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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堕胎禁令而死的女性,“她的心脏也在跳动”

11月29日,Sarah Wil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2012年31岁的已婚牙医萨维塔·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满怀痛苦地出现在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附属医院。她在怀孕17周时流产了,其堕胎要求遭到医院的拒绝。据哈拉帕那瓦医生的丈夫说,医院的工作人员称哈拉帕那瓦腹中的胎儿已经无法挽救,但却拒绝进行干预,因为胎儿仍有心跳,并告诉她只能等待。

William Murphy from Dublin, Ireland, CC BY-SA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哈拉帕那瓦开始发烧。当胎儿的心跳逐渐消失时,她已经处于器官衰竭状态。两天半过后,她去世了。

近三十年前,爱尔兰政府通过修订国家宪法,制定了全球最严格的堕胎法之一,几乎完全禁止了堕胎行为。此后,有能力的妇女离开爱尔兰出国去做堕胎手术,而那些无法做手术的妇女则被迫吞下法律的恶果。

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的悲剧,但这项宪法修正案仍继续施行。1991年,一名14岁的小女孩惨遭强奸后怀孕,由于堕胎禁令的存在,她的父母带她前往伦敦做手术,但之后却收到爱尔兰首席检察长签发的禁令,禁止出国堕胎。小女孩不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她的家人不得不向最高法院求情,至少允许她终止妊娠。他们起初遭遇败诉,但舆论的巨大压力迫使最高法院重新开庭,最终允许小女孩前往英国进行堕胎。

哈拉帕那瓦医生的故事带来的影响更大。在她去世时,她的丈夫立即站出来,指责爱尔兰的堕胎禁令是导致妻子死亡的罪魁祸首。哈拉帕那瓦之死引发社会极大的愤慨,成为爱尔兰堕胎和妇女权利运动的焦点,并促成爱尔兰在2018年公投废除这条宪法修正案。

爱尔兰堕胎权利活动家Ailbhe Smyth告诉我:“人们会说,‘这是为了哈拉帕那瓦,’她代表着所有因为这项禁令而饱受挣扎和痛苦的妇女。”

在美国,罗伊诉韦德案即便不被推翻,明年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逐渐废除,现在是时候重新关注妇女的权利了,她们可能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改变公众对堕胎禁令的态度。

1992年,在美国最高法院为著名的堕胎案件“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辩护的律师凯瑟琳·科尔伯特表示:“我担心的是,在美国发生妇女(因堕胎禁令而)死亡的悲剧之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集会抗议活动,而这原本是非常不必要且不幸的。”

当医学受到政治、宗教或文化的掣肘时,不应该用生命来揭示(禁止堕胎的)风险。根据纽约时报的采访,爱尔兰各地的妇女表示,在了解到哈拉帕纳瓦尔医生的故事后,她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不仅限于意外怀孕,而且还包括想要生育但又反悔时要怎么办。

Photo by Maria Oswalt on Unsplash

当进一步了解其他国家在推动堕胎权利方面的故事后,科尔伯特律师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9月份,一位名叫伊莎贝拉的30岁怀孕妇女因感染性休克在波兰南部普希纳的医院死亡。据她家人的律师称,尽管她的胎儿缺乏足够的羊水维持生存,超声检查也显示胎儿存在缺陷,但由于仍然有心跳,医院的医生还是拒绝终止她22周的妊娠。

而在去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还作出裁决,因胎儿严重畸形而堕胎是违宪行为。

伊莎贝拉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在医院给她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孩子重485克。目前,由于堕胎禁令的规定,我除了躺下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要等到他死亡或发生其他事情。哦,还有,我可能会死于败血症。”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胎儿死了,然后伊莎贝拉也死了。

最终,伊莎贝拉的母亲将她的短信内容公之于众。几天后,即11月初,波兰抗议者举着标语走上大街,牌子上上面写着“她的心脏也在跳动”和“不要再多一个”。为回应抗议者的诉求,波兰卫生部对堕胎禁令做了一番“解释”,坚称这一程序仍可挽救孕妇的生命。

科尔伯特指出,在维护堕胎权利等政治运动中,讲故事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工具。近年来,美国活动家们的关注点已经从讲述危险的非法秘密堕胎的故事转移到了争取权利上,重点放在消除仍然附着在堕胎过程中的耻辱和羞耻感。

但在罗伊案之前,神职人员、立法者、媒体和女权活动家希望,通过讲述妇女受害、受辱和死亡的故事可以让堕胎权利的宣传更加人性化,并推动堕胎的合法化。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堕胎权利的态度已经恶化,特别是对贫困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而言。但是,现在激励民众抗议的难度更大。当今时代的育龄妇女一生都在享受罗伊案的保护。过去引发社会抗议活动的非法秘密堕胎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上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Sila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现在还面临着其他方面的担忧。如今,一名妇女在流产后可能会被指控犯罪,或者可能因服用在网上订购的堕胎药而面临法律惩罚。在堕胎限制愈加严格的各州,承诺保障孕妇生命的法律条款的解释权全部掌握在医务人员手中。但这个问题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事关病人最大利益的决定中,医院工作人员将不可避免地优先考虑自己可能面临的法律和职业风险。

自9月起,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生效,其中规定怀孕6周后禁止堕胎。而据《华盛顿邮报》女性内容平台The Lily报道,德州一名宫外孕的妇女称医院拒绝向其提供治疗。宫外孕是指受精卵在子宫外着床,需要立即终止妊娠,因为会危及病人的生育能力乃至生命。

从理论上讲,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并不禁止终止宫外孕。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全国堕胎联合会的热线服务中心主任向The Lily表示,医生们不敢出面干预,这名妇女最后开车长达12小时,前往新墨西哥州进行手术。

该女子在经历了这一磨难后幸存下来。但是,随着更多的州考虑效仿德州,下一位妇女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那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知道她的名字吗?她会成为集会中的一员吗?或者,她和其他有同样悲惨经历的妇女会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她们的家人会害怕出面吗?没有人愿意看到此类悲剧发生,但我们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悲剧的发生?

不管是德州还是其他地方,美国的民众不应该等到另一位妇女的心脏停止跳动之时才站出来要求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