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访华前夕，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虽然承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德国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经济与中国脱钩，仍存在分歧。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太高，并没有太多活动空间。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很少有一项交易会遇到政府如此强烈的反对。

上个月，有六个德国部委站出来，反对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收购汉堡集装箱码头股份的计划。

但计划还是通过了。

在德国内阁，确保其安全通过的人是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他坚持做出妥协：中远公司将不得不接受持有25%的股份，而不是最初提议的35%。

但德国外交部仍然反对，即使在朔尔茨的推动下。国务秘书苏珊娜·鲍曼给朔尔茨的幕僚长沃尔夫冈·施密特写了一封愤怒的信，说这项交易，“大比例地增加了中国对德国和欧洲运输基础设施的战略影响，以及德国对中国的依赖”。  

然而，朔尔茨显然不能看到交易的失败。周五，他将成为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第一位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如果取消中远集团的交易，将给这次对北京和柏林都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出访蒙上一层阴影。

然而，中国观察家们认为他的干预令人费解。位于纽约的智库荣鼎咨询的诺亚·巴尔金说：“这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出访前给新上任的习近平送了一份礼物，一份他没有义务送的礼物。”

中远集团事件也让那些希望朔尔茨对中国采取新方法的人失望了，他们希望他与默克尔时代的重商主义彻底决裂。  

去年由朔尔茨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派的自由民主党谈判达成的联盟协议，因其对中国的批评语气和对人权的关注而引人注目。但汉堡港交易显示，绿党和社民党的部分成员对未来的中德关系，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

自上个月的中共二十大以来，绿党对中国的怀疑态度只增不减。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全部任命忠诚于他的人，巩固了他作为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的地位。

中国走向一人统治，再加上其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混乱、对台湾的剑拔弩张以及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默许，使这个曾经是德国企业最兴奋的市场之一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

德国正被一种恐惧所困扰，即历史可能会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德国几十年来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愚蠢的。现在，悲观主义者担心，德国可能要为其对中国更深的依赖买单，而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机械、化学品和汽车的最大市场之一。

上个月，德国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托马斯·哈尔登旺在联邦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总结了这种担忧。他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对德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大得多。

他说：“俄罗斯是风暴，而中国是气候变化。”

许多人焦虑的焦点是台湾

习近平关于“统一”的言论引发了对中国可能计划入侵这个岛的担忧，此举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并可能使中国与西方世界脱钩。在由此产生的动荡中，德国公司可能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之一。这对德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个经济体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中挣扎，并在经济衰退边缘徘徊。

德国总统、前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说，德国必须从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他上周对德国公共广播公司说：“这个教训是，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必须减少我们畸形的依赖性，这尤其适用于对中国。”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对中国的态度，这一过程将在明年随着新的 “中国战略”的提出而得到实现，这个战略旨在以更现实的术语重新描述这种关系。

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在接受采访时说：“它将把中国认定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把共产党视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这个战略的部分规划，是评估德国公司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紧张局势升级时的脆弱性。一位官员说：“可能有一天，中国市场不再对我们开放。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不能再说这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防止这成为对德国公司的生存威胁。”

这种反思是由绿党推动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持不信任态度。自从去年12月进入政府以来，他们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政策上打上怀疑中国的烙印。

德国对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来自绿党的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上个月告诉《南德意志报》：“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在生存上，依赖任何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国家。经济上基于‘希望原理’完全依赖他人，使我们有可能受到政治勒索。” （希望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强调乌托邦式理想，也包含鼓励成功而非失败）

但是，正如关于中远集团交易的争论所显示的那样，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贝尔博克强调与北京打交道的风险，而朔尔茨则一再警告切断与中国关系的负面后果。

这位总理上个月在一个商业会议上说，“脱钩是错误的答案。”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曾任汉堡市市长的朔尔茨长期以来认为，德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

他在2018年指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谁在房间里，你就跟谁跳舞。这句话适用于村里的迪斯科舞厅，也同样适用于世界政治。”

不过，另一方面，基本的风险管理决定了公司要在其他市场上实现多元化。他在8月说：“这是商学院第三学期教给你的一个基本课程……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适用于进口和供应链，也适用于出口。”

这也是其他知名内阁人物正在推动的一个信息。林德纳在采访中说：“德国企业最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开辟新的市场，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投资，以淡化中国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

他说，“突然脱钩”将破坏全球化的许多经济利益和福利收益。但他补充说，中国本身已经在采取行动，“将其部分经济与全球分工脱钩”，这应该是一个行动的触发点。他说：“使我们的技术和供应链多样化将加强我们的韧性。”

不过，朔尔茨政府的问题是，德国一些最大的公司似乎并没有听从这一信息。许多公司非但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反而在加倍投资。

例如，巴斯夫在7月宣布，它已经最终批准了在中国南部城市湛江建造一个大型新工厂的计划，计划将耗资100亿欧元。同时，它还计划“永久”缩减其在欧洲的业务，它说高能源成本已使这个地区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巴斯夫首席执行官马丁·布鲁德穆勒为这种做法辩护，并抨击了批评他在中国投资的人。他上周说：“我认为迫切需要停止对中国的抨击，更自我批判式地审视我们自己。”

专家们说，巴斯夫没有什么选择，只能把精力放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中国政府顾问王义桅说：“中国拥有世界上60%的化工企业和人才以及40%的资源，如果他们不在中国投资，他们会去哪里？”

巴斯夫并不孤单。德国折扣店奥乐齐正计划在中国开设数百家新店。汽车供应商海拉正在将其在上海的工厂的产能提高一倍。而西门子上周表示，它正计划在中国大力扩张其“数字产业”部门。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仅在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就达到创纪录的100亿欧元。这个研究所研究报告的标题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全速前进》。

