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Tom McTague发表评论，对西方各国在俄罗斯入侵期间所表现出的自满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对西方秩序挑战的终结，而是一种新对抗的开始。而西方仍在通过维护旧时的秩序来应对这种新式的挑战，因此并不一定能够应付未来的发生的情况。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这段时间里，西方国家暴发了一轮自我祝贺。莫斯科正在威胁自由主义秩序，但在华盛顿、柏林、伦敦或巴黎的领导人眼中，西方已经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是多么强大和统一。他们说，制裁方案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理念已经显示出它比普京想象的还要强大；自由秩序的集体精神已经恢复了。

面对乌克兰人为自由权利而战的爱国主义勇气，俄罗斯军队早期明显的挣扎，以及西方比预期更强烈的反应，我们很容易在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的敬畏之情中忘乎所以。德国终于觉醒了；欧盟奋起直追；美国重新找到了道德和政治领导力。这场危机提醒欧洲，美国依旧那么的重要，而欧洲也将可能变得相当重要。

的确，自由世界已经被激励起来，西方世界的基本理念，即民主法律下的个人自由，仍然比任何替代方案都更有力量和正义感。

但是，在那么多的鼓掌声中，西方还没有正视这场危机背后的现实。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城市的炮击，并不代表一个专制的世界正在被自由民主的力量慢慢窒息，并发出最后绝望的呼喊。事实上，这场危机根本不可能标志着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的结束，因为按照其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西方领导人和民众尚未面对的挑战。

也许这场危机真的已经把西方从其孤芳自赏的小气和分裂中拯救出来。但总体来看，现实要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从乌克兰的短期状况来看，还是从长期的西方秩序本身来看。

许多专家指出，普京可能会赢得战争并控制乌克兰，但鉴于公众对他殖民化企图的反对程度，他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迄今为止对俄罗斯是不利的，且有可能变得更糟，甚至危及到普京政权本身。在西方发动的攻击的重压下，俄罗斯经济也有崩溃的危险。

然而，在这些冷静的分析之外，西方国家的首都中正在对普京的决定的长期影响，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最终胜利提出更笼统的断言。拜登在国情咨文中赞许地引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议会的讲话，后者在讲话中声称“光明将战胜黑暗”。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肖尔茨在联邦议院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允许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是否允许普京将时钟倒退到19世纪和大国时代。”他接着补充说：“作为民主人士，作为欧洲人，我们站在乌克兰人一方，站在历史上的正确一方！”

不过，光明真的总是战胜黑暗吗？

它当然可以，而且在20世纪的许多事件中都是如此。但是，仅仅因为光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不意味着它在现在或将来就一定会再次获胜，或者说，这说法只是对历史的公平总结。仅仅因为盟军迫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及后来的苏联崩溃，并不意味着历史真如肖尔茨所宣称的那样，存在着正确的一面。

即使普京像英国的约翰逊所说的那样“被打败了，而且他的失败也将被看到”，也并不意味着光明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里取得胜利。对世界的匆匆一瞥表明，即使是在21世纪之交，情况也远没有拜登、肖尔茨和其他人的言辞中所暗示的那样美好。

现在，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国家中国，正在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并消灭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自由，但西方继续与它进行贸易，几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西方政府忙于制裁俄罗斯寡头的时候，他们继续让沙特寡头收购他们的公司、体育队伍和住宅，尽管根据美国的情报，沙特的领导人批准在一个大使馆里屠杀一名记者。在叙利亚，在奥巴马宣布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并预言他将下台之后很久，这位独裁者仍然在普京的支持下掌权。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除了一两个例外，“阿拉伯之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逐渐消失，变成了一系列新的残酷的独裁政权。在非洲和亚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增长，而西方的影响力正在萎缩。如果说普京在乌克兰的麻烦证明了旧秩序的持久力量，这点可能是令人欣慰的，但从世界整体来看，很难得出这一结论。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线性的，问题总是有解决办法，这种自负使得他们很难直面挑战这些假设的证据。即使普京无法“赢得”他在乌克兰的战争，例如，如果他准备突破所有人的想象，在他控制的任何一片领土上更进一步地镇压民众又如何呢？或者，如果他能够用武力夺取乌克兰，宣布它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并威胁说如果西方以任何方式干预他的新领土，就用核弹消灭华沙、布达佩斯或柏林，那该怎么办？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欧亚大陆的朝鲜，但却比朝鲜强大数千倍。

也许普京愿意为这块领土付出西方难以想象的代价，迫使美国和欧洲陷入一场新的、他们希望是冷战的战争。这可能会持续几十年。1956年，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统治，但遭到残酷的镇压。它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都没有赢得自由。

对于乌克兰以外的世界来说，这或许都是一种乐观的设想。无论肖尔茨喜欢与否，西方已经处于一个竞争的时代，“权力被允许战胜法律”。事实上，它一直如此。毕竟，法律并没有阻止苏联入侵西欧；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做到了。

今天，眼前的挑战不是权力取代法律，而是权力被分散。例如，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而且也在中亚、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彰显力量。今天，中国的力量不仅仅困扰着台湾，而且能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还有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都认为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出头的机会。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认为，在乌克兰民主与专制的激战中，民主世界正在“奋起直追”，展现出其隐藏的力量和决心。但这是真的吗？

