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作者Masha Gessen介绍了一群在俄罗斯开战之后逃离俄罗斯的人，他们都曾在俄罗斯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并且大多曾因参与抗议而被捕过。在他们离开俄罗斯之后，他们面领着账户被冻结，无处可去，以及被当地居民歧视等情况，但他们都在承受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世界，2月24日，莫斯科的伏努科沃国际机场是去边境以南度周末假日的出发点：包括去埃里温(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巴库的人。在3月的第一周，随着普京的数万名军队进入乌克兰，伏努科沃机场挤满了焦虑的旅客，其中许多是年轻人。领取超重行李的队伍将巨大的出发大厅分成两半。这些人并不是去度周末的。
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个留着齐肩长发、戴着钢框眼镜的瘦弱年轻人坐在一个高大的柜台前。他通过耳麦告诉别人，“我在过去的一天里没有做什么，”他声音里的紧张多于歉意。“我一直在忙着搬家的事。我今天要飞往埃里温，然后走陆路。我明天就会安顿好，然后回去工作。”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航班后来被取消了。
我的两个朋友也原定于当天去亚美尼亚，结果飞了七个小时到乌兰巴托，接着又是三个小时飞到首尔，十个小时到迪拜，最后又用了三个小时到埃里温。我的朋友，一位知名的同性恋记者和他的伴侣，是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离开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中的一员，据估计，总人数已超过25万。
从莫斯科出发，要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你可以发现新近抵达的人，他们有一种迷失方向的神情，用俄罗斯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被尘土飞扬的麻袋砸在头上。”
我在街上听到的谈话片段涉及可能的下一个目的地。伊斯坦布尔很容易去，但当地价格很高，而且没有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在土耳其只能停留两个月。
在一家餐厅露台的一张矮桌旁，一群二十多岁的俄罗斯记者查阅着他们的手机，寻找机票（“下周日去第比利斯还有两个座位！”“找到了！”）；他们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否仍能够登入他们的银行账户，因为这些账户被俄罗斯和西方的新限制措施所冻结；他们眼看着自己所知的世界消失了。
现在在俄罗斯被封锁的独立媒体机构正在删除自己的网站，并隐藏YouTube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以保护那些可能在新审查法下面临起诉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和国外，俄罗斯人正在清除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以保护自己和那些在反战请愿书上点赞或留言的人，甚至是发布那些仅含有“战争”一词的帖子，现在都可以被判处最高15年的监禁。
俄罗斯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弃儿：宜家、H&M和Zara的灯光正在熄灭。数十万人正在失去工作。
我的世界，也正在消失。
八年前，由于政府对我的家人的威胁，我从俄罗斯搬到了纽约，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留在了莫斯科。随着政治压力的增加，他们进行了调整。记者和学者们改变了职业。活动家们用慈善工作取代了组织运动。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相互开放的家庭社区，无穷无尽的共享美食，以及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我极度怀念这个世界，在新冠限制开始解除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去拜访那里。
现在，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离开了。长长的离别派对从一户延向另一户。当然，“派对”这个词是不对的，尽管的确有很多人在喝酒。当人们互相举杯时，他们还希望能再次见面。当他们向主人家敬酒时，他们是在向他们可能最后一次见到的地方敬酒。
其中一些对话，关于无法离开的年迈父母，或被迫与初恋情人分离的十几岁的孩子，是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熟悉的，当时有少数人，主要是犹太人，能够离开苏联。老的俄罗斯移民正朝着美好生活的愿景前进；新的移民则是在逃避压抑的黑暗。一位朋友伊利亚·维尼亚夫金说：“就像看着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幽灵。”
