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和主要央行的领导人，在美国的杰克逊霍尔召开了全球央行开会。《经济学人》报道，从他们的言辞中似乎可以看出，高通胀时代的到来可能是事实。

2020年8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描述了中央银行政策框架的转变。他指出：“经济总是在不断发展，我们修订的声明反映了我们的认识……强劲的就业市场可以持续，而不会导致不受欢迎的通货膨胀增加。”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价格上涨的幅度往往低于美联储所希望的幅度。

两年过去了，美联储面临着非常不同的情况：失业率处于谷底，工资增长强劲，通货膨胀率远远高于中央银行的目标。8月26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中央银行家年度聚会上，鲍威尔唱出了不同的调子。

他宣称：“没有价格稳定，经济就不会对任何人起作用”。并补充说，美联储准备施加经济上的痛苦，以使通货膨胀回到目标位置。究竟需要多大的代价，谁也说不准。但聚集在大提顿山脉下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反复表达了一个严重的担忧：近几十年来帮助保持低度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的全球力量，可能正在减弱或逆转。

套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通货膨胀通常而且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各国央行有许多工具来限制整个经济体的支出，从而防止需求超过供给。但他们的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这可能会让控制价格压力有时比其他时候更容易。

从20世纪80年代起，富裕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波动性也变小。这一现象通常归因于更好的货币政策，但也归因于相对于中央银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面临的那些良性的全球条件，当时经济受到生产力增长下降、热衷于消费的政府和能源冲击的打击。正如中央银行俱乐部国际结算银行的奥古斯丁·卡斯滕斯在杰克逊霍尔年会所说，世界现在可能“处于历史变革的边缘”。

担忧者认为，有几个原因可以使通胀率保持高位。首先，政府支出和借贷模式似乎已经改变。在过去20年里，整个富裕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负担都在飙升。随着债务负担的增加，市场可能开始担心中央银行最终将不得不帮助政府履行义务，例如通过创造新的货币来购买债券。这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的信誉，并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疫情期间部署的财政救助，也可能反映出政府对使用刺激措施来对抗经济衰退持更开放的态度，这同样可能导致市场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支出和通货膨胀。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科·比安奇，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莱昂纳多·梅洛西在会议上提出的工作表明，由于与2021年通过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有关的“财政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比本来要高四个百分点。

工人也越来越少。由于人口变化和移民减少，富裕世界的人口增长已大幅放缓。在一些经济体，如美国，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参与的进一步下降有关。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随着中国和印度等人口众多的经济体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劳动力供应迅速扩大。但这种经验不可能重复，老龄化也开始冲击新兴世界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供应。因此，工人在未来可能享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刺激工资增长，使对抗通胀的中央银行更加艰难。

然后是全球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进行了一波自由化改革。关税下降，而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促进了全球贸易的激增，全球生产的大规模转移，以及一系列行业的成本下降。

改革可能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在千禧之交时期的发达经济体和2000年代的新兴经济体中，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加快了。但在2007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改革的步伐下降了，生产力的增长也减弱了，而贸易则受到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持续压力。

欧洲央行的伊莎贝尔·施纳贝尔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代，全球化起到了“巨大的冲击吸收器”的作用，这样，需求或供应的变化很容易通过相应的生产调整得到满足，而不是价格的剧烈波动。现在，这种灵活性面临着风险。

对于与会的中央银行家来说，之前的情况令人舒心。但现状也不需要是世界末日。一些趋势可能会使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时代更容易承受。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吉塔·戈皮纳斯所指出的，人口变化可能是双向的。虽然老龄化经济体中的工人可能很少，但他们也会有更多的储蓄，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正如研讨会上所讨论的那样，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变化，可能会产生生产力红利。

最关键的是，与1970年代相比，今天在智识上的混乱已经减少。正如鲍威尔所指出的，中央银行家们曾经需要被说服，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对通货膨胀水平负责，这种情况使高通货膨胀率肆虐了十多年之久。相比之下，今天，美联储的“实现价格稳定的责任是无条件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接受这一点，即未来几年他们的任务可能会更加困难。这种意识本身，可以防止一个新的冲击和波动的时代真正成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