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评价了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一生。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江泽民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党史许多分析家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领导人。

在突然被提拔的时候，尽管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前上海市长，并且已经担任了两年的十三届政治局委员，但对外界而言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物，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他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高级别政治靠山，与当时党内主要的派别没有真正的关系，与军方也没有关系。除了上海一地之外，没有其他地区的政治基础。

江泽民是邓小平根据党内其他元老的建议亲自挑选的，因为在党的时任领导人赵紫阳被清洗和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之后，他是一个很好的妥协性人选。

江泽民于今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96岁。事实证明他具有非凡的持久力，整整掌舵了15年，直到2004年终于放弃了他的最后一个职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此前他还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放弃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等其他重要职位。即使在他退休后，江泽民仍继续在幕后发挥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继任者胡锦涛执政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影响着精英政治和政策走向。

令人遗憾的是，江泽民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赞成晋升习近平为政治局常委，为习近平的崛起扫清了道路。虽然不能说习近平是江泽民的门徒，但至少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他就出现在江泽民的视野里。

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王冶坪，经常在风景优美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度假，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习近平。江泽民已经开始赞扬“浙江模式”，即习近平的经济发展方法：以私营经济部门为驱动。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江泽民没有公开谈论过习近平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然而，人们可以想象，他对习近平的看法应该是很不满意的。提及习近平的政策和他的领导风格时，他已经变成了江泽民的对立面。

立足

在任期的早期，鉴于江泽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他在党内赢得了“花瓶”这个具有轻蔑含义的绰号，因为他具有观赏性，但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外国对江泽民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是一个缺乏智慧和个性的沉闷官僚。但随着时间推移，江泽民在国内巩固了权力，在国外赢得了尊重。

显然，他与绰号的描述恰恰相反。

江泽民表现出活跃和生动的个性；他热情好客，甚至很自负。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领域和外国文化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江泽民绝不是一个官僚机器人，他对政策有自己的想法。他了解科学和工业现代化的复杂性，还掌握了建立官僚联盟和平衡对立派别的艺术。

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控制和宽容之间的微妙平衡有敏锐感觉。

江泽民出生在扬州的一个富裕家庭。扬州是中国东部靠近长江的一个迷人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商业遗产，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华传统帝国时期。在中学阶段，江泽民接触了各种文学、哲学、历史、外国文化和语言、科学和音乐。

他是一名出色的二胡演奏者，二胡是一种古老的中国弦乐器，他也是一名熟练的钢琴演奏者。他还涉足小提琴，喜欢唱歌。他的曲目包括从猫王的情歌到意大利的歌剧。2001年，当意大利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访问北京时，江泽民与他一起在舞台上演唱《我的太阳》。

扬州中学的教育深受西方（主要是美国）课程的影响。在中学时，江泽民就开始学习英语，主要是通过背诵演讲，比如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后来他很高兴地为来访的美国人逐字逐句地背诵这些演讲。

江泽民自己把这个阶段称为他的“资产阶级”教育阶段。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认为只有西方科学才能使中国现代化。他这一代人深受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的若干观念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也鼓吹科学和民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药方。

后来，江泽民在南京著名的国立中央大学学习电气工程，这个大学在他就读期间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并于1947年毕业。他的所有课程、教材和作业都以英语为准，从而使江泽民进一步掌握了这一语言，他通过阅读英语文学和观看美国电影来补充他的课堂学习。

他后来回忆说：“我接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教育。”

江泽民的英语绝非流利，但足以在他的一生中进行基本的对话。令人惊讶的是，在毛泽东的许多反美和反智运动中，他的美国式教育背景并没有使他在政治上付出代价。保护着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抚养江泽民的叔父和嗣父（江上青）是一名共产党员及烈士。

此外，江泽民本人很早就拥护共产主义事业，在大学期间就成为亲共的活跃学运分子，并于1946年入党。

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建立后，江泽民开始了他在重工业部门的长期职业生涯。他被迅速分配到上海的工业规划机构，然后到北京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译注：主管民用机械工业、电信、船舶工业），然后到中国东北的吉林省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5年，江泽民是被派往苏联接受苏联重工业系统培训的700名中国人之一。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汽车厂工作了两年，近距离观察大规模生产线的运作和计划经济体系的运作。他还学会了说俄语和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并在与苏联专家的伏特加酒会上陶醉于俄罗斯歌曲。江泽民是中苏团结时期的代表人物。

回国后，江泽民被重新分配到庞大的长春汽车生产基地。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工业规划机构中三十年的工作历程。江泽民专攻电子工程，在中国的机械制造部门工作，这些部门是中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核心。与其他大多数干部一样，江泽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所谓的五七干校进行了两年的体力劳动，但在1971年，他被幸运地派往国外，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

数十年时间里，江泽民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是在工业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才在党内担任第一个行政职务。1984年他担任电子部的党委书记。在那里，他于1985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两年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

江泽民巧妙地设法驱散了1989年5月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中国其他几十个城市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关闭了偏向自由派的《世界经济导报》。这些行为使他引起了邓小平和北京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当时正为如何结束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苦恼。

根据党内元老的建议：邓小平决定让江泽民接替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后者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前夕被逐出权力核心而失势的。