部长们被这样的统计数字惹恼了，正在采取行动。他们选择的武器是政府为在新兴市场的德国公司提供的担保，以保护他们的投资免受政治风险。

5月，哈贝克任部长的经济部拒绝延长大众汽车对中国的投资担保，理由是新疆西部地区的穆斯林维吾尔人受到压制。这个部门目前正在制定计划，以限制对中国的此类担保的数量。

一位官员说：“这些担保……现在大量向中国倾斜”。

另一方面，柏林的许多人对这些举措是否有很大影响表示怀疑。证据表明，如果有必要但没有担保的话，企业将继续在中国投资。官员们承认，他们对企业决策者的影响力很小。

这位官员说：“如果巴斯夫公司的布鲁德穆勒认为在中国投资100亿欧元是正确的事情，这最终是巴斯夫股东的问题。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向公司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他们的股东支持这样做……好吧，但请不要指望德国政府为其提供担保。”

然而，其他人说，无论政府如何劝说，都无法说服德国公司离开中国。

据一位官员说：“你和商人交谈，他们会说，人们都疯了吗？他们说，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财富来自哪里?”

“双赢”的时代

多年来，德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中国市场对德国工具、冰箱和汽车的胃口似乎无法满足，而德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推动了上个十年的经济繁荣，这是德国战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之一。2021年，中国连续第六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德国货物贸易的9.5%。

前任总理默克尔频繁地访问中国，在她担任总理的16年里，她去了12次，经常有庞大的商业代表团陪同，象征着这种密切的关系。她偶尔会批评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但经济关系始终处于首要地位。

用默克尔常说的一句话来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双赢”。当中国允许外国汽车品牌通过与国有制造商的合资企业进入其市场时，像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很快就能进入这个国家迅速增长的消费群体。而德国机械、部件和化学品的进口有助于推动中国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和建筑业。

因此，德国在中国市场的足迹不断扩大。大众汽车现在中国销售40%的汽车，中国占西门子收入的13%，占巴斯夫收入的15%。德国最大的智库Ifo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46%的工业企业依赖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

但多年来，中国公司已经通过公平的手段和犯规的方式，逐渐超越了许多德国伙伴。

在2010年代中后期，中国宣布了一系列增加国内创新和减少对外国技术依赖的目标。德国机械商业协会列出了这给其公司带来的问题：对国内竞争对手的补贴，歧视外国公司的标准制定，以及持续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

中国学者王义桅说，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德国越来越将其视为对手的原因之一。

他说：“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已经动摇并挑战了德国制造业的优势，特别是德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得到。但同时，这些公司又不能离开中国。”

然而，传闻表明，有些公司正在或者至少正在考虑他们的选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虽然大公司留在原地，但“其他部门，主要是中小企业，正在将他们的中国业务置于自动驾驶状态，并在世界各地寻找替代方案”。

他补充说：“企业耗不起，等不到中国理出其新冠退出战略的头绪。”

根据智库Ifo最近的调查，近一半从中国获得大量物资的德国制造商计划减少其中国进口。当被问及原因时，79%的人提到了“供应链的多样化和避免依赖性”。  

推动这一发展的一个因素，是金融部门对过于依赖中国的风险看法发生了变化。

经济部国务秘书布兰特纳最近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说：“看到美国的评级机构……现在包括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这实际上很有意思。如果欧洲公司不进行多元化，他们的再融资可能会变得非常昂贵。”

目前，那些严重暴露在中国市场的德国公司已经面临着业务上的实际问题。德国工商会协会负责人马丁·万斯勒本说：“我们正在收到第一批德国小型企业的反馈，如果他们说某些部件只来自中国，来自他们在中国的工厂，他们就会被拒于国际招标之外。”

汉堡码头

正是在德国关于中国的持续辩论中，关于中远集团在汉堡投资的争论突然成为中心议题。

在去年达成的一项交易中，中远海运港口公司将以6500万欧元的价格，从汉堡港口与物流公司手中收购汉堡港福地（Tollerort）集装箱码头的35%。但这个交易首先必须得到德国内阁的批准，而六个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此交易。他们认为，不应该允许中国公司收购德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朔尔茨的助手为这个交易辩护，认为中远集团“只是”购买了汉堡港众多码头之一的运营商的小部分股份，而不是港口本身的股份，因为港口大部分是国有的。中远集团已经在其他欧洲港口，如英国的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拥有权益。而阻止这笔交易可能对汉堡的利益不利。一位官员说：“它有可能失去中远的业务”。

然而，其他部门也发出了警告。一些官员将这个交易与在过去十年中与俄罗斯的交易相提并论，德国将最大的一些天然气储存设施出售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朔尔茨坚持要达成妥协。上个月末，中远公司被告知它只能获得24.9%的股份，并且对战略业务或人事决策没有否决权，这就出现了妥协。

大多数部门勉强接受了这一妥协，但贝尔博克的外交部没有，它继续反对中远的交易。

德国欧洲事务国务部长安娜·吕尔曼在一份议定书通知中说，中国已明确表示“它准备采取经济措施，来实现政治目标”。允许出售码头股权“将使中国有能力，利用德国和欧洲的部分关键基础设施来实现政治目的”。

位于纽约的智库荣鼎咨询的诺亚·巴尔金说，通过推动中远的收购，朔尔茨让中国做事变得太容易了。他说：“中国需要德国，尤其是在美中竞争升温的时候。所以朔尔茨有一定程度的筹码可以利用。但从他发出的信息来看，他看起来是在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