40岁的维尼亚夫金，是研究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周，他和他的妻子薇拉·盛格利亚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他们是一家支持智障成人的基金会的发展总监。他们有三个孩子，从十岁到十八岁，都还在莫斯科的家里。
周四早上，当维尼亚夫金查看独立的俄语出版物《Meduza》时，他在主页上看到了“战争”一词。他和盛格利亚彼此没有说什么，没有“你看到了吗？”或“太可怕了”。维尼亚夫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一台搅拌机被打开了。他的外壳依然存在，但无法移动。
在震惊了两天之后，他和盛格利亚开车回到了莫斯科，去跟孩子团聚。他们开始讨论离开的问题。
在战争的第一周，时间忽慢忽快。每一天都与前一天不同，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代。2月27日，维尼亚夫金和盛格利亚觉得他们必须做点什么，去某个地方。
这一天是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被谋杀的七周年。他们带着10岁的儿子戈加，买了花，去了涅姆佐夫遇害的桥。警察用路障封锁了行人通道；人们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过道，缓慢而平稳地前行。
戈加说，“我不想去。感觉就像我们被带进了监狱。”
在桥的另一边，戈加要求去麦当劳以作为补偿。（两周后，麦当劳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在那里，邻桌的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紧张地讲电话。她似乎在和她在哈尔科夫的亲戚通话，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当时正遭到俄罗斯军队的炮击。
当她挂断电话时，维尼亚夫金对她说：“我听到你来自乌克兰，我想让你知道，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普京和他的战争。我很抱歉，我们没能阻止他。”
他们交谈起来。这位女士是一名化学教师，战争开始时她碰巧在莫斯科待了一天。现在她正努力确保她的父母每次去防空洞时都带着她的狗。
那次谈话后，维尼亚夫金和盛格利亚对是否离开，或何时离开已经没了疑问。周三，即战争的第七天，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前往第比利斯。
人们逃离俄罗斯，是因为他们害怕政治迫害、征兵和孤立；也因为他们害怕被关在一个陌生的新国家，那里与过去的苏联极其相似；还因为留在一个正在发动战争的国家感觉不道德，就像坐在一架正向人们投掷炸弹的飞机里。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所建立和居住的俄罗斯正在消失，而离开的人越多，它消失得越快。
德米特里·阿列什科夫斯基是俄罗斯志愿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2012年夏天，一场洪水摧毁了俄罗斯南部的克里姆斯克镇，当局试图掩盖真相，阿列什科夫斯基辞去了新闻摄影师的工作，成为一名救援志愿者。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Nuzhna Pomosh（需要帮助）和一个慈善项目的媒体交流中心Takie Dela（就这样）。
当战争的消息传来时，他知道这不是乌克兰的末日，而是俄罗斯的末日。37岁的阿列什科夫斯基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古拉格劳改营的问题。（他的曾叔父尤兹是劳改营的幸存者，他在小说和歌曲中描述了这段经历）。
很久以前，他就得出结论，如果普京想重新创造斯大林式的恐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如果他现在能轰炸乌克兰，那么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囚禁更多的人。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早上，阿列什科夫斯基和他的妻子、电影导演安娜·德茹科以及他们刚学会走路的女儿一起坐上了车，向西开去，到了拉脱维亚边境。
亚历山德拉·普里马科娃是莫斯科一名42岁的市场研究员，那个星期四七点起床，她正帮孩子做上学的准备。她看到了新闻，并决定让她的丈夫，45岁的科学教育家伊利亚·科尔曼诺夫斯基再睡一会儿。科尔曼诺夫斯基一直对乌克兰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感到恐慌。
一年多来，这对夫妇一直在讨论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两人都积极参加反普京的抗议活动。现在，他们在公寓里召集了一个大型家庭会议。在接下来的一周结束时，他们的直系亲属和远亲中有33人已经离开了俄罗斯，飞往四个不同的国家。这群人包括记者、学者、自然科学家、一名发展心理学家、一名医生、一名音乐家和一名俄罗斯东正教的执事。
