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x的Dylan Scott发表文章，分析了为什么美国在试图从疫情间恢复正常的过程中，充满了困惑和混乱。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疫情的反应各不相同，而且公共卫生专家和各地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但随着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必须迫使自己调整心态，回归正常。

不断上升的新冠确诊病例并不能阻止全国大部分地区继续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让许多美国人在通往新常态的道路上自生自灭。

即使全国范围内的病例在过去两周内猛增了47%，周一，一位联邦法官取消了航空旅行中的口罩要求，而且拜登政府似乎并没有为恢复这一要求而大动干戈。当那些当时就在飞机上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的反应反映了这场疫情中的混乱新时刻，欢呼和新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大致看一下人们的态度，美国人一直在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发展。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3月份的民意调查，27%的美国人说他们基本上已经回到了疫情发生前的正常状态。另有14%的人说，他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行为，这意味着近一半的美国人在生活中表现得就像新冠从未发生一样。在光谱的另一端，17%的美国人说他们仍然没有进行疫情发生前做的大部分活动。

最大的群体，即42%的美国人，处于中间位置。这些美国人说他们正在做一些，疫情前的活动，但不是全部。如果你把这个群体与已经恢复正常的人结合起来，那么，随着政府和企业继续鼓励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现在已经对它不太重视。

对许多人来说，这使得此刻成为了疫情中的一个迷茫期。我们已经不再把病例数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也不再使用大范围的缓解措施，比如强制要求戴口罩，来降低病例数。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应该用什么来取代旧的疫情思维。

显然，仍然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避免接触新冠。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他们被感染，将面临出现严重症状的更大风险。对其他人来说，生病还是有经济和社会成本的，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场所或学校在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强制要求进行很长的隔离。

但是，当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综合政策反应，不再基于帮助人们避免感染时，就很难避免接触病毒。总体来说，政府现在几乎完全专注于限制住院和死亡，同时试图恢复到疫情前的活动。目前，全国的住院人数在长期下降后趋于平稳。死亡人数仍在从冬季奥密克戎浪潮期间的峰值下降。

鉴于有如此多的疫苗接种者或前病毒感染者，我们预计会面临较少的严重病例。但是病毒仍然在传播。现在不同的是，政府和企业都默认或公开地承认他们只能做这么多。达美航空在对法院裁决取消口罩要求的回应中，最初将新冠称为一种普通的季节性疾病，然后又反悔了。

与其说目前有一个一致的应对措施，不如说是人们正不得不做出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决定，这些决定也最终限制了其他人避开病毒的能力。

当拜登总统被问及美国人是否应该继续在飞机上戴口罩，尽管要求已被取消时， 他回复说：“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令人不适的事实是，一个人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戴口罩，避免拥挤的室内空间，并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种，仍然是减少感染风险的最佳手段。但是，由于有这么多人已经将疫情抛诸脑后，并没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来避免感染。

哈佛大学的社会流行病学家贾斯汀·费尔德曼告诉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你必须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试图避免接触病毒，因为社会并没使避免接触变得简单。”

在疫情的前几个阶段，似乎很清楚接下来需要发生什么，才能开始放松我们疫情规则：病例需要下降。新的工具不断涌现，以助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等着疫苗被批准，然后等着人们接种疫苗。几个月后，我们又开始等待加强针的消息，而迫在眉睫的奥密克戎浪潮有望将免疫力传播到大部分人口中，尽管代价高昂。

但是到了现在，即使病例不断攀升，也很少有新的干预措施出现。工具箱已经备齐：疫苗、治疗法、测试，现在要由每个人决定他们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社会正在做一个艰难的转折，要求那些因为新冠病毒，而经历了他们生活中最极端的社会和经济破坏的人们，现在开始把它视为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从一个充满了在家封锁令、企业倒闭和强制戴口罩的世界，过渡到一个自由选择的疫情经验。

密歇根大学研究社会学和公共卫生的凯特·卡格尼告诉我：“就人们如何看待病毒、它的严重性、它的风险、对他人的风险而言，感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嘈杂。我们没有一个大家都能遵循的算法。”

