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近期一系列针对芯片领域的反腐调查显示，在中国大力投资半导体以打破对全球芯片的依赖之后，中国领导人似乎对结果感到不满意。
中国领导人身穿实验服，视察了长江存储技术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武汉的国有半导体公司。那是2018年4月，在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与美国供应商做生意后不久。
对于中国的科技行业及其领导人来说，这项禁令是一个“斯普尼克”时刻（是指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先美国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令到西方世界陷入一段恐惧和焦虑的时期）。尽管中国在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平台和高速铁路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意识到，科技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术之上的，特别是驱动几乎所有东西提供的芯片。他们必须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领导人告诉长江存储公司的高管们，半导体对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类的心脏。国家媒体报道说：“装备制造业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心脏。心脏不强，体量再大也不算强”。他敦促他们抓紧时间，取得技术突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此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在重复这一信息，随着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关键的半导体技术，他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但是，上个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名人进行的一系列腐败调查表明，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不够快。
接受调查的人包括在2018年访问中，带中国领导人参观的长江存储公司前董事长，以及一个被称为大基金的巨型国家基金的负责人，这个基金投资了中国数十个最大的芯片项目。
他们领导的公司是中国推动半导体发展的核心，即作为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大脑的小硅片。他们的垮台相当于公开承认，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淘金潮”的激励方式，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淘金热的方式，即向项目砸钱，希望其中一些项目能成功。这对中国在科技上自给自足的目标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挫折。
在这场清洗的背后，是中国领导人关于政府主导的科技自给自足的愿景，与半导体的本质之间的矛盾。
芯片行业是高度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它依赖于一个综合的全球供应链，并利用不同地区的专业知识：美国的设计，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中国的组装、包装和测试，以及荷兰的设备。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通过几十年的资本支出和研发建立起来的。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英特尔前中国总经理克里斯托弗·托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考虑推动半导体自力更生的政府，都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半导体代表了人类工程成就的最高形式。它们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创造的最难做的东西。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独自’赢得一切’”？
曾在台湾海峡两岸工作过的台湾半导体资深人士高启全在最近一次报纸采访中说，他曾多次试图告诉大陆的科技高管，中国可能需要30，甚至50年时间，才能成为行业领导者。
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中国领导人想听到的。他预计将在今年一次重要的共产党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任期，他越来越痴迷于科技“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使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处于弱势，包括对中兴等公司的禁令、台湾海峡的潜在战争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本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加强国内半导体制造、设计和研究，以与中国竞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回溯到毛泽东的操作手法，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朋友很少，自力更生是一种需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解决重大障碍的方法的喜爱：调动国家资源。他称这是中国国家主导的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
这种向内和倒退的视野，已经确定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应该如何推进科技自给自足以及多快推进的看法。他提拔了来自航天和国防工业的技术专家，他们完成了具有技术挑战性的项目，他认为这证明了中国制度的力量。
被清洗的半导体高管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在中国领导人2018年视察的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站在中国领导人身后的长江存储董事长赵伟国，曾经是这个行业最引人注目的人。在通过他控制的清华紫光集团对大芯片项目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投资之后，他赢得了“芯片狂人”的绰号。在西方，他最出名的是2015年对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收购失败。
另一个被调查的人是丁文武，他同样具有影响力，他是大基金的负责人，这个基金成为中国政府向芯片制造商发放资金的工具。
至少还有五名与这两人共事的高管，也因腐败指控而受到调查。负责监管这个行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也在接受调查，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三组调查是否有关联。
中国政府用来引导国内芯片行业发展的大基金和清华紫光集团，其发展的结果是喜忧参半。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在过去五年中取得的进步比前十年更大。根据华盛顿的贸易组织和游说团体半导体工业协会的分析，2020年，中国的芯片销售额增长了30.6%，达到了398亿美元。
但是，大部分进展是在半导体很长的产品链的低端，在更先进的细分市场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缩小。中国在芯片上的花费仍然高于任何其他进口商品。
尽管有大量的政府资金和补贴，或者因为正有大量的政府资金和补贴，还是有失败的例子。根据《人民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周刊》的分析，在2020年前10个月，有超过5.8万家公司注册为芯片相关企业。这个杂志说，其中一些公司以前从事时尚、建筑和其他行业，改变其注册信息只是为了获得快钱和廉价的土地。至少有六个标榜投资10亿美元的半导体项目破产了。
还有赵伟国的清华紫光集团，这个公司在2020年底开始，被曝出债务堆积如山。今年，它被一家位于北京的公司接管，这个公司是由投资公司牵头的财团组建的，交易金额近90亿美元。
在这场混乱中，大基金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经筹集了近500亿美元，在财务上似乎表现良好。这个基金的负责人丁文武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它既要为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又要赚取利润。但批评者指责它投资于安全的项目，而不是可能暂时会亏损但最终会产生技术差异的风险项目。
不难想象，政府看了这些结果，发现其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与中国领导人喜欢看到的相反：他们似乎有太多的贪婪，而没有足够的爱国奉献精神。
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两弹一星”那样的成就，当时中国在经济条件差、国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发展了自己的核弹和氢弹以及第一颗卫星。
自2019年以来，“新型举国体制”这一短语也开始出现在习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以征服关键的科技挑战为背景。这个制度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物，在此期间，政府通过行政指挥调动和分配资源。许多党的理论家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将结合政府指挥和市场力量的好处。
中国最近在太空和国防项目上取得的许多成功，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家在新的整个举国体制和“两弹一星”精神下能够完成的例子。2021年，中国在火星上降落了一辆漫游车，并将宇航员送入一个新的空间站。
一些人认为，此举暗示了中国领导人在芯片方面的想法，7月他任命了领导中国第一架客机开发的官员，以取代正在接受调查的工业和信息技术部部长。
一些批评者警告说，由于全球的复杂性，不能在半导体领域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
官方的《科技日报》前总编辑刘亚东在5月的一次采访中说，举国体制帮助中国赢得奥运金牌和制造原子弹，“但它不适合制造半导体芯片。”
中国领导人在不断向前推进。6月，他访问了武汉的另一家半导体公司。他强调，技术自立是中国繁荣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关键。
他说：“我们必须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每一家科技企业、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