莱卡·克雷默，一位44岁的媒体主管，和她的伴侣，38岁的播客主持兼编辑安德烈·巴比茨基，周四晚上参加了在普希金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巴比茨基曾在九月份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拘留，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被第二次拘留可能会被判处监禁。
可他们不能不去。
这种示威的传统地点和时间是晚上七点的普希金广场，人们曾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抗议信息而被起诉，所以有一个默认计划是提前准备好的。克雷默和巴比茨基与巴比茨基20岁的女儿一同前往。广场被警察封锁了。天很黑，很潮湿。
人们在地铁站前徘徊，在下雨的人行道上艰难地行走。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旁观者可能无法认出他们是抗议者：他们没有标语牌，也没有呼喊口号。巴比茨基还是和其他几百人一起被拘留了，但他只被短暂拘留。第二天，克雷默和巴比茨基飞往威尼斯，参加克雷默的父亲、小提琴家吉顿·克雷默的75岁生日庆祝活动。
他们以一种奇怪的状态抵达。一种一切都将是最后一次发生的感觉，促使他们从机场乘坐了130欧元的汽艇，而不是搭30欧元的出租车。巴比茨基向其他与会者发难，他认为这些人没有足够受到战争的困扰。他越来越相信，他的家人必须立即离开俄罗斯。
在这个新的战时政权下，他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酗酒而死。
但是他们所有的六个孩子都还在莫斯科，年龄从10岁到20岁，而且这对夫妇的回程航班被取消了，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所有航班也被取消了。最终，克雷默和巴比茨基去了里加，然后去了第比利斯，安排孩子们和巴比茨基的前妻一起离开俄罗斯。
一行人在战争的第11天飞走了。巴比茨基讽刺地却又自省地谈到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俄罗斯人，从来不哭。但在那一天，他哭了。
格里高利·斯维尔德林，43的Nochlezhka（意为：夜晚庇护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无家可归者组织）主任，在圣彼得堡走来走去，他的外套后面写着“反对战争”。
他参加了抗议活动和纠察队。这对他来说是正常的。他曾经被拘留过；有一次，他的车被拖走，因为后窗上贴着“释放政治犯！”的标语。
但斯维尔德林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很奇怪：平时很冷漠的他开始与人拥抱，对朋友说他爱他们。最重要的是，他感到不安，仿佛这个国家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他唯一能清楚想到的是进监狱的样子。
然后一个熟人告诉他，他被列入了政治起诉的对象名单。斯维尔德林收拾好自己的车，去和父母告别。他发现父母正在为抄家做好准备；他们吹嘘说他们在邻居家藏了一些贵重物品。
列昂尼德·扎利洛夫，今年43岁，是一名高中数学教师，同时在莫斯科的一个教堂担任执事。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米勒今年38岁，是一名音乐会演奏家，也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助理教授。入侵当晚，扎利洛夫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
第二天早上，他和米勒评估了情况。他们有讲坛，有舞台，有教室，但如果他们利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发表反对战争的言论，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危及他们的同事，还可能会进监狱。他们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子。于是他们决定离开。
谢尔盖·戈鲁博克是圣彼得堡一名37岁的律师，他决心留下来。他在英国和法国学习和工作了几年后，于十年前搬回了俄罗斯。他曾代表过许多政治活动家。3月1日，他在公寓里安装了一套新的空调设备，并祝贺自己为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天做好了准备。
不过，他还是敦促他的前妻带着他们3岁的女儿逃离，这样孩子就不会在新的铁幕背后长大。然后，在战争的第9天，俄罗斯封锁了几乎所有剩余的独立媒体的网站。戈鲁博克认为，如果没有任何报道，他就无法在法庭上发挥任何作用。他决定离开。
他们或坐飞机，或驱车。
戈鲁博克和他的家人走过桥，从俄罗斯的伊万戈罗德到爱沙尼亚的纳尔瓦，它们曾经是同一个城镇。当普里马科娃、科尔曼诺夫斯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法国斗牛犬克洛伊在埃里温降落时，有人问：“你们是来参加展会的吗？”那人解释说：“我猜想一定有狗展，因为有这么多人带着狗来。”
他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普里马科娃带了67本儿童读物和一个装有衣服和两个枕头的小箱子。科尔曼诺夫斯基带了一个装有高端摄影器材的背包，一个装有茶叶和陶瓷茶壶的手提箱，另外还带了收藏的香水。斯维尔德林带了一辆折叠式自行车和攀岩设备。克雷默和巴比茨基原本只计划在威尼斯度过一个周末，他们带了几件T恤衫，克雷默还准备了一件天鹅绒连衣裙。