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在他任职的最初几年，江泽民在邓小平的阴影下执政，尽管邓小平已经辞去了所有职务，不再有正式权力。

江泽民逐渐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建立权力基础，并制定政策。对于那些把江泽民描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官僚机构产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展。

江泽民是如何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来任期最长的领导人的？他敏锐地将自己的官僚背景转化为政治优势。中国虽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但它仍然有不同的体制内人群构成了“选民”。这些“选民”有地理上的、派系上的、机构上的、有靠山嫡系的的和官僚上的。

江泽民通过培养党、政府、军队和国内安全机构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克服了自己最初的弱点。在每种情况下，他都顺应了他们各自的机构偏好，并使之成为自己可用的机构，有效地收编了他们。然后，他向他们提供资源，并提拔他们到上层职位。

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成功的秘诀都是让选民相信你已经了解他们的需求，赞同他们心目中的优先事项，并将捍卫他们，然后向他们提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与那些只执行上级指示和政策的列宁主义的官僚们不同，可以说江泽民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例如，江泽民正是利用这种品质，来克服他自己与人民解放军之间此前缺乏联系的弱点。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江泽民访问了当时中国七个军区中的每一个，以及解放军的所有四个总参谋部，告诉高层他们想听的话，提拔他们的军官，并为军队增加预算和资源。

这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它使江泽民不仅继续掌权，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任期内，江泽民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克服了天安门大屠杀后的国际谴责和孤立，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主持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工作，恢复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其治下开始了中国国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水平经济增长。

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重新启动了一系列隐蔽但重要的政治改革，其中包括“三个代表”，这是一项吸纳中国商业精英和企业家入党的倡议。

从1992年开始，江泽民率先鼓励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即走向世界。同年，他在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在2000年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开发中国西部偏远省份如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的计划。

见过世面的人

江泽民显然喜欢外交政策，他在这方面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他特别喜欢与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进行双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他外向的性格经常在镜头前展示。他还乐于在多边论坛上与其他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和合影。

江泽民在这些场合经常把官方的谈话要点扔到一边，做即兴发言。之后，他的助手往往会将准备好的文字版本塞给他们的外国同行，以澄清事实。江泽民笑起来的时候会咯咯直笑，对于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他异常的热情好客，因为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是严格按照剧本行事的。

不过，他还有一个不幸的嗜好，就是在公共场合梳理头发。

江泽民标志性外交政策成就之一是在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国被孤立的环境下修复与华盛顿的关系。1996年和1997年，他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进行了互相的国事访问。

江泽民的另一大成就是与莫斯科的关系。在他任期的早期，即1991年，苏联内爆解体。这一事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创伤，特别是因为它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之后。江泽民很快与俄罗斯新任总统叶利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1992年至1997年期间与莫斯科签署了一系列全面的双边协议。他在20世纪50年代习得的俄语和对俄罗斯的熟悉对他很有帮助。

同时在中共内部，江泽民治下的中共，对苏联解体原因做了系统分析以及重视其对中国的教训。在江泽民得力助手曾庆红的监管下，这一困难的研究项目没有形成共识，而是对苏联的错误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其中一派认为，苏联的最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体制的崩溃负有全部责任，苏联共产党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改革行动，使体制和社会自由化，并将党与军队分开。这个保守阵营的结论是：中国必须抵制改革的冲动，而是收紧现有的制度。

另一派的观点则截然不同：苏联的崩溃是由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几十年的体制僵化，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改革，而在于改革来得太晚，以至于体制无法吸纳冲击。如果中国共产党要避免同样的崩溃命运，这个更为自由化的学派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必须以一种谨慎的方式进行改革和开放。

江泽民本人也赞同这第二种观点，而且在他执政期间，这种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因此，中共进行了广泛的体制改革。它更加顺应民意，放松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容忍相对开放的媒体和学术自由，允许党内的反馈机制，并在制定政策时变得更加透明。

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江泽民的国内政绩远非完美无缺的胜利。诚然，他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人们对其统治的最初期望，并在从军队到高等教育到农村、工业等各个方面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遗产。

然而，也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社会不平等现象加深了，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9年江泽民接任时的0.35，上升到2002年他从总书记位置上卸任时的0.45。官员腐败泛滥，社会犯罪率明显上升。

江泽民也有其压制性的一面。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严打”口号下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犯罪的运动中，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大赦国际组织记录了这十年间近2万名中国人被处决。江泽民与镇压法轮功学员的关系更为密切，法轮功是一种强调冥想和呼吸练习的准宗教精神运动。江泽民还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向中国的年轻人灌输思想。

然而，总的来说，江泽民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花瓶。回过头来看，在习近平独裁统治的十年之后，江泽民那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开放，当时中国的全球声誉也更加积极。

外界不知道江泽民个人对习近平及其统治有什么看法，尽管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有传言说他非常不高兴。退休后的江泽民在官方场合与习近平一起出现的几次，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明显的温度。毕竟，他们两人对苏联的灭亡以及对中国和党的教训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

两位领导人不同的执政风格，在于他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两人都致力于加强共产党，避免苏联式的内爆，但江泽民寻求的是一个更加开放和灵活的党，而习近平则把它变成了一人独裁之下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