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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医患之间的“代言人”,直面中日医疗文化差异,曾亲眼目睹死亡时刻

整理/沈小花

Mako曾经站在重症监护室外,见证了一位长者生命走向尽头的过程。这给她带来的震撼至今回想仍直击心脏。

她不是逝者家属,而是一名陪同家属的医疗翻译。十年前,她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帮助在日本的一些语言不通的华人解决他们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去医院看病。

奔波在神奈川县的各个医院,她分享过病人痊愈的喜悦,也看到过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尽管这是一份还不太被大众熟知的行业,工作中也有些不能言说的辛酸,Mako仍然希望通过打破语言的“巴别塔”,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图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idfonline/5573981308/

以下是她的自述。

坚持“跑现场”的志愿翻译

在日本,医疗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有报酬的职业翻译,一种是做志愿者。我是从做志愿者开始入行的。

1991年,我来日本留学,毕业之后在一家日本的工程公司负责中国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资料整理、会议翻译,也做商务谈判。后来,这家公司取消了中国业务,正好我的孩子开始读中学,我想在家里多照顾他,于是就从公司辞职,成为了一名从事商务翻译的自由职业者。

2012年,我偶然得知横滨有一个医疗口译志愿者组织正在招募中文翻译。我之前一直想做志愿者的工作,现在正好有了更多时间,就报了名。

这个组织叫做 “神奈川县多语种信息中心”,是日本最早开始医疗口译的志愿者组织,提供十几种语言翻译服务。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人,既有生活了十几年依然不会说日文的老移民,也有一些年轻的新移民。之前没有志愿者服务的时候,他们看病时和医生无法直接沟通,只能在家人朋友陪伴下才能去医院。但即使如此,有时候他们也不能完全明白医生的诊断。

カード
神奈川县多语种信息中心海报。图源:该中心网站

这个组织和神奈川县几个比较大的医院有合作。医生需要翻译的时候,会通过医院的社工部门和志愿者组织联系,后者指派不同的翻译到现场协助。志愿者也不是完全义务劳动,每次服务医院都会支付一些交通费,因为日本的交通费很贵。

除了在去年日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5月-9月),我只能提供电话翻译,其他时间我都坚持去现场工作。这样我可以和医生、病人有更紧密的互动,沟通更详细,表达也更准确。当医生拿出一些检查数据、或者影像检查结果时,我也可以同时看到这些资料,对于理解医生的表述非常有帮助。而在电话沟通中,这些信息都缺失了,我只能提供最低水平的直译,有时会遗漏一些非语言信息。

同时,我这么做也有点“私心”,因为只有在现场才能更好地应对一些突发状况,保持翻译的“语感”,这一点无论是电话翻译,还是视频会议都无法取代。

中日医院文化大不同

同属东亚国家,中日两国在医疗观念和医院体系上还是有很大差异,作为翻译我有时需要多花一些功夫向患者解释。

我在去年服务过一位患者,在中国确诊了类风湿,医生开出了治疗该病的药方,他也觉得有疗效。后来因为新冠疫情,他无法回国复诊,就只能到日本的医院看病。按照他的设想,日本医生只要按中国医院的诊断,给他再开一些同类药物就好了。没想到医生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说他得的病不是类风湿。病人说,他之前的翻译和医生沟通并不顺畅,具体什么病他也不知道。

我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后得知,这位患者确诊为干燥症,这种病和类风湿、红斑狼疮、胶原病等都非常相似,属于自身免疫疾病。干燥症没有治疗药物,只有对症药物,比如皮肤瘙痒只能有止痒药,并不能根除。患者听了就觉得日本医生不靠谱,中国医生开的药方管用,怎么会诊断错?

我协助医生为他分析血液检查结果,其中类风湿的相关指标都没有问题。我还跟他解释,日本的医生都是按照规范医疗指南来治病,必须根据自己做出的诊断来对症下药,而不会看了第三方诊断结果就随便开处方。之前中国医生“歪打正着”,很可能是因为病症较轻。

那位患者后来接受了这个解释,还跟我说:“你是第一个帮我把这病彻底问清楚的翻译”。

Photo by Quang Tri NGUYEN on Unsplash 

当然,也有的患者本身思想就比较固执,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我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反而加深对医院的不信任。

有一次,国内一位名人来日本一家综合医院体检。日本除了少数私立医院之外,大部分医院是没有VIP通道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要按顺序等待就诊。而且,即使前面的患者看诊时间超出了正常诊疗时间,医生也不会催促他们,这就导致后面病人的等待时间也会拖延。

