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报道，自中国对各个私营部门的打压以来，一种思想上的转变悄然发生。中国不再一味相信西方经济学，而是大力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不能越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今年4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参观中国人民大学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师生们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他说，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这和11年前是个明显的对比。当时他的前任胡锦涛同样参观了人大，“认真听取”了对宏观经济的讨论。那是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房地产和科技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腐败和污染横行。卡尔·马克思没有被提及。
如今，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两位”政治经济学家“，人大校长刘伟和经济学院教授赵峰，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元素相融合。
这次访问突显出，中国转向资助和支持那些对私营企业力量持怀疑态度的研究人员，一些人主张将私营资本排除在整个行业之外。其中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又回来了，投资者最好留心。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在过去两年里变得更加明显。自2020年底中国共产党开始宣称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以来，一场监管冲击席卷了经济和股市。中国政府出台了以严厉罚款为支撑的新规，削弱了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和视频游戏公司的实力，并发起了一场减缓债务增长的行动，遏制了私营部门主导的房地产业。然后，为学生提供盈利性辅导的庞大教培行业被完全禁止。
起初，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将中共关于资本无序扩张的声明解读为，这是在呼吁控制大公司的权力，类似于美国和欧洲对科技平台采取的反垄断措施。但被钦点的政治经济学家授权看到了不同：这是在呼吁大规模调整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的洪源远说：“中国领导人试图做的是，用国家来命令消除资本主义的问题。”
当然，中国领导人和他圈子里的思想家们并不这么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并不正式存在。任何想公开发表文章的学者，都不能偏离党的路线太远。
党的定义中确实抓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中国将重工业和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国家规划和所有权，与对被视为不具战略意义的部门采取更多的放手做法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促进效率的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允许企业根据供求关系决定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和生产。
国家几乎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只是通过户口政策，禁止农民工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由于财富几乎没有重新分配，富有的企业家往往对政策施加影响，一些人与地方官员建立了裙带关系。
这种模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飙升的不平等和腐败侵蚀了其合法性。随着他对腐败的严厉打击和对”共同富裕“的呼吁，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模式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质疑——而且质疑还没完。
中国领导人在6月年满69岁，他的早期政治观点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影响的高潮。尽管他以治理一些有着中国最大私营企业的省份而成名，但他仍然忠实于这些早期的教训。
他在2013年成为主席前，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
到2015年，中国领导人呼吁摆脱受西方影响的经济学的束缚，敦促学术界将国家的经验总结为新的理论体系，他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08年的金融风暴已经让许多人相信，西方经济学家不再有答案。随着党掌管大学，新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重点，他们现在将其称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SPECC）。
资金正在流入。2016年之前，只有少数”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现在有资格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年度清单上。到2019年，此类项目已经上升到18个。北京在全国的顶尖大学创建了七个SPECC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那里撰写政策建议和起草教科书。中国领导人在4月的大学访问中会见的两位经济学家都来自人大的SPECC研究中心，由刘伟领导。
为本科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指出， 不能盲目崇拜或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剥削和剩余价值，被用来解释经济。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呼吁将经济全面国有化，但有些人呼吁将一些部门关闭，不允许私人企业进入。根据教科书，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代表了对工人的剥削，国有企业的利润归国家所有（并用于造福人民），这一事实使中国的制度优于资本主义。
4月与领导人会面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赵峰说，”只有在公有制社会“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2021年，投资者努力预测监管风暴接下来会袭击哪些行业，此举动摇了信心，为经济增长增添了一股逆风。今年，中国领导层宣称要建立一个”资本红绿灯“系统，以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指南。政治经济学家可能会塑造这个系统。
华兴证券的宏观和战略研究主管庞溟说，他每天都在关注中国知名大学的研究机构和智囊团的报告，这些智囊团在国务院这个管理政府的机构下运作。它们充当着信息和情报收集以及政策测试和传播的渠道。他说：”监管压力可能是新常态“。
在党提出”资本无序扩张“的说法后，年轻一代的SPECC理论家之一的江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解释说，这是为了警告私营企业主不要挑战党的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写道：“判断是否出现了资本无序扩张，根本的标准就是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有没有越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这个底线，包括在政治上不能危害党的领导”。
江宇的职业生涯始于对中国医疗体系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医疗体系逐步向私营部门开放。
他在2019年写道：“我在最初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也相信在医疗领域可以让市场起主导作用。在一些实施全盘私有化医改的地方调研时发现，我亲眼看到破败的农村卫生体系，看到医院为盈利不择手段，侵害患者利益”。现在，他主张“医疗卫生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走公益性的道路，不能搞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医改。”。这种情绪表明，医疗保健可能是未来监管运动的一个可能目标。
其他SPECC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的扩张与金融系统有关，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称之为“虚拟资本”。他们表示，企业家们正在投机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以获得快速回报，而不是投资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他们的观点为中国领导人减少经济中的杠杆率，并使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斗争提供了智力支持，甚至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
然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的好处持更积极的态度。最近有迹象表明，随着冠状病毒封锁和房地产暴跌对经济造成压力，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这一阵营。
5月初，曾为胡锦涛政府提供宏观经济预测的资深经济学家刘元春，被从人民大学的SPECC中心请到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讲课。
刘强调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血腥，但“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财富”，并指出欧洲式的福利国家是驯服自由市场体系的典范。他还回顾了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时代，当时美国努力控制垄断企业，打击腐败，并通过更严格的金融规则来避免信贷驱动的繁荣和萧条。
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就目前而言，中国应该“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不是一边倒”。
会后，习重复了关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口号，并警告说，如果不规范其增长，“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但他补充说，”要激发包括非公有制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活力，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的资本家们松了一口气。只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