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4日，12岁的女孩萝拉·达维特（Lola Daviet）放学后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在当天下午报警，女孩随即被报在巴黎19区失踪。

萝拉的父亲正是他们所住的住宅楼的管理员，通过大楼监控录像，他发现女儿在放学之后跟随一陌生女性进入了住宅楼。陌生女子在约两小时后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手上拖着一个看似沉重的黑色行李箱离开大楼，而萝拉却没有再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14日晚，一位同楼居民在住宅楼的花园里发现了掩盖在塑料布下的行李箱，行李箱内正是失踪女孩萝拉的尸体。

根据目击者与警方的消息，萝拉的尸体上可见多处割伤，主要集中在面部与脖颈处。萝拉的身体也有被殴打与疑似性侵的痕迹。最终致死的原因被认定为窒息。巴黎警方在案件发生的24小时之内展开了调查，并于10月15日上午逮捕了与案情直接相关的两位犯罪嫌疑人：24岁女性达赫比亚·本克雷德（Dahbia Benkired），以及协助她藏匿的一位43岁男性（姓名未公布）。

达赫比亚目前仍被拘禁并已接受多次审讯，最终会以“谋杀和强奸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并涉及酷刑和极端暴力行为”的罪名被起诉，但在这起恶性谋杀案之外，萝拉之死正成为法国右翼向主流政治发起又一轮进攻——并承受反扑——的契机。

成为符号的萝拉

从逮捕后披露的审讯和调查细节来看，达赫比亚的精神状态明显不稳定：她的姐姐透露，达赫比亚长期处于失业与居无定所的状态中，常常会半夜惊醒说一些没有逻辑的话。达赫比亚在审讯过程中同样表现得反复无常，此前她在讯问中称，盯上萝拉的缘起是因为她在试图向萝拉的母亲索取进入大楼的门禁卡时遭到粗暴拒绝，因此感到情感上受到伤害，但在之后的听证会中，达赫比亚又完全推翻了自己的这一套说法。

目前没有准确的信息可以求证达赫比亚真正的杀人动机，但警方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随机杀人事件。案件审理方现在更关注的问题在于达赫比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在实施犯罪时是否正处于精神失常（比如出现幻觉、失去判断力）的状态，这可能会影响案件未来的整理结果。

但对于法国政界来说，事件的重心已经偏离了调查细节，而转向了此案发生的另一个背景信息：达赫比亚为阿尔及利亚公民，在2016年以留学签证进入法国，其居留证明早在2018年就已过期，且并未完成居留更新手续。2022年8月21日，达赫比亚因居留身份过期在巴黎奥利机场被拦截，并被告知需履行在30天内自主离开法国领土的义务（OQTF：Obligation de quitter la France）。

触动右翼政客注意力的点在于，如果达赫比亚按照当时的警告离开法国，那么她就不会有机会在一个月以后的巴黎19区见到萝拉，当然更没有机会杀害她。

而按照这样的推理，现任法国政府才是应当为执法不力并导致萝拉遇害负责任的一方。

国民阵线（现名“国民集会”）创始人玛丽娜·勒庞在议会上发言称：“萝拉案只是很多类似案件中的一个。像这样实施野蛮行为的嫌犯本就不该出现在我们的领土上。许多违法犯罪行为就是由这些我们不愿意且没能力遣返的非法移民所犯下的。” 极右翼政党再征服（Reconquête）创办人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在推特上发文写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保护我们的孩子？这些攻击总是由同样的人犯下，总是以同样的人为代价。”

作为回击，法国现任总理伊丽莎白·博恩（Élisabeth Borne）指责右翼和极右翼利用谋杀案谋取政治利益，同样表达出批评意见的还有法国司法部长埃里克·杜邦·莫雷蒂 (Éric Dupond-Moretti)，他指出“像使用凳子一样使用一个12岁孩子的棺材 ”是可耻的。

巧合的是，萝拉案发一个月前，埃里克·泽穆尔刚刚为传播他的政治观点、比照Femicide这一术语（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创造出了一个衍生词汇“Francocide”，意指针对法国人的仇恨犯罪。他在再征服党的一次暑期集会中说：“比起一个女人被男人谋杀的新闻，法国人因其法国身份被（移民）谋杀、强奸、殴打、攻击是一个政治事实。”

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萝拉死后，社交网络上对于“Francocide”的讨论迅速回暖。

法国女性主义者并不欢迎这种“文化挪用”。就任于妇女基金会的女性主义者Anne-Cécile Mailfert强调说：“我们不是通过操纵术语来引起恐惧，制造焦虑。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是一个基于历史现实的术语……它表达的是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她指出，相较而言，法国显然并不存在可能导致法国人成规模死亡的歧视性制度。

部分由于右翼势力在这件事上掀起的巨大风浪，10月18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接待了萝拉的父母，并在19日以“纪念萝拉”为主题召开了内阁会议。

