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杂志报道，中国政府对马云和他所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巨头的打压，已经抹掉了万亿美元的市值，以及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家个人财富。更重要的是，政府正在将创新赛道转向难度更大，耗时更长的深科技，而新一代科技CEO们也学会了闭嘴。

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杰森·王，曾经渴望公开谈论他在2010年代中期在北京创立的科技创业公司。

这是有原因的。

杰森是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消费科技产品的开发者。201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科技热潮中，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觉得自己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帝国。

杰森利用了中国无与伦比的供应链基础设施、10多亿的客户群、充裕的风险投资资金和超宽松的监管控制。与他在美国创办同样的公司相比，他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出色的产品创建了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相比之下，硅谷开始感到过时。  

杰森说：“在中国，一切都进展得更快”。

在中国的科技热潮中，马云走在了队伍的前列。与他的美国同行扎克伯格、贝索斯或乔布斯相比，这位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白手起家的故事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崛起，激励了一代中国企业家。

他的成功使像杰森这样的创始人相信，中国的科技实力可以与硅谷一样强大，他们可以引领下一个技术突破。杰森说：“我意识到，我们也可能做到”。

马云沉浸在自己的名声和权力中，他曾经在4万名阿里巴巴员工面前表演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并炫耀他如何塑造有利于自己的监管的独特能力。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杰森说，自2020年底以来，像他这样的科技企业家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政府有效地压制了马云，并对科技行业进行了全面的监管打压。改革两年来，中国实施了一大批新的反垄断法规，旨在约束中国科技行业及其高调的CEO的权力。这场运动抹掉了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净资产减少了数十亿美元。

杰森是他的化名，他拒绝与《财富》分享他的真实姓名，或有关其公司的识别细节，以自由谈论中国的科技打压。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或与媒体交谈时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恰当的评论会引起监管机构的愤怒。

他说：“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界限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很透明。我说话很谨慎。我们不希望最后出现像马云那样的问题”。

如今，在这个被改变的环境中运作的中国首席执行官们与马云完全不同。中国的名人首席执行官已经不在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们，正在重塑这个角色，并以谨慎、技术能力和最重要的对国家的忠诚来领导公司。

摇滚明星时代

1999年，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作为连接中国商人和全球买家的企业对企业平台，当时中国从共产主义制度，过渡到更加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只有二十年。中国甚至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然也没有像硅谷在互联网热潮期间那样的科技创业公司的繁荣景象。

中国科技分析师、Tech Buzz China播客节目主持人马睿说，但中国缺乏科技基础设施，这给了像马云这样的人机会，围绕他自己的魅力和雄心塑造这个行业。

马睿说：“中国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成功者马云并没有精英背景。他也没有技术学位。中国的市场是如此不发达……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技术奇才就能成功”。

马云在杭州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长大，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教英语，然后在一次去西雅图的工作旅行中发现了互联网。回国后，他创办了中国黄页，这是一个在线商业目录，一年后被一家国有公司收购。

马云在2008年说：“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键盘。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自己为‘瞎子骑在瞎老虎背上’”。

1999年，马云说服18位朋友投资6万美元，创业公司在他的公寓里起步，也就是著名的阿里巴巴。

在2010年代，阿里巴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创业公司之一。2009年，它有8000万用户。今天它有近10亿用户。在同一时期，其收入从5.35亿美元增加到1340亿美元。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创造了当时最大的首发记录，以2310亿美元的估值筹集了250亿美元。上市后，马云立即成为中国首富，净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他的财富在2020年达到顶峰，超过600亿美元。

马云和其他早期企业家，如搜索引擎百度的联合创始人李彦宏，以及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名人，因为社交媒体上数以千万计的崇拜者敬仰他们和他们的巨大财富。一个庞大的粉丝群将马云称为“马老师”，以示尊重，并对他的卑微出身表示赞许。

马云还象征着中国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雄心，中国媒体在2010年代中期用“马云时代”来描述这个行业的崛起。  

策纬咨询公司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主管肯德拉·舍费尔说：“在那个摇滚明星CEO时代，书店的书架上都是科技CEO的传记。这是所有人都想读到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自豪感问题，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创新冠军”。

在马云崛起期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其他互联网巨头在很大程度上被放任自流，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这些公司支持中央政府努力审查中国封闭的互联网上的政治敏感材料。

香港大学法学教授、《中国反垄断例外论》一书的作者安吉拉·张说：“由于中国的监管方式非常宽松，比你在美国看到的放任自流要多得多，中国的平台经济变得非常集中……阿里巴巴和腾讯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的双头垄断”。

当监管机构试图进行打击时，马云瓦解了他们的努力。

2014年，中国央行出于数据安全考虑，命令阿里巴巴和腾讯禁用二维码支付。但中国政府没有强制执行这一禁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丁·乔兹蓬帕将此归功于马云的影响力。

乔兹蓬帕说：“通过他在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他能够有效地阻止政府实施这一规定……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展示，我认为即使是硅谷公司也没有做到”。

马云似乎很高兴他对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他在2017年向彭博社吹嘘如何躲避政府监管：“当一只老虎跟着你时，你可以跑得比你想象的快得多”。

最终，老虎追上来了。

王的演讲

2020年底，马云准备将阿里巴巴的金融科技子公司蚂蚁金服集团分拆出来，进行370亿美元的IPO，这在当时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但在2020年10月24日，也就是上市前几周，马云在上海举行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了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演讲，他把中国的国有银行比作当铺，并指责中国监管机构扼杀了创新。据报道，他在演讲中说：“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仅仅是监管技能的比赛”。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科技分析师凯文·卡纳普说，马云的演讲和蚂蚁金服创纪录的IPO，恰逢政府对主要科技平台的早期审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形成了一场全面的监管风暴。