这对夫妇来到威尼斯的一个广场，广场上散落着乌克兰国旗的蓝黄相间的彩纸带。他们捡了几条；克雷默把纸带系在她的黑色长外套的扣眼上。巴比茨基决定收集标志着新生活开始的物品。
他洗出了一个大螃蟹壳，那是在吉登·克雷默的生日聚会上用来盛放沙拉的，并把他的蓝黄丝带放在里面。在一个随心付款的旧书摊上，他找到了一本关于扬·卡尔斯基的漫画小说，这位波兰军官因向西方领导人揭露了大屠杀而受到称赞。巴比茨基决定，这本书将成为他新图书馆里的第一册藏书。
这些移民中的一些人是我的亲密朋友和前同事；另一些人是我通过工作认识的。他们代表了当前移民潮中的一小部分。无法想象我现在还能回到我的城市，莫斯科，但如果我回去，我认识的每五个人中就会有四个人已不在了。
许多离开俄罗斯的人是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其中一些人似乎至少暂时留在埃里温，也是这个地区的技术中心。其他人是记者、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正在柏林、第比利斯、塔林和维尔纽斯登陆。他们的离开加速了关闭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进程，这样国家甚至不必单独迫害和监禁人们。
3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普京似乎提到了这次出走，他说：“俄罗斯人民能把真正的爱国者和那些叛徒区分开来，并会像不小心吞下一只苍蝇一样直接把他们吐出来……我相信，这种自然和必要的清洗只会加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凝聚力，以及我们面对一切挑战的准备。”
在第比利斯，克雷默在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地板上铺了一个床垫（克雷默的三个孩子，分别是11岁、12岁和14岁，住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巴比茨基说，克雷默“在正常生活中”绝不会容忍这样的安排。克雷默经常说，“我们是在炼狱中。这是它该有的样子。”她常说的另一句话是“反省你的特权”。
他们很幸运：他们还在一起，他们还有存款，克雷默一直希望能买一套更大的公寓。在她的银行卡被停用之前，她提取了几千美元的现金。
孩子们抵达格鲁吉亚两天后，她把全部款项交给了一所私立的俄语学校，作为部分学费。巴比茨基并不确定这决定是否是正确。但是，克雷默说，至少孩子们“有半天的时间被占用，有饭吃，在我没有什么可付出的时候能得到照顾。”
孩子们上学后的第二天，克雷默12岁的女儿去拜访了一位新朋友，生活几乎感觉正常。
离旅馆不远的拐角处，普里马科娃和科尔曼诺夫斯基，这对处在庞大家庭中心的夫妇，占据了一整幢破旧的招待所。这家临时住户中包括两个非常安静的年轻人。他们是第比利斯和埃里温中许多俄罗斯青少年中的两人，被他们的父母带着流亡，现在可能无法离开。
这两个年轻人坐在与阁楼厨房相邻的一张桌子前，吃着科尔曼诺夫斯基准备的鸡汤。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小心把脚伸进了一什么又湿又粘的东西里：是克洛伊出了意外。科尔曼诺夫斯基命令道：“把你的袜子给我，我直接丢去洗衣机里。”
普里马科娃去拿了一双干净的袜子。
数学老师兼教会执事扎利洛夫和音乐家米勒就住在几个街区外。他们已经在埃里温待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前往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黑山，在那里扎利洛夫获得了一份短期的教学工作。
他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他的三个儿子以不同的姿势挂在上面，每当他遇到来自莫斯科的熟人时，他就得意地问：“你有什么计划？”
除了扎利洛夫，似乎没有人觉得这问题很有趣。普里马科娃说：“我没有计划。我没有想法，也没有任何感觉。”
他们在第比利斯的第一个早晨，科尔曼诺夫斯基带着两人三岁的女儿散步。有半个小时，他觉得在莫斯科的重担已经卸下。他可以想象在这里生活，在这个多山、阳光明媚的城市，甚至可以扎下根来。但是，在电报的聊天群中，刚到第比利斯的新移民正在分享他们被房东、酒店和银行拒绝的经历。
这里不欢迎俄罗斯人。
格鲁吉亚是俄罗斯游客和侨民最喜欢的目的地，风景优美，价格低廉，并允许俄罗斯人免签证停留一年。在2008年，格鲁吉亚本身就是俄罗斯军事侵略的对象；大约20%的格鲁吉亚领土已被俄罗斯占领。
在第比利斯城外不到一小时的地方，俄罗斯士兵正在沿着一条不断向首都靠近的线路修建铁丝网，这一过程被格鲁吉亚人称为“边界化”（borderization）。邻国亚美尼亚则依靠俄罗斯军队的存在，来维持与阿塞拜疆的停火，这让一些俄罗斯流亡者担心，如果俄罗斯提出要求，亚美尼亚会把他们送回去。
格鲁吉亚拒绝加入因乌克兰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国际经济制裁。
祖拉布·阿巴希泽告诉我，“我们有什么选择呢？”，他担任着格鲁吉亚政府中维持与俄罗斯关系的特别代表这一不光彩的工作。“加入制裁将在一周内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崩溃，而俄罗斯不会有任何感觉。而且，俄罗斯军队就在这里，我们有责任避免采取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
