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伊美双重国籍的商人西亚马克·纳马齐（Siamak Namazi）在纽约时报撰文，他是在伊朗被关押时间最久的伊朗裔美国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被监禁，随后他的父亲巴吉尔也在探望他时被囚禁，被当作人质。纳马齐恳求拜登政府不要把他们的生命置于政治之上，应尽快就释放他们与伊朗达成协议。

在被关在伊朗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Evin Prison)时，我冒着风险公开申诉，充分说明了我的绝望之深。我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因为近2500个本应是我生命中最美好和最有价值的日子,丢失在了牢房中。但我现在不得不打破这种沉默，因为我相信，拜登政府在拯救伊朗受难的美国人的做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彻底失败，除非总统立即进行干预，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可能仍会在这个深渊中煎熬。

我于2015年10月被监禁，在闭门审判后被判处10年监禁。法官裁定，在大学会议上发言、在华盛顿智库担任研究员，甚至与世界经济论坛有联系等行为，相当于与敌对的外国政府，即美国合作，企图推翻政权。联合国的一项调查称我的逮捕是“随意”的。美国政府和无数的人权组织宣称我是无辜的，把我称为人质，并要求立即释放我。

但丑陋的现实是，伊朗只有在能得到足够的奖励时才会释放俘虏。批评者拒绝了这一解决方案，却没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然而，似乎任何考虑批准释放我们的交易的总统，也都会考虑这样做之后，不可避免的政治成本。德黑兰对这种政治计算漠不关心，其提出的释放我们的要求似乎超过了白宫的承受能力。

这种灾难性的情况为我赢得了史上被扣押时间最长的伊朗裔美国人质这一令人不快的称号。我的父亲巴吉尔（Baquer Namazi），一位退休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也紧随其后，环保主义者莫拉德·塔赫巴兹（Morad Tahbaz）和商人埃马德·沙吉（Emad Shargi）也仍然被扣押。

一年多以前，我们四个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灾难终将结束感到乐观。人们普遍希望，使伊朗和美国重新加入核协议的谈判将最终取得成功，拜登政府曾表示，如果没有人质协议，核协议就很难进展。

那是正确的做法。但因为核谈判停滞不前而放弃释放我们的机会就不是了。

去年夏天，德黑兰声称它已经与华盛顿达成了一项释放我们的协议雏形。据报道，协议涉及以交换囚犯的方式释放我们，同时解冻伊朗在韩国的资产。伊朗人一再表示愿意立即进行这种“人道主义交换”，并指责白宫摇摆不定。

伊朗的说法无疑是有偏差的；华盛顿方面说，这项协议从未被敲定。但从我在这些铁栏杆后面可以推测，拜登政府无视了美国被关押者的困境，使我们的自由取决于不可预测的核谈判的结果。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拯救处于危险中的公民的协议应该被放在首位。这样的赌博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将为核谈判注入急需的善意。我只能得出结论，如果白宫能有更大的政治意愿和勇气，我们在一年前就可以回家了。

相反，每当世界外交官们错误地预测即将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时，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几乎都会失去理智。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即将到来的自由前景所诱惑，但却从未实现。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向希望屈服，而希望却被拂袖而去。

那么，如果现在处于垂危状态的核谈判，在美国没有确保我们获释的情况下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政府可能真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让伊朗接受不同的奖励方案来释放我们。但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正如拜登总统所见，特别是在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被拖延的自由很容易变成被拒绝的自由。

我没有被列入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的人质交换名单中。2016年1月，其他美国囚犯被安全送回美国。我被留下，丢在一个高度安全的拘留中心里腐烂掉。

我经常被关在一个光秃秃的衣柜大小的房间里，睡在地板上，从门缝里得到食物，像狗一样。在我被转移到普通牢房之前的27个月里，我在那个地狱的角落里忍受了难以言喻的屈辱。

当时的国务卿约翰·克里认为他会有另一个机会来确保我获释。然而，当伊朗人把我当时79岁的父亲扔进一个单独的牢房时，我们的希望变成了恐惧。

虽然我们相隔只有几米远，但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被拒绝接触。我只知道，这些非人的条件导致他多次住院。过了两年，做了一次以上的心脏手术，他才被获准病假。

可悲的是，白宫的变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解脱。特朗普政府还达成了释放一些美国被关押者的交易，却把我们抛在后面。

拜登先生，我恳求你将无辜的美国被关押者的生命置于华盛顿的政治之上，做出必要的艰难决定，立即释放我们所有人。虽然政治上的反弹是不可避免的，但人质的长期痛苦和潜在死亡却是可以避免的。很难想象我现在85岁的父亲能否在等待另一个机会的过程中幸存下来。

结束这场恶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