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antha Yee在《环球邮报》发文，讲述了作为一名加拿大华裔移民二代，与自己的身份达成和解的过程。

在我小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你来自哪里？”我会自信地回答：“这里！”毕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生和成长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但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加拿大华裔移民二代，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定位。从我上小学的头几年开始，我就敏锐地意识到我跟同龄人不同的地方。

7岁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不是金色的？为什么昨晚大家都吃意大利面和沙拉，而我却在吃炒饭？为什么我星期六早上要去上中文学校，而不是去踢足球？”

不幸的是，我的“另类”与我自己的个性相悖。我一直讨厌因为跟别人不同而感觉生活在聚光灯下，我更喜欢跟大家一样，我喜欢混在人群中的那种舒适感觉。

终于，我觉得我不能再把我的加拿大人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你来自哪里？”，我觉得这不再是我小时候以为的那个没有恶意的问题，也许它指向了隐藏的更丑陋的东西。它暗示，由于我的种族，我不可能真正成为加拿大人，我其实不属于这个国家。

由于我和周边人的不同，我开始觉得自己破碎了，我需要修复我自己。因此，我通过证明我的归属感和压制我的中国血统来修复自己。

我骄傲地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也不会说普通话。我很讨厌中国菜。”我故意避免与其他亚洲孩子交朋友，不想被认为是“奇怪的亚洲孩子”群体中的一员。我也拒绝说中文这种语言。如果我妈妈想在公共场合对我说广东话，把它作为我们的秘密代码，我会选择特别大声地用英语回答，只是为了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和他们一样说着英语。

然而，我注意到，我的祖父母毫不掩饰他们的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融入加拿大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不想这样。

在公共场合，他们的口音表明了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身上特有的中国习惯使他们尤为显眼。他们为中国文化感到自豪。他们努力地获取更多中国新闻，每天阅读报纸、看中国节目。他们有自己的中国教会朋友，却从未弄明白如何正确使用烤箱。他们会把多余的碗碟存放在烤箱里面，而把洗碗机当作美化的碗碟干燥架。

每次一家人一起外出时，我都会感到如鲠在喉。我觉得他们是个累赘，他们完全暴露了我的亚洲人身份，而我是如此迫切地想隐藏起自己的中国血统。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当地社会。在和父母一起外出用餐时，我也觉得很正常，不会收到异样的眼光。但和祖父母在一起，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太了解西方餐馆的习俗，在熙熙攘攘的茶点店里反而更自在。讽刺的是，西海岸的连锁餐厅White Spot是他们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因为它的份量很足，离他们居住的公寓也很近。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和祖父母一起去White Spot。直到有一天，我对我们关系的疏离感到内疚，这种负罪感使我不得不去。

我们一打开门，一股不安的情绪就涌上心头。我看到金发碧眼的小孩把鸡爪子塞进嘴里，电视上正在播放足球比赛。

我的祖父母在餐桌上用广东话大声交谈着。我死死地盯着他们，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当我们谈论要点些什么时，我的祖母本着一贯的节俭风，准备了一份复杂的订单，为的是以最划算的价格买到炸鱼和薯条。她想用20加元买三块炸鱼（两块鳕鱼，一块比目鱼），再加一份薯条，并用其中一份薯条换一份沙拉。

当女服务员过来的时候，我已经陷入神游，无地自容了。祖母开始点菜，用她那不连贯的英语说：“两块鳕鱼……”很快，被女服务员打断：“我听不懂你说的话，请你再说一遍好吗？”祖母再次尝试点单，但女服务员又一次打断了她，要求再重复一次。

我被她语气中的尖酸刻薄慢慢拖回了现实。女服务员继续用一种傲慢的腔调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想可能是你的口音问题。你真的很难让人理解。”

我开始惊慌失措。也许如果我不说话，我的思想就会再一次漂浮起来，面前的一切就会化为虚有。我不愿意帮忙的原因也出自于怨恨，我希望我的祖父母能保护好我，但我觉得他们无法做到。

最终我决定还是铤而走险，用友好而颤抖的声音解释了复杂的订单，并对服务员苦笑，仿佛我可以消除我们给她带来的所有不便。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试图打圆场。

我看着祖母，我以为她会感到羞愧，但她却在笑，仿佛觉得这整场遭遇很有趣。

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祖父母和我之间的差异。他们接纳自己的文化身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即使在搬到加拿大几十年后，他们仍一如既往看着自己喜欢的中国电视剧，说着中国话，并在当地的娱乐中心和教堂里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同时，像所有加拿大的祖父母一样，他们也会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优点争论不休，吐槽市中心的自行车道太多。他们对加拿大和中国文化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我从他们身上明白了，归属感并不意味着改变自己，使自己更像其他人，也不是去修复一些破碎的东西。真正的归属感是接受我们自己原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