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涅狄格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Nina Brooks, 梨花女子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Minzee Kim, 明尼苏达社会学教授Elizabeth Heger Boyle，和埃默里大学商学院副教授Wesley Longhofer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美国通过外交政策对全球堕胎潮流的影响。美国通过限制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方法，禁止资金被用于堕胎项目，从而影响了一些堕胎相关的计划。然而，总体来说，全球各地对堕胎的看法更关乎女性健康，趋于自由，而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显著地逆转这个倾向。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发布了一项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罗案肯定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罗案将对美国的堕胎机会产生深远影响。这样的决定也会在国外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司法裁决授权未来的美国总统政府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动对堕胎的限制。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夸大美国对全球堕胎政策的影响。1973年的判决是允许堕胎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全世界堕胎倡导者的榜样。但在此后的50年里，美国在堕胎问题上的国际信息传递一直是不连贯的。美国法律规定堕胎在国内是合法的，但随后的额外立法给了美国总统政府限制在国外堕胎的工具。

事实上，美国的政策说得难听是阻挠，说好听点也是不一致的，在阻止国际上达成堕胎自由化的协议方面起了作用。然而，全球趋势已经慢慢走向提供更多的堕胎机会。无论美国的罗案的命运如何，其他国家将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堕胎政策。

浪潮正在形成

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在19世纪初首次制定了禁止堕胎的政策，并通过宣布自己的法律也是其殖民地的法律而在全世界被复制。但不久之后，推动政策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出现了。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要求对堕胎禁令作出例外规定，包括对贫困妇女设置例外。

苏联政府在1920年率先实现了按需堕胎的合法化，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时而收回又恢复这一政策。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堕胎率上升，允许在有限的情况下堕胎在整个欧洲获得了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都在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英国在1967年通过了《堕胎法》，新加坡在1969年批准了《堕胎法》，印度在1971年制定了《医疗终止妊娠法》，而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罗诉韦德案中作出了裁决。当中国在1979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时，这项政策的实施需要获得堕胎服务。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堕胎自由化浪潮与全球对女性权利问题的普遍关注相吻合，例如平等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的刑事化以及财产和继承法中的非歧视。联合国宣布1975年至1984年为“妇女十年”，并在1979年通过了一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妇女权利条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此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这项公约。

但是，即使一些国家将堕胎机会纳入国内立法，其他国家也反对这种做法，强大的反动员将这个问题排除在国际协议之外。1979年的条约中没有提到堕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或随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没有将其作为实现妇女权利进展的一个组成部分。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天主教会也与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团结成战略联盟，阻止妇女权利组织在会议文件中加入有关堕胎的语言。

对罗案的反击

在围绕堕胎问题建立强有力的全球共识的努力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破坏者。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立即引发了国内反堕胎运动的反弹，而它设法迅速获得影响力的领域是通过美国的外交政策。

研究人员记录了在法院裁决前的几年里，共和党如何利用反对堕胎来吸引天主教选民离开民主党，并动员社会保守派投票。共和党人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连任后不久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次立法胜利。在罗案裁决的同一年，即1973年，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中的赫尔姆斯修正案（Helms Amendment），禁止使用美国援助来支付堕胎费用。

十年后的1984年，里根总统派代表团出席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口会议，宣布在赫尔姆斯修正案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新政策，即削减美国对美国以外的非政府组织的所有计划生育援助，这些组织必须证明它们既不实施堕胎也不提供任何有关堕胎的信息。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肯普-卡斯滕修正案（Kemp-Kasten Amendment），对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捐款施加了类似限制。这些政策共同导致了美国用于支持国外全面生殖健康服务的资金大幅减少。虽然这些政策适用于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实际上，最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那里的人们往往依赖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健康服务。

美国的海外堕胎政策存在着道德和实际的问题。这些政策代表了一种帝国主义的虚伪，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在美国合法的程序对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女性来说是受限制的。此外，研究一直发现，墨西哥城政策增加了堕胎率，特别是生活在接受大量美国外援的国家的妇女。

这一结果似乎是反直觉的，但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当政策被执行时，这些国家的避孕用具的供应减少了，因为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失去了资金。结果是避孕用具的使用减少，这意味着更多的怀孕和更多的堕胎。