庇护数万名逃离普京政权的俄罗斯人将被视为其中一种复杂化。
与此同时，普通的格鲁吉亚人对俄罗斯人充满了警惕，仅仅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在网上和街头，第比利斯居民指责俄罗斯人来到格鲁吉亚只是为了逃避经济制裁。蓝黄相间的旗帜似乎挂在每一个店面外。在我遇到一位外交使团成员的餐厅，前门挂着一个牌子。“荣耀属于乌克兰! 世界应该停止俄罗斯的侵略! 俄罗斯是侵占者！! 普京是邪恶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些说法，请不要进来！！”
格鲁吉亚银行开始要求身为俄罗斯公民的潜在客户签署一份声明，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侵略性的占领国，并保证他们不会传播俄罗斯的宣传物。研究斯大林的历史学家维尼亚夫金很乐意签字，但银行还是拒绝了他的申请。
当米勒到达第比利斯时，她正在寻找一架大键琴，为即将到来的试奏做准备。她联系了当地一个拥有巴洛克乐器的管弦乐团。六天后，她的请求被拒绝了。她说，当她进一步询问时，她的联系人暗示她被拒绝是因为她是俄罗斯人。
在第比利斯的第一个晚上，我见到了另一位老朋友，卡佳·佩特罗斯卡娅。她出生在基辅一个讲俄语的犹太家庭，在莫斯科上高中，在爱沙尼亚上大学，在莫斯科完成了研究生课程，最后和她的德国丈夫一起搬到了柏林，在那里他们组建了家庭，她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德语作家。
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佩特罗斯卡亚和她的丈夫搬到了第比利斯。现在俄罗斯正在轰炸基辅，佩特罗斯卡亚的母亲，一位86岁的退休历史教师，独自在那里，拒绝被疏散。
佩特罗斯卡娅和我见了一面：我的飞机凌晨一点在第比利斯降落，而她六点就飞走了。她要去柏林，在那里，她将协助为乌克兰军队获取防弹衣，组织难民救济，并在媒体上露面，为乌克兰辩护。自2月24日以来，她几乎没有睡过觉。她对她的一些亲密的俄罗斯朋友没有耐心，他们正在张贴关于内疚和责任主题的诗歌和反思性文章。
她说：“没有时间了，你必须工作。”
这些朋友没有体会到她的紧迫感，他们可以沉思和独处，这让她觉得是道德上的失败。佩特罗斯卡娅说：“空间已经分裂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再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他们着迷于自己的不幸。我也能懂，毕竟你会因为抗议而入狱15年。同时，我在基辅的朋友们，还自杀式地留在那里，因为那是他们的城市，他们正在努力相信‘它’不会发生，只要他们还在那里，‘它’就不会发生。”
基辅，一个被轰炸的城市，和莫斯科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可比处。也许除了这点：‘它’，也就是向普京的暴政投降，已经在莫斯科发生了。普里马科娃说：“将会有真正的恐怖。我们将从远处看着它。那里有人愿意踏入火坑。如果我们能和他们一起步入火坑，对他们来说会更容易。”
普里马科娃身高约五英尺（152厘米）；科尔曼诺夫斯基高几英寸。他们都戴着眼镜。他们两人共有六个孩子。两人都曾多次面对穿着全套防暴装备的莫斯科警察。她继续说，“我已经尽力做了一切。但我不是一个英雄。我对乌克兰人不感到内疚，因为我不觉得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以我的名义进行的，但我对留在莫斯科的人感到内疚。而且，每当我关心的人离开时，我都会松一口气，并意识到我是多么为他们感到害怕。这是一种自私的感觉，是种解脱，因为它意味着我可以少一分内疚。”
责任、罪责、内疚、羞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每个新流亡者的心上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这类情感。阿列什科夫斯基说：“在最初的五天里，我的手一直在颤抖。我宁愿在耻辱中燃烧起来。我们所有人都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即使是那些为防止战争做了很多工作的人也做得不够，因为战争开始了。”
1968年，巴比茨基的祖父康斯坦丁·巴比茨基，是因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在红场被捕的七人之一；他在国内流亡了三年。巴比茨基的祖母塔季扬娜·维利卡诺娃因编辑一份关于政治迫害的地下出版物，而于1979年被捕。她被判处四年监禁和五年国内流放，她拒绝了改革期间的大赦提议，并服完了刑期。
巴比茨基五岁时，她在莫斯科与家人团聚。巴比茨基说，“她是钢铁做的。”
他并没觉得自己继承了她的这一部分，相反，他继承的是她绝不推卸责任的那面。他说，“如果我打算继续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如果我打算像珠宝一样随身携带俄罗斯文化，那么我必须承认，俄罗斯文化中包含着引起这场战争的元素，一个人可以阅读托尔斯泰，有史以来最好的反战文本的作者，并依旧做出这种事。”
