潮，一个由本土新教徒组成的团体“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K党经历了复兴，部分原因是意大利人的到来，以及美国黑人从南方农村到工业化北方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为了确定1月6日的游行为何演变成暴力活动，佩普将那天的事件与之前11月14日和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场支持特朗普的集会进行了比较。佩普说，虽然警方的记录显示，前两次集会后有一些街头斗殴的迹象，但与1月6日相比，被捕人数较少，指控也不那么严重。记录还显示，11月和12月被捕的人，基本上都住在离华盛顿一小时以内的地方，而1月被指控的大多数人则来自更远的地方。

佩普说，这几次集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佩普说，特朗普提前宣传了1月6日的集会，说它会很“疯狂”，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然后，他鼓励人们在国会大厦游行，而且是要“展示力量”。

佩普说，他担心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会再次召集类似的暴民，随着美国继续向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迈进，右翼媒体继续煽动人们对“大替代”的担忧，国会大厦骚乱背后的种族和文化焦虑不会消失。

“如果这一切真的植根于社会变革的政治，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靠执法机构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执法机构单独来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是政治暴力，不只是普通的犯罪暴力，这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战略手段。”

佩普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上，他在9·11袭击后使用了这种方法，创建了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数据库。他的研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多数的炸弹袭击者是世俗主义者，而不是宗教狂热者，他们自杀攻击并不是出于宗教狂热，而是对军事占领的反击。

美国官员最终利用这些发现，说服伊拉克的一些逊尼派教徒与他们的宗教盟友决裂，加入美国所称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所谓的“安巴尔觉醒”。

佩普回忆起他早期与自杀式爆炸者打交道的经历，暗示美国对1月6日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成型，就像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在9·11事件后缓慢增长一样。

他说，“我们确实仍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