然而，墨西哥城政策所提供的，是对反堕胎者的象征性支持。这项政策和其他美国政策对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的生殖权利倡导产生了寒蝉效应。在研究者凡妮莎·里奥斯为2019年国际妇女健康联盟的研究进行的采访中，肯尼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健康组织代表报告说，他们害怕与涉及堕胎的其他团体合作，或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他们甚至害怕在自己的组织内讨论堕胎问题。

墨西哥城政策在赋予反堕胎运动权力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抵消对其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限制：自1984年以来，每一位民主党总统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取消了这项政策。虽然民主党政府已经恢复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组织的资金，而这些政府通常也没有颁布政策来阻碍反堕胎网络，或支持这些地方的生殖权利宣传。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在国外寻求对堕胎的进一步限制。2017年，政府扩大了墨西哥城政策，不仅适用于华盛顿每年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分配的6亿美元左右的援助，而且适用于它每年提供的大约70亿美元的总体国际卫生援助。里奥斯的采访表明，其中一些资金被转用于支持国外的反堕胎团体，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保守派政治家和组织在美国政策的变化后，变得更加直言不讳。

2020年，美国政府在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领导下，（与巴西、埃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共同发起了《关于促进妇女健康和加强家庭的日内瓦共识宣言》，宣言虽然没有对其34个签署国的任何具体政策进行约束，但表达了对防止堕胎的共同承诺。参与国的专制倾向令人震惊，特别是结合一些国家最近采取的限制堕胎的措施，如波兰宪法法庭2020年的决定，限制了堕胎程序的合法情况（注：禁止因婴儿畸形而进行堕胎）。学者们指出，世界各地民主的倒退可能导致生殖权利进一步被侵蚀。

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

迄今为止，美国在限制堕胎方面断断续续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地扭转更广泛的全球自由化趋势。尽管一些国际机构仍然回避处理堕胎问题，但是，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它已经成为堕胎自由化的一个日益强烈的倡导者。

它在200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为安全堕胎做法提供技术和政策指导，并在2012年进行了更新。2019年，世卫组织将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所谓医疗流产的双药丸方案中的药物）列入其基本药物标准清单，这份清单概述了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最低要求，并确定了优先情况中最安全和最有效的药物。

今年早些时候，世卫组织就堕胎问题发表了最大胆的声明，发布了堕胎护理指南，建议各国将堕胎非刑罪化，并根据孕妇的要求提供堕胎程序，将这些政策作为减少不安全堕胎和产妇死亡的必要条件。

许多国家也有取消堕胎限制的趋势，尽管是以不平衡和零散的方式。富裕的国家往往有自由的堕胎法，而不太富裕的国家则有从完全禁止，到允许无限制堕胎的法律。自1994年以来，有50多个国家扩大了堕胎的法律依据。只有四个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波兰，使堕胎法持续变得更加严格。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首先，世卫组织将堕胎定性为产妇健康问题，而不是道德和文化问题，这有助于减少堕胎的争议性。而在医生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国家，他们推动了非刑事化，使医生对医疗程序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女性可能仍然无法获得堕胎。例如，在乌拉圭，最近一项放宽国家政策的法律仍然要求孕妇与一个医疗专业人员小组会面，由他们决定是否允许堕胎，医生有权拒绝执行。这种改革似乎是为了保护医生免受刑事起诉，而不是为了保护孕妇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贝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堕胎的机会最近甚至有所扩大，这两个国家都严重依赖外国资金。2019年，贝宁大约三分之一的双边外援来自美国，但政府仍然在2021年10月改革了堕胎法，目的是改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贝宁卫生部长在支持立法时指出，不安全的堕胎一直是国内高达20%的产妇死亡的原因。当堕胎被定为犯罪时，在不安全堕胎后需要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害怕去医院；如果他们去了，他们往往会遇到在堕胎相关护理方面受过极少培训的工作人员。

美国的墨西哥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安全堕胎相关服务的提供，会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然而，贝宁的改革表明，一些依赖援助的国家愿意冒着在下届共和党政府下失去美国资金的风险，以获取放宽堕胎法带来的健康好处。

在罗诉韦德案以来的50年里，大多数国家的堕胎政策更多地取决于健康问题、与天主教会的联盟或医疗专业人士的政治力量，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即使这些政治被转化为国外的反堕胎主张。在未来的几年里，迄今为止推动堕胎自由化的相同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推翻罗案可能会使未来的美国政府更大胆地在美国境内外推动限制措施，但这一逆转可能不足以扭转缓慢上升的全球堕胎自由化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