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逐步走出新冠疫情时，中国很多地方仍在各种管控中煎熬，而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在严厉的封锁和高压下，中国民众的情绪，从愤怒转向放弃和悲哀，形成“政治性抑郁”。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

在中国，对心理治疗的需求正在增加，这并不奇怪。以上海的居民为例，最近经历了几个月的封锁。现在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了，但是仍然不断地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就会被送进隔离中心。

今年，大部分中国人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封锁。如果病毒没有造成足够的痛苦的话，那还有挣扎中的经济。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飙升至18.4%，是历史上最高的。不过，不要抱怨太多，以免国家注意到。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人的整体心理健康似乎也在下降。在上海，自2009年以来，自杀率一直在上升。显然，那时候疫情对心理健康问题还没起作用。

作为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城市，武汉市2020年第一季度的自杀率（当时该市处于封锁状态），比一年前的同一时期高出79%。当上海在今年4月封锁时，一项调查发现，超过40%的人有患抑郁症的风险。在百度上，上海对“心理咨询”的搜索在当月增加了253%。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在心理健康学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那个时代，心理学被宣布为非法，精神疾病患者被指责为缺乏革命热情。近年来，政府通过了促进心理健康的法律，并为自己设定了相关的目标，如治疗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增加心理健康工作者的数量。

但政府本身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封锁和压迫导致了焦虑和抑郁症，党还试图利用心理治疗来影响顺从的、社会上保守的公民。

在某些情况下，还能看到历史的影子。例如，持不同政见者，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入精神病院。2018年，网上流传董瑶琼在中国领导人海报上泼墨的视频，她还指控党的“思想控制”。然后，她就被穿制服的人带走了，塞进精神病院。

去年，李天天在网上对上海的一名教师表示支持，后者因呼吁对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官方死亡人数进行更多研究而被解雇。据报道，警察强行进入李女士的家，并将她带到一家精神病院，政府则反驳说她是自愿入院的。

通常情况下，国家的策略更加微妙。2008年四川地震后，心理治疗师被命令引导家长，不要去抱怨学校建筑质量差，导致孩子被埋。为了促进社会稳定，法院雇用治疗师说服寻求离婚的人（通常是女性多于男性），以保持婚姻稳定。学校的指导顾问因引导青春期男孩远离同性恋而获奖，同性恋与保守价值观不相符。

“如果我不小心，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控制工具”。警方的一名治疗师告诉张鹂。张女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她写了一本关于心理治疗政治的书，名为《焦虑的中国》。这位治疗师（张女士为该书采访的许多人之一）担心必须向高级警官报告她与病人的谈话。显然，这种方式不鼓励信任，更不用说治愈了。

合法的治疗师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直到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认证要求是最低的。江湖医生、奸商和缺乏经验的人从中受益。此后，中国废除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用新的认证程序取代它。张女士说：“难怪很多普通人不信任治疗师”。

即使是在政府机构以外工作的治疗师，也感到有压力要宣传“正能量”。在新冠疫情之前，媒体被要求宣传鼓舞人心的故事，而不是负面新闻。自从新冠疫情后，这种努力就开始超负荷运转。在武汉的封锁期间，官员建议开展“感恩教育”活动，教导居民感谢国家对病毒的管理。在上海的封锁期间，儿童为卫生工作者表演歌曲《听我说谢谢你》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同时，无数防疫工作者却闯入居民家中、杀死宠物和拿走居民食物，这样的网上投诉经常被审查。

心理治疗师将此描述为“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即国家试图让受苦的公民怀疑自己的感受。一个极端案例发生在5月，当时《文汇报》（一家国有报纸）的一名记者死亡。她写了一些报道，赞扬了上海的防疫抗争，一直到她去世。据说是心脏病发作，但一些接近她的人认为是自杀。

心理治疗师说，人们对不合理的政策的愤怒转为无助，这并不罕见。

“你能做什么？你很生气，但这是没有用的。”上海的一位治疗师说。“所以你就放弃了，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悲哀。”

长期以来，中国的活动人士对此有一个术语：政治性抑郁。现在许多普通人也在经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