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新社报道，55岁的荷兰医生Rebecca Gomperts多年来一直在为世界各地的女性争取堕胎权。

2014年的纪录片《Vessel》，就讲述了她的“堕胎船”（abortion boat），她和其她女性一起成立了一个海上小组，她们把这艘船停泊在波兰、西班牙、墨西哥和其他国家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为其他无法获得堕胎的女性提供医疗堕胎。

但在美国，人们对她的另一个名为“援助通道”（Aid Access）的组织兴趣激增。自2018年以来，该组织一直在互联网上提供堕胎药物。

美国最高法院一份罕见的泄密文件显示，在这一需求快速增长的背后，联邦政府对堕胎权的保护似乎即将结束。一旦最高法院做出正式裁决，可能下个月，大约20个州将准备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

Gomperts对法新社说：“我们已经看到有需求的人数正在大幅增加。”一些人对此感到“恐慌”。

“人们已经意识到她们是多么脆弱。”

总部位于奥地利的“援助通道”组织一直在与医生合作，从而满足美国20个州的需求，这些州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合法开具堕胎药。

而对于其他州的需求，Gomperts的组织则利用法律漏洞从国外寄药。

事实上在最高法院的意图泄露之前，相关需求就已经十分强烈了。“援助通道”表示，在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收到了来自美国的4.5万多份请求。

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各不相同。或是因为其他堕胎服务费用高，或是因为远距离堕胎诊所的费用高昂和困难重重，或是由于工作或育儿需要而无法这样做。

在填写完一份问卷后，妇女们会被指导如何在家服药。价格也会根据她们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整，药片则是从印度的一家药店邮寄过来的。“援助通道”随后会与这些妇女保持联系。

这种药在网上很容易找到，通常售价几百美元。在美国以外也有这些网站，但仅供纯粹的商用，不提供医疗支持。

Gomperts于2020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对她来说，争取堕胎权是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

她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些不识字、不会读写、无法上网的女性，那些最贫困的群体，无法找到这些解决方案。”

她们中的许多人缺乏资源，无法前往堕胎仍然合法的州。

“这些妇女可能会被迫分娩，或者采取极端措施终止妊娠。”

Gomperts说，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增加将会是必然的结果。

根据2017年对美国数千名女性的调查，有20%尝试在家堕胎的女性使用了该药物，29%的人使用其他药物，38%的人使用植物性输注，20%的人尝试物理方法。有些人使用过多种方法，所以总比例超过100%。

在最近最高法院外的示威活动中，女性抗议者挥舞着金属衣架，这似乎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人工制品，但却令人不安，因为其被视为秘密进行的高风险堕胎的象征。

然而，专家说，怀孕10周之前，堕胎药是非常安全的。

现如今，堕胎药占了美国所有堕胎方式的一半。相比之下，在法国，这个数字是7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在任何医疗环境之外使用它们都是一个“非常可接受”的选择。

有两种药物需要使用，第一种是服用一剂米非司酮来阻断支持怀孕的激素，24~48小时后，服用米索前列醇诱发宫缩。

需要医疗帮助的并发症很少见，比如血流过度、感染或过敏反应。

所以，除了医学方面，在家堕胎的真正风险是法律并发症。

非政府组织“If/When/How”统计了2000年至2020年期间，60起自称自行堕胎或协助堕胎的妇女被逮捕、起诉或判刑的案件。

该组织表示，其设想“在未来，所有人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育生活，不受歧视、胁迫或暴力”，并能帮助这些妇女找到法律代表。

该组织担心，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如预期的那样，将堕胎定为犯罪的趋势将大大加剧。

Gomperts说，这样的裁决“会让人们产生恐惧，尤其对那些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影响最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