安吉拉·张说：“马云的演讲是一个黑天鹅事件。现在，中国政府真的想对他和他的整个商业帝国进行约束。但随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动员起来，每个人都成了目标”。

2020年11月3日，中国监管机构暂停了蚂蚁金服的IPO。七天后，政府发布了针对整个科技行业的新的反垄断规则，最终禁止了常见的、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些行业做法，如强迫供应商只在一个平台上销售，要么腾讯要么阿里巴巴。

一个月后，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最终因涉嫌垄断行为被罚款27.5亿美元。去年年底，阿里巴巴承诺出资155亿美元支持政府的“共同富裕”运动，将财富重新分配给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分析人士称这是阿里巴巴试图与政府保持一致。  

马云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激起了他被拘留的传言。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只公开露面了几次，定期出现在他在西班牙海岸的游艇上，或在慈善活动的视频中露面。

政府对中国更大范围的科技行业的打压仍在继续。政府对主要的科技公司开出了数十亿美元的罚单。它几乎消灭了整个在线教育行业，并正在执行严格的新反垄断规则，以监督平台公司的行为，保护用户数据，并确保竞争力。

这些执法行动使中国科技股的市值损失了1.5万亿美元以上。仅仅是阿里巴巴，自2020年10月8380亿美元的最高估值以来，其市值就损失了75%。腾讯的市值从2021年2月的峰值9160亿美元缩水了62%。同时，阿里巴巴的马云和马化腾的财富，自2020年底以来已经减半。根据彭博社的数据，这两位CEO总共损失了750亿美元。

随着中国科技创始人的净资产缩水，他们的形象也在缩水。他们要么远离聚光灯，要么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职位。短视频巨头快手的首席执行官宿华、电子商务公司京东的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快递平台达达的首席执行官蒯佳祺、电子商务公司拼多多的首席执行官黄峥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过去两年里从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职位上退下来了。

每位首席执行官都有自己的离职原因，但安吉拉·张说，他们的离职与政府对互联网公司及其领导人的态度转变分不开。她说，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从鼓励和培养，变成了公开的敌意。

凯文·卡纳普说：“大明星CEO的时代已经结束”。

下一代的CEO们

政府的全面打压重塑了典型的中国CEO，也重塑了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

政府倾向于半导体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深科技”产业，而将“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排除在外。中国政府在2021年的第14个五年计划中，宣传其对深科技的偏爱，而不是消费技术。这个经济路线图强调中国需要快速发展芯片制造，和其他深层技术的制造能力，而没有提及面向消费者的技术。

中国政府的明确偏好，使消费技术公司的筹资活动受到影响。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额降至八年来的最低点。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风险投资人说：“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完蛋了。我看不到基于消费互联网的投资的合理机会”。他要求匿名以便自由谈论中国政府。

与此同时，像红杉中国的亿万富翁沈南鹏这样的著名投资者，也追随政府的步伐，将资金从消费技术转向深科技。

舍费尔说：“党的路线是，企业家和科技公司需要带着使命感，带着国家使命感进行创新。国家有优先权，私人资本也会跟随”。

向深科技的转变，改变了成为首席执行官的标准。马睿说，今天的首席执行官更有可能是工程博士，而不是前英语教师。她说：“人们对像马云这样的人不太欣赏，而对那些有真正的技术能力的人更欣赏”。

与互联网公司相比，向深科技的转变也将减缓创新的步伐，并随后限制CEO和他们的企业能飞多高。马丁·乔兹蓬帕说：“与之前相比，我对中国在如此激烈的转折中，取得短期成果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深科技领域的收益更难得到，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

以半导体为例，中国已经花了30多年和数千亿美元试图摆脱外国制造的芯片，但收效甚微。去年，中国在半导体进口上花费了4320亿美元，相当于进口原油和粮食的花费。

马丁·乔兹蓬帕：“如果你做半导体，你需要的是多年的产品周期，以及对固定设施的巨大投资。而软件领域有能力用很少的人就能立即扩大规模，为10亿人提供服务，并赚取大量的收入”。

总部设在北京的一位风险投资人说，北京的举措使得成为科技界CEO的前景不再那么吸引人。企业家们对在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目光下承担风险持谨慎态度。

他说：“中国的企业家真的需要一个更加灵活和宽容的环境，但一切都变得太紧了。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合作”。

马睿乐观地认为，鉴于那些迄今为止，躲过中国政府打击的人取得的相对成功，推动中国科技繁荣的创业精神在科技镇压后仍能蓬勃发展。

她说：“中国政府的打压并没有扼杀人们的创业热情。它只是让人们明白，你应该进入一些小道”。

她指出，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首席执行官曾毓群是新型中国首席执行官的典范，他在中国政府的打压下相对安然无恙。物理学博士曾毓群很少接受公开采访，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对技术细节的疯狂关注，悄悄地将宁德时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马睿说：“你可以看出，这就是那种政府正在推动每个人成为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这是值得他们尊重的企业家类型”。

创业公司创始人杰森说，中国努力控制其科技巨头的力量，并将创新转向深层科技领域，这可能证明对中国经济有利。他说，在打压过程中，科技巨头似乎不太敢欺负初创企业，进行不公平的投资交易，把更多权力还给了像他这样的创始人。

但他也通过更多关注中国以外的市场，对自己的行业可能受到的打击进行了规避，而且他一直生活在监管机构有一天可能针对他的公司的恐惧中。

杰森说，科技打压并没有改变他建立创业公司的计划，即使这使他在公开场合更加谨慎。在幕后，他和他的公司试图与政府官员保持持续沟通，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列入中国政府的名单中。

杰森说：“在某个时候，就可能轮到你了。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你花了五年或十年时间所建立的公司，可能被整个关闭了。我觉得这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