拜登向国会列举了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包括切断其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扼杀俄罗斯获得技术的机会，以及没收寡头的财产。这份清单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分析家们认为，这份清单很可能扼杀俄罗斯的经济。

然而，西方领导人不应仅仅因为之前的反应太少而对今天的表现自鸣得意。这次制裁与因入侵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而推出的微不足道的制裁措施相比，或与中国对其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相比，可能是规模巨大的，但这一揽子计划中仍有重大漏洞，通过这些漏洞，西方的道德和地缘政治弱点都非常明显。

今天，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国家正在用它每天从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中获得的资金，支付其对乌克兰的战争。尽管拜登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英国和欧盟也表示将逐步消减或大幅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根据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格的数据，目前每一天，俄罗斯都能从欧盟获得11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估计，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总共占俄罗斯政府预算的36%，当然，它现在正把这比钱用于恐吓乌克兰的运动，为此，西方正在制裁俄罗斯经济的其他部分。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情况，就像讽刺小说中的内容。

事实上，这一情况确实来自一本讽刺小说。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以二战为背景，其中一个叫米洛·明德宾德的美国军人创建了一个集团，所有其他国的军人都有份额，并在世界各地购买食品。有一天，米洛从马达加斯加飞回来，带着四架装满这个集团产品的德国轰炸机。当他降落时，他发现一队士兵正在等待监禁德国的飞行员并没收他们的飞机。这让米洛陷入愤怒之中。

他说：“我们当然是在和他们打仗，但德国人也是集团的优秀成员，我的工作是保护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或许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战争，或许他们正在杀害数百万人，但他们付账的速度比我能说出的一些盟友要快得多。”

今天，欧洲的态度似乎与米洛的态度没有太大区别。俄罗斯人可能发动了一场战争，可能正在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西方国家也正在努力阻止，但俄罗斯的能源能让欧洲人的家庭保持温暖，而且价格合理。

除了战争本身的短期挑战之外，西方秩序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困难的长期挑战。说白了就是，既可以相信普京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灾难，并给西方打了一针急需的强心剂，同时也可以相信西方面临的，来自俄罗斯这样的搅局国家的挑战仍将是巨大的。

在某些方面，大局仍然没有被乌克兰的血腥灾难所改变。西方正面临着一个寻求重塑世界秩序的中国-俄罗斯联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花费大量政治资本来避免的。只是现在，这个轴心不是由一个自闭和僵化的莫斯科帝国领导，而是一个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中，技术先进的巨人。此外，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现在无法独自与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对抗；它需要亚洲伙伴的帮助来遏制北京，需要欧洲以更大的决心来抵制莫斯科。

然而，西方是否正视了这一挑战的规模？这个集体甚至能否对这个挑战是什么达成共识？尽管欧洲对俄罗斯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不清楚整个西方是否能像拜登所宣称的那样，同意在东西方之间、在民主与专制之间进行一场文明之战。欧洲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俄罗斯的入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欧洲自身动态的变化，欧洲的利益很可能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分歧（正如他们在对中国的立场上似乎已经发生了分歧）。

长期以来，正如国际问题专家诺亚·巴尔金所写的那样，德国一直奉行通过贸易进行变革的政策，这一政策现在显然是建立在一个谬误之上，但这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共同智慧，对克林顿和英国的卡梅伦等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现实是，中国接受了贸易，但忽略了变革。

德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开始转变这种政策，但这不应该使西方人对变化本身带来的挑战视而不见。例如，虽然乌克兰战争确实唤醒了欧盟及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但这个集团中的结构性挑战仍然是一样的：它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支力量，却没有能力保护其成员。它仍然是战后美国世界的产物，依赖美国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尽管德国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急剧增长有地震般的后果，但如果欧洲希望真正地分担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负担，它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使它在分担责任方面做得更多，如果欧洲在世界上变得更加强大，它真的会让自己的利益屈从于总体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吗？当它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和加强时，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无论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目前展示的西方团结水平是否可能持续。甚至不清楚这种团结能否能够承受特朗普的另一个任期，更不用说几十年的平行政治发展、美国对保卫欧洲的疲劳，或者重新平衡西方联盟，以纳入担心中国崛起的亚洲大国的必要性。

如果2022年真的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就像1945年或1989年一样，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应该期待看到西方的结构发生一些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都产生了大量的制度改革，塑造了曾诞生的新世界。1951年，在纳粹德国垮台仅六年后，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六个欧洲国家在通往今天的欧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20世纪90年代初，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实现了统一，并达成了统一的欧洲货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华沙条约组织的前成员纷纷加入了欧盟。

那么，在战后为西方带来欧洲一体化、经济复兴并共同防御苏联的伟大人物，现在是否存在呢？今天的挑战是新的，因此需要新的制度框架来重新平衡西方世界的权利和责任份额；团结自由民主世界；确保其能够胜过专制的挑战者。相反，西方领导人谈论的是重振在上次世界大战后设计的机构，以确保新的战争不会开始。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