那天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位名人可能平常已经习惯了被优先对待,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甚至在走廊里大声抱怨起来:“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在美国加拿大走的都是VIP通道,为什么到日本来就不行? ”医院里很安静,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很多人都朝我们侧目。

当时我非常尴尬,赶紧把他拉到医院外面和他沟通。

但无论是我,还是后来医院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出面解释,这位名人还是很生气,最终做完检查仍耿耿于怀。而我夹在中间,心里又委屈又无奈。

还有就是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的问题。这是被医院严格禁止的行为,如果有患者问我,我都会说不需要送。不过我知道,有些日本患者,特别是有钱人,也是会私下给医生红包作为感谢,但医生也不会因此就区别对待,最多会在一些小事上更关照一些,比如每天多巡一次房,大家心照不宣。但总体来说,日本的医生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还是比较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的。

见证病人生死,情感冲击只能自我排解

在工作中,我有时会经历一些生离死别的场面。这对于医生护士来说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作为一个非医学专业人士,我在情感上还是会遭受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医学翻译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所在的志愿者组织经常联系我,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倾诉。但对我来说,这种事并不是和同事聊天就能排解,更多地只能靠自我调适,慢慢走出阴影。

有一次,一位60多岁的女性罹患恶性肝癌晚期,要在肋下开一个创口抽腹水,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非常痛苦。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医生告知家属,如果继续做抽腹水治疗,她还能存活不到两个星期,如果不抽水,可能一周之内就会去世,让病人和家属商量下做出选择。

到了这个时候,患者本人不想再做治疗,医生也倾向于让她减轻痛苦,但是病人的两个儿子却不同意放弃。一方面是想要延续母亲的生命“尽孝”,二是准备葬礼也需要更多时间。她的二儿子甚至提出要母亲服用中药调理,被医生拒绝了。这引起了二儿子的不满,他指责医院已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又反对尝试其他方法,是对患者生命的不尊重。

最终,这位母亲还是同意抽腹水以换取多一个星期的生命,即使这会给她带来更大的身体伤害。作为翻译,我没有参与她和家人的商讨过程,但我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意。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心想将来等到我也有这一天,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为我的生命做主。

那天的工作完成后,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压抑和难过,于是去了一家环境很好的餐厅,点了一份喜欢的午餐和一杯葡萄酒,慢慢过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我还在重症监护室外,亲眼见过病人的心率由跳动变成一条直线,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目击生死一瞬。

死者是一位70多岁来日本旅行的老人,路上突发脑溢血,被旅游公司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能挽回生命。他的女儿通过旅游公司找到我,请我帮忙和医院沟通。医院工作人员非常体谅我的感受,告知我如果觉得不舒服,病人在去世后的一些后续安排我可以回避。我自己也经历过家人去世,深知这个时候家属最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更何况是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异国,所以还是陪伴死者的女儿完成了所有的手续。

Photo by Richard Catabay on Unsplash 

每当有这样直面生死的时刻,我都需要通过排解,让自己度过心理上的“缓冲期”,才能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小众职业的困境:缺乏社会认可,没有全国统一认证

日本近些年来外来人口不断增加,也有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国人特地来日本看病,但有的医院还是不愿意“找麻烦”,并不是特别积极接诊,即使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是外籍病人,他们可以收取的医疗费用是本国患者标准费用的三倍,算是个收入颇丰的“创收”项目。

外语医疗翻译也还是一个很小众的职业,在日本社会的认知度很低,有的时候志愿翻译服务甚至会遭到来自医院内部的阻力。医院每次请我们协助,都会给志愿者组织拨款,其中包括我拿到的交通费。因为外国患者增多,这笔费用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增加了医院的成本负担;加上之前一些患者在规定的问诊时间没出现,却不提前取消预约,让翻译白跑一趟不说,医院还得照样支付这些费用,久而久之有的医院就颇有微词。所以有的医生宁愿自己用翻译软件和病人鸡同鸭讲。

做这行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资质认证,只有各个团体和组织各自按照政府颁布的培训大纲,定期组织的专业培训。我所在的志愿者机构每年也会召集所有语种的志愿者,进行四次统一培训,我们40几个中文翻译志愿者还定期自发组织学习小组。

但由于各个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培训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很难完全保证。而且,现在医学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翻译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医学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医疗翻译人员之间业务能力相差很大,我听说有的翻译因为翻译质量太差,被医生从医院里赶走了。

因为疫情,我的职业翻译工作几乎都停工了,所以有更多时间来做志愿翻译。要保持高水准的服务质量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从“钱”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并不划算。但它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患者每次看到我,总是会放下心来;他们对我的依赖和信任,和每次看完病后表达的感谢,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