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彭博发表评论，分析了中国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中产阶级力量。这次抗议活动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活跃程度，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而领导层可能未来也要面对其政治觉醒带来的更多冲突。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神话需要数年的时间来传播，而戳穿只需要几天。

除了让似乎毫无准备的当局感到震惊之外，中国主要城市最近发生的疫情抗议活动，也打破了关于中国的两个持久的神话。

一个明显的神话是，中国号称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的优越性。执政党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主要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比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抑制疫情方面做得更好。随着新感染率升至创纪录水平，公众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中国的战略及其背后的政治体系显然正在失败，而不是成功。

另一个被揭穿的神话是，党成功地拉拢了中产阶级。考虑到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大学生似乎是抗议者的主体，我们需要问一问，世界是否过早地将中产阶级排除在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力量之外。

根据民主化理论，中产阶级的崛起与自由的扩大密切相关。但是看上去中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过去40年里，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大约4亿中国人一跃成为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28%）。城市中，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同，约63%的城市家庭，年收入超过3.4万美元。这个群体没有积极呼吁扩大人权或法治。

对于他们明显的政治冷漠，通常的解释是，党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他们的忠诚。此外，那些在一党专政下过得不错的中国人，如果要求政治权利，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

然而，尽管这种解释听起来貌似有理，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活跃程度，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他们在迫使政府放弃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

2008年，上海市政府计划将磁悬浮列车服务延伸到某社区，一些业主对此表示不满，并举行了示威活动，最终导致项目被放弃。同年，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厦门居民走上街头，封锁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健康和房产价值。

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两个。中国中产阶级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成员有选择性地谨慎战斗，不是直接挑战党的统治，而是在健康和财产权利受到威胁时表明立场，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召集足够多志同道合的潜在受害者，一起加入抗议。

中产阶级的抗议，之所以比不太富裕的群体（如外省移民和农民）的抗议更成功，是因为这一群体拥有足够的政治头脑和资源，可以在不承担过多风险的情况下，从当局那里获得让步。

在2008年成功的反磁悬浮抗议活动中，市民们用手机组织了一场“集体散步”，而不是“示威游行”，穿过上海市繁忙的闹市区。

如果说捍卫财产权在过去点燃了中产阶级的行动主义，那么最近的反封锁抗议活动表明，更明确的政治关切现在可能会鼓舞这个处于战略地位的群体。

当然，作为中国“清零”运动的一部分，无休止的封锁给中产阶级带来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许多小企业倒闭了。包括专业人士和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就业前景黯淡。

但最终让这群人站出来的并不是经济困难。相反，是一种感觉，即他们的政府在抗击疫情斗争中让他们失望了。尽管经历了不断的检测和任意的封锁，但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市居民看不到疫情结束的迹象。

如果说党和中产阶级之间曾经有过一种社会契约的话，这种契约现在已经破裂了。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发现，如今的领导层既无能又迟钝，而不是一个偶尔会对他们的担忧作出回应的称职政府。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很难扭转这一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他的政府能用来安抚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更少。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严格的社会控制和对异见的不容忍，将导致许多中国中产阶级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并憎恨自己在政治上的边缘化。

无论党的领导人对最近的示威活动有多惊讶，他们都应该做好准备，面对与一个可能刚刚开始政治觉醒的群体发生更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