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疫情过渡期

不是每个人都在平等地面对这种新常态。美国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避免感染新冠保持警惕，因为它仍然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构成严重风险。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在走向正常化，和希望对一种即使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仍然每天仍在杀死约500名美国人的病毒保持警惕之间，可能会有一场拉锯战。

当政府、企业和你周围的许多人表现得好像新冠不再是一个积极的关注点时，想出一种新的应对方法可能是一个挑战。人们也在进行这种过渡，在回到更正常的活动的同时，与不断变化的公共卫生指导，和越来越缺乏关于疫情实际状况的信息相抗衡。

到处都能看到混乱的情况。虽然公共卫生专家对疫情的看法一直存在一些差异，但现在的分歧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当费城最近因为当地的病例开始上升，决定重新实施口罩要求时，巴尔的摩市的前卫生专员、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莱娜·温感到困惑。她引用了CDC自己的评估，其中将费城列为低风险地区。但她的一些公共卫生同行很快对温进行了反击，因为她质疑了费城更积极地减缓疫情传播的决定。

如果你感到困惑，不要感到不好意思。但这种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华盛顿地区新冠病例的增加，各大报章取消了自己的白宫记者晚宴招待会，但晚宴本身仍继续进行。即使当地的病例在增加，华盛顿特区的地铁系统还是终止了口罩要求。

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环境中，疫情扰乱了我们的大脑，这并不奇怪。专家们在一年前就对决策疲劳发出警告，而研究表明，过去两年使很多人的焦虑变得更加严重。欧洲的一项基于调查的研究发现，对疫情有较高兴趣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神经质的迹象。根据另一项基于美国的研究，焦虑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新冠的风险程度更高。

当像邀请同事去喝酒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会让人感到焦虑时，人们必然会有压力。每一次社交互动都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比如，这个人去公共场合会不会感到不适？这个周末我准备去看我的父母，所以如果我今晚出去，我能及时获得测试结果吗？

卡格尼告诉我：“这需要大量的认知投入。必须一直进行这种计算，我认为这使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

他们也可能走另一条路，基本上放弃采取预防措施。毕竟，很多人都这样做了。

疫情的这一部分如此令人迷惑的原因

造成所有混乱的部分原因是，大流行病部分是由社会建构的。

其中既有客观的生物现象，但也有社会成分。这成为一场疫情，是因为我们集体决定有一个试图预防疾病的道德义务。当政府发布就地避难令并关闭大部分经济部门以控制疫情的传播时，以及当大多数人同意遵守新的公共卫生准则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摆脱这种疫情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特殊的紧急情况的性质，即新冠最终将成为地方性疾病，使之变得更加困难。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流行病学家大卫·雷科普夫向我指出，大多数公共卫生风险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或限制。麻疹的爆发最终结束。而像肥胖症或糖尿病这样的慢性健康问题并不具有传染性；一个人的饮食决定并不影响其他人患上这些疾病的可能性。

但是新冠仍然存在，仍然在感染人们，而官方的态度却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感染”过渡到“为了让生活恢复正常，被感染是一种基本可以接受的风险”。如果你对风险的容忍度趋于谨慎，这种反复可能会让你相当迷茫。

乔治敦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金伯利·霍兰德告诉我：“即使客观数据令人不安，但如果你没有道德判断，死亡和重症水平现在已经成为标准了。当社会客观上从大流行病过渡到地方病的阶段时，许多人自己并没有转变。”

拥抱新常态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可以大大降低死于新冠的风险。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防止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期望我们能够避免感染一种已经变得像麻疹一样具有传播性的病毒，可能并不现实。

对于健康和接种过疫苗的人来说，采取必要的极端措施来避免接触病毒，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为了减缓病毒而限制活动，不仅会对总体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对社会网络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网络有助于改善许多人在危机期间背负的压力。

密歇根大学社会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中心的联合主任布里安娜·梅祖克告诉我：“我们的新冠政策必须承认，我们已经不再只需要改变一种想法了。在疫情的这个阶段，单一地将政策重点放在确诊病例上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的政策仍然对新冠疫情有着独特的关注。感染新冠病毒可能迫使某人进入强制隔离期，但感染流感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感染新冠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独立于临床风险的。

我们仍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坎坷的过渡。正如雷科普夫对我说的那样：“没有一本关于这种中间地带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