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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女大学生的抗议日记:为了一段30秒的视频,神秘人找上门没收了我们的手机

经济学人旗下的1843杂志刊发了一名匿名伊朗女学生的日记。在阿米尼之死引发的全国抗议愈演愈烈之时,她也遭受了被神秘人士找上门、没收手机的威胁。尽管充满恐惧,但她无比坚定,表示自己要抗争到底。

10月1日,在阿姆斯特丹抗议伊朗政权的游行。PersianDutchNetwork,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22岁的马赫萨·阿米尼因穿着“不得体”而被拘留并死亡,引发了伊朗近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权对此严厉镇压。警方多次使用警棍、电击枪和霰弹枪驱散示威人群,巴斯基(basij)也加入其中。

巴斯基是一支由忠于政府的武装人员组成的志愿军,配备手枪。伊朗情报机构的特工一直在挨家挨户搜查,没收电话,散布恐惧情绪。防暴警察逮捕了大学里的学生。人们收到鼓励他们举报邻居的短信。一些伊朗人报告说,听到从被征用为拘留中心的仓库里传出的尖叫声(监狱显然已经满了)。德黑兰以外的镇压最为严厉;据报道,在一些地方,安全部队向人们的住宅开火。

尽管有镇压,女性仍然走上街头。

德黑兰的一名女大学生从骚乱开始就一直在抗议,她记录了一周的日常生活:示威、暴力、不停地吸烟和多疑。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首都的一名男子表示:“气氛很平静,但又不平静。很激烈,但又不激烈。不过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你可以从空气中感觉到。”

10月4日星期二

昨晚我在街上唱着歌。我们大约有100人。在抗议的第一天,我感到孤独和胆怯,但现在我感到坚强。然后,一名和警察在一起的巴斯基士兵用枪威胁我,并开始对我大喊大叫。他踢了我的侧身,我摔倒了。混蛋。

“我要自由!”我说,几乎要哭了。在那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跑了,我们走散了。

今晚非常安静。到处都是身穿浅绿色制服的警察,还有身穿黑色制服的防暴警察,和疲惫不堪的巴斯基。我没有加入抗议团体。当我看到不戴头巾的女性时,我会说“Zan, Zendegi,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这样她们就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也不短,但我希望有所改变。我看到疲倦的警察坐在路边,吃着冷食。

10月7日星期五

他们昨天来我家了。我们的地区是集会和抗议的中心。咖啡馆都关闭了,要么是因为警察关闭了它们,要么是因为它们是为了声援抗议者而关闭的。所有的大垃圾桶都在燃烧,哈梅内伊的照片也在燃烧。墙上贴满了标语。

Matt Hrkac from Geelong / Melbourne, Australia,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星期三晚上,我们听到楼下街上的枪声。很可怕。人们中枪倒地。我们在阳台上看到了这一切,大喊大叫,请求警察停止射击。

我的朋友萨拉设法用她的手机拍下了其中的一些场景。她把手机从门逢里伸出来一角。她只录了大约30秒,但她的男朋友很担心。他那晚来过,让莎拉删掉那段视频。我们决定删除手机上的所有信息,包括抗议活动时的聊天记录和视频,所有关于集会地点和时间,以及朋友发来的所有信息。到最后,它和我妈妈的手机一样干净。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还穿着短裤和T恤的时候,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来敲我们的门,让我们开门。他们说,我们是你的邻居。当我们去应门时,他们挤了进来,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让我们保持沉默。女人们穿着长袍,男人们戴着口罩。我以为我要犯心脏病了。萨拉和我开始尖叫。

房子里有大麻和酒,但他们没有搜查。他们只想要我们的手机。我们大喊大叫“别拿走我们的手机”,他们说:“别小题大做了,如果你们再这样,我们就把你们和手机一并带走。”

最后他们离开了,带走了我们的手机。我们只是待在家里,抽烟,哭。我们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外面很吵,而且很黑,他们不可能看到萨拉在拍摄。他们甚至知道我们的全名。我想,他们知道莎拉的手机拍了视频,因为这才是他们感兴趣的。

Photo by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也许是某种监控技术?有人告发我们了吗?拿到我们手机的人和告密者是一伙的吗?还是他们在监视我们的家?他们在监控我们的手机吗?

当我们稍稍冷静下来的时候,萨拉给一个在政府有很好关系的人打了电话。昨天下午我们拿回了手机。我希望我把重要的信息都删了。我是在恐慌中删除的。感谢上帝,那天的网络非常糟糕,至少这意味着在我的手机被拿走后,人们发送给我的任何信息可能都没有接收到。

我们感到在家里待着不安全,所以我们去了我父母家。他们不在家,他们都不接电话,我吓坏了。这几天如果有人不接电话,我总是很害怕。我的恐惧感觉像是变成了某种强迫症。我以为有人把我父母带走了。我哭了,压力很大。我太害怕了,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只是想远离一切。

当我母亲回家后,我告诉她,整件事都发生在莎拉身上,而不是我身上。祖母和祖父们现在满怀希望;他们参加了1979年的革命。但是父母们担心他们的孩子。

10月9日星期日

我暂时不回大学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师谈过,他说他们每天都在逮捕更多的学生。

从示威的第一天到今晚,我一直在抗议,要么在街上抗议,要么和邻居一起从我家的窗户大喊大叫。我们甚至在家里都戴着口罩,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晚上是谁在阳台上大喊大叫。

这年头,谁都不得安宁!我通过吃来缓解压力:我一个月胖了5公斤。有时我试图通过吸烟和冥想来平静下来,克服压力。

我相信变化会到来的——事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2018年的示威活动是有关经济的,与汽油价格有关。2009年,抗议是有关政治的。但这是第一次社会示威。我们是一个抗议者群体。

10月10日星期一

他们宣布明天会有更多的示威游行,我要上街游行。我要坚持下去,直到用尽全力。人民正在为下一代的幸福而奋斗。我们战斗。我们死亡。我们夺回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