但这没能阻止一天后右翼在巴黎市中心以萝拉事件为由头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对于本就对移民话题极为敏感的法国右翼来说，萝拉之死成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完美话头。抗议活动吸引了来自法兰西运动组织（Action Française）的君主主义者，穿着帽衫带着面具的Zouaves青年（注一），以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Civitas。在大雨和闪电切断集会之前，示威者先是齐唱了法国国歌，并有 “ 遣返‘移民’！（注二）恋童癖去死！这是我们的家！”的喊声短暂响起。

除了巴黎，同样主题的抗议活动也在短短两天内席卷了全法国。

10月22日，悲痛的萝拉父母对外发出讯息，希望各界放过自己的女儿，不要再出于政治目的而以任何形式使用萝拉的名字和照片。10月24日，萝拉的葬礼在巴黎举行。

正在右转的法国

今年6月，法国选民创纪录地选出了89名“国民集会”（原名“国民阵线”）代表进入下议院，使该党从只有8席的边缘党派一举跃升为共设有577个席位的法国下议院的第二大党，也即主要的反对党。5月刚刚在总统大选中再次负于现任总统马克龙的“国民集会”创始人、右翼政客代表勒庞，由此已真正成为法国主流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而为了柔和本党过往的激进形象，争取更多选票，勒庞在过去十年里对自己所领导的党派力行改革，约束了过分激烈的言行，甚至在萝拉一案当中，国民集会党员也被要求不得参加极右翼势力所组织的这一系列悼念和抗议活动——而将政治光谱中更“右”的位置让给了泽穆尔和他的“再征服”党。

从选举结果看，勒庞的策略卓有成效，她和国民集会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强力推动了法国政治中右翼的“主流化”趋势，而始终没有被放弃的非法移民议题，又是这一波浪潮中的核心。

近期，马克龙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难题，比如因炼油厂和油库的罢工引起的加油站大面积断供，以及因基本食品与生活成本飙升而引起的抗议。历史上，法国右翼一直善于抓住民众对主流政客的不满情绪，如今生活的困顿更让公众舆论中的种族主义情绪出现合理化趋势：萝拉案发生以后，法国一家电视台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几乎六成法国人支持对无证移民进行拘押，法国政府发言人奥利维尔·维兰（Olivier Véran）也承认，“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

2021年，法国大幅度削减了对北非国家（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签证数量。根据SchengenVisaInfo的一份报告，法国在2021年拒绝了32000份阿尔及利亚国民的签证申请，相当于阿尔及利亚国民的签证申请的40%，法国的拒签率占阿尔及利亚国民签证总拒签率的80.5%。

在遣返非法滞留的问题上，马克龙政府显然也遇到了执行上的困难。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上半年有超过6.2万人被政府认定为非法滞留并被命令离开法国领土，但只有不到6%的人真正离开了法国。自马克龙2017年当选以来，这个数字从未超过15%。尽管右翼认为萝拉案件发生的原因起源于嫌疑人没有能被及时遣返，但在嫌疑人没有犯罪记录且没有被标记为‘对国家具有潜在威胁’时，不强制安置或遣返而是给予她30天时间自主返回原籍是符合现行法律与程序标准的。

也许这正是右翼支持者们希望改变的东西，只是体面、恐惧、政治传统与现实不满之间的边界，仍难于拿捏。

在此次萝拉案件发生之后，法国作家拉斐尔·恩多芬（Raphaël Enthoven）在回复埃里克·泽穆尔的推特帖中犀利地写道：“如果受害者是法国黑人穆斯林，而罪犯是波兰白人天主教徒，或许反对‘Francocides’的抗议就不会那么热烈了。” 当然，这一假设是有情绪性的出发点的，也没有办法证明这样的反事实。但是，像这样对于萝拉案件嫌疑人身份的讨论揭示的正是抽象的身份标记和粗暴的身份主义对一个或简单或复杂案件的消耗。

萝拉案后不到一个月，法国下议院又发生了“国民集会”议员格列高利·佛尔内斯（Grégoire de Fournas）向北非裔左派议员卡洛斯·比龙戈（Carlos Martens Bilongo）大喊“回非洲去”的闹剧，但这一次，事件引起了议会内外的普遍抨击，勒庞十年来对自己的政党“去妖魔化”的尝试也再一次遭遇挑战：法国选民关心移民问题，但他们还没有激进到支持种族主义的地步。

几天前，由于与意大利之间的难民接收摩擦，法国例外允许了人道救援船只“大洋维京号”靠岸，勒庞与泽穆尔再次先后发声，抨击马克龙政府在以各种形式向非法移民“开绿灯”。萝拉已经逝去，等待达赫比亚的是漫长的诉讼程序，而法国政界的移民题目，还将继续发酵下去。

注一：暴力的极右团体，成立于2018年，活跃在巴黎。他们起源于联合防卫集团Groupe union défense (GUD)和流氓运动。2022年1月，该集团被政府要求解散。

注二：Remigration：指的是强迫或推动非欧洲族裔的移民，通常包括他们的后代，回到他们的种族来源地，而不论其公民身份如何。

作者/ 阿依达

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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