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政治学家佩普(Robert Pape)开始研究大约380人因1月6日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而被捕的原因时,他本以为会发现,2008年大衰退的持续影响,推动暴乱者走上了暴力之路。
但他却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民调和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袭击者来自这种地方:充斥着对少数族裔和移民权利的恐惧,担心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权利会挤掉白人的权利。
如果佩普周二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初步结论是正确的,将表明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之前。他补充说,在短期内,这项研究似乎把曾经被称为“大替换”(Great Replacement)的边缘右翼理论,还有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极右翼集会等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大替换理论认为少数族裔和移民正在寻求接管美国,后者发生时,一群白人男子拿着火炬游行,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
“如果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直都有一系列极右极端主义运动,针对美国新一波的移民潮,或少数群体的民权运动,”佩普说。“你可以在国会大厦的叛乱分子中看到一种常见的模式。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到中上层阶级的白人,他们担心随着周围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在未来会下降。”
在芝加哥大学智库“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的研究人员的帮助下,佩普进行的这项研究突出了一个事实——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县,最有可能产生叛乱分子。佩普认为,即使考虑到人口规模、到华盛顿的距离、失业率以及城乡位置等因素,这一发现也是成立的。
执法官员表示,1月6日有800至1000人进入国会大厦,检察官在过去三个月里追踪了其中许多人,他们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调查之一。在最近的法庭文件中,政府暗示,超过400人可能最终面临指控,包括非法入境、袭击警察和妨碍国会公务。
在他的研究中,佩普确定,在被指控的人中,只有大约10%是已建立的极右翼组织的成员,比如守誓民兵组织(Oath Keepers militia)或民族主义极端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但与其他做出类似发现的分析人士不同的是,佩普认为,剩下的90%的“普通”暴徒,是仍在聚集的右翼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显示出愿意“以暴力为核心”。

他说,大规模的文化变革,还催生了其他一些群众运动。例如,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了应对以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主的移民浪潮,一个由本土新教徒组成的团体“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K党经历了复兴,部分原因是意大利人的到来,以及美国黑人从南方农村到工业化北方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为了确定1月6日的游行为何演变成暴力活动,佩普将那天的事件与之前11月14日和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场支持特朗普的集会进行了比较。佩普说,虽然警方的记录显示,前两次集会后有一些街头斗殴的迹象,但与1月6日相比,被捕人数较少,指控也不那么严重。记录还显示,11月和12月被捕的人,基本上都住在离华盛顿一小时以内的地方,而1月被指控的大多数人则来自更远的地方。
佩普说,这几次集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佩普说,特朗普提前宣传了1月6日的集会,说它会很“疯狂”,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然后,他鼓励人们在国会大厦游行,而且是要“展示力量”。
佩普说,他担心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会再次召集类似的暴民,随着美国继续向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迈进,右翼媒体继续煽动人们对“大替代”的担忧,国会大厦骚乱背后的种族和文化焦虑不会消失。
“如果这一切真的植根于社会变革的政治,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靠执法机构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执法机构单独来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是政治暴力,不只是普通的犯罪暴力,这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战略手段。”
佩普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上,他在9·11袭击后使用了这种方法,创建了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数据库。他的研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多数的炸弹袭击者是世俗主义者,而不是宗教狂热者,他们自杀攻击并不是出于宗教狂热,而是对军事占领的反击。
美国官员最终利用这些发现,说服伊拉克的一些逊尼派教徒与他们的宗教盟友决裂,加入美国所称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所谓的“安巴尔觉醒”。
佩普回忆起他早期与自杀式爆炸者打交道的经历,暗示美国对1月6日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成型,就像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在9·11事件后缓慢增长一样。
他说,“我们确实仍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