当俄罗斯正在轰炸乌克兰的家庭、学校和产房时，作为一个俄罗斯人该如何生活？巴比茨基说：“我不知道我能对一个乌克兰人说什么。我不能假装由于是普京在轰炸乌克兰，所以我和它没有关系。我不能请求宽恕，因为在哈尔科夫仍被轰炸时不能请求宽恕。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洞，我想请他们告诉我，我能做什么。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克雷默曾是一名新闻主播，是一家播客公司的创始人，公司位于莫斯科，名为Libo/Libo（非此即彼）。科尔曼诺夫斯基有一个关于科学的热门播客，巴比茨基共同主持了一个关于道德的节目；这家公司还为企业客户制作节目。Libo/Libo主要讨论政治之外的题目，而这也是它能够继续运作的原因。
克雷默告诉我：“一些广告商会要求，在与他们的广告同时播放的其他广告中不能有任何关于政治的词，甚至在整个播客中也不能有一个关于政治的词。”
不过，现在，“政治”的范畴正在扩大，吞噬了一切生活。
在俄罗斯通过新的审查法后，在战争的第九天，Libo/Libo删除了巴比茨基在入侵前的最后一集播客，因为其中采访了一个道德哲学家，讨论了对战争的看法，公司也改动了科尔曼诺夫斯基一集关于犬类智慧的播客，因为他指出：“这集播客是在战争前录制的。”
Libo/Libo的三位创始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其大约20名工作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也离开了。整天，每一天，在旅店的公共房间或在宾馆，克雷默都在与她的联合创始人、员工和客户召开Zoom会议，试图找出让公司继续发展的办法。
她说：“就好像我一直在试图解决我大脑中的迷宫难题，每条路都是死胡同，但我不能停下来。”
除了播客之外，巴比茨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一家图书出版商做编辑工作。他说：“这是一家很好的非小说类出版商，我无法想象它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普里马科娃在她母亲拥有的一家市场研究公司中拥有股份，她仍然在接听大公司客户的电话，但她说，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没有市场可供研究。这些工作的优点是可以移动，但让流亡者能够远程办公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幻影。
克雷默说：“现在，人们正在谈论他们接着要去哪里，以及他们该如何从他们的俄罗斯账户中拿钱，但很快人们就会开始返回，他们离开是为了抗议，因为留下来感觉难以忍受。但你需要大量的钱来维持这种抗议。”
多年前，我在我曾祖父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照片。它拍摄于1913年，那是俄罗斯空前繁荣的一年。我的曾祖父，当时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知名政治记者，和一群人在一起，他们都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服，看起来都像是发明了友谊和美好的生活。在随后的十年战争和革命中，这群人中的大多数都移民了。
我的曾祖父留了下来，找到了在出版界或相关的行业中工作的方法，同时不参与政治，并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他至少有两次重新获得了相对丰裕的生活。在上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他的家人拖着红木家具、精美的瓷器和来自辉煌过去的银器，不是作为传家宝，而是当作日常用品，因为这个国家已不再制造此类物品。现在，俄罗斯正在进入另一个时代，物品：衣服、家具、汽车将主要来自过去。
12月在莫斯科，研究古拉格的历史学家伊琳娜·谢尔巴科娃带我参观了她在纪念馆策划的一个展览，纪念馆是俄罗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历史和人权组织。展览中的展品之一是一件褪色的蓝色连衣裙，它被缝补了无数次，是那些记录了苏联世纪沧桑的物品之一，它的主人曾穿着它去看戏，在那里她被逮捕，然后在监狱里接受了一年的审讯。
现在谢尔巴科娃在特拉维夫，希望能尽快前往德国。纪念馆于2月28日被法院下令关闭，并在3月4日的警察搜查中被洗劫一空。同一天，以异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命名的博物馆和教育机构：萨哈罗夫中心对公众关闭。中心的主任和他的家人已通过塔什干逃往欧洲。
克雷默说：“我想回去，在我自己的床上醒来。但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走了。”
3月12日，几千名新来的俄罗斯人聚集在曾经是俄罗斯驻第比利斯大使馆所在地的大楼前。（格鲁吉亚在2008年与俄罗斯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们高举着一面巨大的蓝黄色旗帜，高呼：“反对战争！”“乌克兰的和平，俄罗斯的自由！”以及所有俄罗斯抗议活动时期都用的抗议口号，当时俄罗斯抗议活动还有口号。“俄罗斯将获得自由！”“没有普京的俄罗斯！”
这些口号听起来并不真心；而每一个口号在被重复几遍后就消失了。
一群人散开后又聚集起来，像水银泻地。维尼亚夫金和盛格利亚，巴比茨基和克雷默，普里马科娃和科尔曼诺夫斯基，还有各种孩子和祖父母。普里马科娃说：“我不能喊任何口号。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冒着风险，当我们被防暴警察包围，当按喇叭支持的司机也在冒着风险时，我就明白了意思。”
