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监控和个人信息收集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常态。《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北京迅速采取行动，屏蔽关于最大的数据泄露案之一的相关新闻，显示当局觉察到数据重大安全失误如何损害其信誉，但被监视的公民也出现了罕见的反抗。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事实。
中国的艺术家们用表演，来强调监控摄像头的无处不在。关注隐私权益的活跃分子，对收集面部识别数据提起诉讼。普通公民和体制内知识分子，都对当局滥用新冠疫情追踪应用程序来遏制抗议活动进行了反击。网民们分享了如何躲避数字监控的技巧。
随着中国建立起庞大的监控和安全机构，它正面临着公众对缺乏保障措施以防止个人数据被盗或滥用的日益不安。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任何重大的安全漏洞都会给其信誉带来损失。上周，它在全网屏蔽了关于中国政府计算机系统可能出现的最大漏洞的新闻，这次泄露涉及多达10亿公民的个人信息。
这个漏洞对中国政府造成了打击，暴露了其从社交媒体帖子、生物识别数据、电话记录和监控视频中获取民众日常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大量数字和生物信息的风险。政府表示，这些做法对公共安全是必要的：例如，为了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或者为了抓捕罪犯。但政府未能保护这些数据，使公民面临欺诈和勒索等问题，并有可能削弱人们遵守监控的意愿。
上海居民乔薇儿·廖（Jewel Liao ，音译）的资料是在这次泄露中被公布的，她说：“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售或泄露你的信息”。
廖女士说：“看到连警察也很脆弱，这有点不寻常。”
中国一直在努力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数据隐私制度之一，政府经常指责公司对数据的处理不当。但当局很少将矛头指向另一个最大的个人信息收集者：政府本身。
安全研究人员说，这个被泄露的数据库显然是由上海警方使用的，已经被放在网上几个月了，没有安全保障。一个匿名用户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发帖，以10个比特币，或约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之后这个数据库被曝光。《纽约时报》证实了此匿名用户发布的数据库样本的部分内容，这名用户以ChinaDan的名义发布。
除了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外，这个样本还包括看似来自外部数据库的细节，如对快递员在哪里交货的指示，这引起了人们对私营公司与当局共享多少信息的疑问。而且，令许多人特别关注的是，它还包含更详尽的个人信息，如含有指控犯有强奸和家庭暴力的者姓名的警方报告，以及关于政治异见人士的私人信息。
政府试图抹掉对此事件的几乎所有讨论。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在上周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会议上，官员们只是顺便提到了隐私问题，强调需要“守牢信息安全”，以便公众和企业能够 “办事放心省心。”
去年，中国当局通过了两部关于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新法律，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这些法律主要是为了解决私人公司收集数据的问题，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普遍的网络欺诈和个人信息盗窃问题。
然而，政府在建立保障措施方面的努力，已经落后于其自身对信息收集的推动。近年来，《纽约时报》审查了中国警方使用的其他泄露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被留在网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些数据库包含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的面部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
现在，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政府和公共机构也越来越警惕，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数据如何被用来对付他们。上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对地方当局明显滥用新冠疫情追踪技术的强烈抗议。
一些抗议者为了追回在四家农村银行的存款，来到中部城市郑州。但他们发现，手机上用于识别和隔离可能传播新冠病毒者的移动应用程序，已经从意味着安全的绿色，变成了限制他们自由行动的红色。
30岁的抗议者西维亚·司（Silvia Si，音译）说：“在中国没有隐私。”她的健康代码变成了红色。郑州当局在追责的压力下，惩罚了五名官员，因为他们改变了1300多名银行客户的行程代码。
即使当新冠疫情追踪技术被用于其既定目的时，更多的人似乎愿意质疑这种监视是否过度。周三，北京的一位博主在微博上发帖说，他拒绝在被隔离时佩戴电子手环来追踪他的行动。他说这个设备是一个“电子枷锁”，侵犯了他的隐私。这个帖子有6万人次点赞，网友们对他的帖子进行了大量回复。许多人说这让他们想起了罪犯的待遇，其他人则称这是偷偷收集个人信息的伎俩。博主说，这篇帖子后来被网管撤下。
近年来，有些个人试图引起人们对隐私问题的关注。2019年，中国东部著名的科技中心杭州的一位法学教授，起诉当地一家动物园强迫他提交面部识别数据进入，这是中国的第一起此类诉讼。他赢得了这场官司。
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的几个城市开始禁止居委会强迫居民接受生物识别监测以进入小区。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公众的愤怒下，中国南部城市东莞的公共浴室里，取消了使用面部识别的厕纸供应机器。
在类似于Quora平台的知乎等在线论坛上，中国用户就如何躲避监控出主意（建议包括戴帽子和面具，以及用手电筒对准监控摄像头）。根据中国智库和政府专门工作组，在2020年底联合对2万多名中国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60%的中国人说面部识别技术被滥用了。超过80%的人对面部识别数据是否会被储存，以及如何储存表示担忧。
中国南部省份广西的艺术家郑龙一海在探索技术和治理的互动，他说：“公众对数据隐私意识的提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2016年，他在一个大型展厅内安装了安全摄像头，将实时画面传输到大厅中央的监控室。参观者被邀请进入这个房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操纵摄像机，体验郑龙一海所说的 “监视和被监视，控制和被控制”的感觉。
不过，他强调，技术的风险和优势并非中国独有。
郑龙一海说：“技术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它被打开，如何使用它取决于它落入谁的手中。”
很少有中国公民公开质疑政府对个人数据的收集。部分原因可能是政府的彻底审查，和批评政府对个人安全的带来的威胁。但许多民众也将数据的移交视为获得安全和便利的必要让步。
耶鲁大学法学院和新美国公司的技术政策研究员山姆·萨克斯说：“在中国的隐私意识方面，一直存在着这种分裂。人们对政府如何处理他们的个人信息总体上更加信任，对企业则更加怀疑。”
法律分析专家说，由上海警方数据库泄露事件导致的任何纪律处分，都不太可能被公开。中国政府机构很少有机制对自己的数据泄露负责。对许多民众来说，这种缺乏信任的情况，造成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不过，他们偶尔也会取得一些小的胜利，就像徐培林（音译）去年在当地居委会所做的那样。有一天，她回到北京的公寓楼，发现大院里的居民需要通过面部识别扫描仪才能进入。
37岁的徐培林是一家新创公司的项目经理，她说：“这太疯狂了。”她说，这让她想起了她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英国科幻剧《黑镜》。
徐培林通过电话和短信催促她的居委会，直到他们放弃了。徐培林说，现在，她仍然可以用她的钥匙卡进入她的大院，尽管她相信面部识别再次成为强制性只是时间问题。
她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在小范围内进行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