谈论内疚和责任很难，但更难的是当那些过去构成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人离开俄罗斯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无家可归者组织Nochlezhka的负责人斯维尔德林，在塔林度过了他流亡的最初几天，通过安排科技高管包机上的座位来帮助其他人逃离俄罗斯。他召开了一个Zoom会议，告诉他的员工他要辞职，继续掌舵将使这个组织面临风险。
他计划开车穿过东欧和南欧前往格鲁吉亚，他的许多朋友最后都去了那里。他说，“我相信我将回来，我想起了所有那些在1918-1919年离开的人，他们以为几年后就会回来，结果是七十年后。但我认为这个政权现在正经历着痛苦，这种痛苦对病人和周围的世界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我认为它将在几年内结束，到时候我将回来。”
在维尔纽斯登陆的阿列什科夫斯基还计划前往格鲁吉亚，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在与抑郁症和职业倦怠作斗争后，他于12月从他的基金会辞职，但现在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启动另一个非政府组织，以帮助其他流亡者。他说：“我发现其他所有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都有自己的散居地，而俄罗斯人则是一无所有地来到这里，然后甚至无法获得自己的储蓄。”
他对未来的看法并不长远。他说：“谁知道几个月后是否还会有维尔纽斯或第比利斯？他继续说，“普京正在威胁核战争，这不是空话，这是一个正在发动战争的人说的话。”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桑给巴尔（坦桑尼亚东部的群岛）这样的地方？阿列克谢夫斯基回答说：“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就 是查塔姆群岛（注：在新西兰沿海），但是，即使假设它不会受到核战争的影响，但如果知道你所爱的每个人都在核战争中丧生，而你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它，这样的生活就不值得活下去。”
维尼亚夫金惊讶地发现自己越来越乐观。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一直在官方大学系统之外开展教育项目，包括暑期学校、辩论俱乐部、系列讲座。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他努力在庞大的普京专制体制内创造一个小型的、人性化的替代世界。现在，这个平行社会已经消失了，维尼亚夫金只能想到未来，而未来已经奇怪地变得更加清晰。
他说：“我拒绝将这视为某种个人灾难。灾难是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他继续说：“现在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人们可能会说，后现代主义已经结束，历史回来了。要么俄罗斯将成为焦土，要么我们将不得不做很多非常复杂的清算工作。”
他并没有感到士气低落。他说：“事情很糟糕，有些人感到生存上被压垮了。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的疯狂，普京，他用狗屎淹没了大量的人。我拒绝将他的疯狂内化，也拒绝为此感到失败。如果你家里的水管爆裂，你不会认为自己是被下水道打败了。你应该去修复管道。”
律师戈鲁博克在入侵开始时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他是仅有的几个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认证为审判参与者的俄罗斯国民之一。他希望在法庭上，无论以何种身份，为战争导致的案件服务。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他定期给我发短信，向我介绍他在法院的最新行程。
他从塔林写道：“我们很快就要去奥斯陆了。国际法庭的检察官要求对三名俄罗斯公民发出逮捕令。”
因为他们被指控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期间犯下战争罪。戈鲁博克在第二天发来短信：“检察官已经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的声明，他们的动作非常快，这很不寻常！。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只是短暂的停留。”
他接下来发短信说：“我计划下周去海牙。我没有任何内幕消息，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行动。他们已经向乌克兰派出了一组调查员。”
戈鲁博克告诉我，如果他不能在海牙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也会为自己的余生找到其他事情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