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回顾了两年前华人科学家夫妇邱香果和程克定，被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的案件。一个看似文书上的疏忽，却引发了轩然大波，且二人被解雇正值中加关系恶化和疫情暴发，于是各种阴谋论满天飞。两年过去，案件仍毫无进展，夫妇二人仍无法继续进行科研工作。
邱香果似乎不像是一个国际阴谋故事中的人物。她是一名举止温和的科学家，因在加拿大最安全的实验室抗击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而赢得赞誉。2019年7月，她和丈夫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护送出位于温尼伯的实验室，她的职业生涯因此中断。
从那以后，她成为渥太华一场重大政治斗争的核心人物，也是国际阴谋论的明星。她被指控出售加拿大国家机密，为中国的一个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做贡献，甚至帮助制造了新冠病毒。
邱香果的故事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但她的前同事告诉麦克林杂志，她的案子更多地与实验室内部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有关，而不是更加邪恶的故事。他们说，邱香果自己的标志性成就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和生物学家，邱在2003年加入了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运营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她在NML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埃博拉病毒上。在那里，她领导了一个项目，希望证明实验室培育的“单克隆”抗体可以阻止病毒感染健康细胞。如果他们的策略奏效，这可能是治疗其他病毒感染的巨大突破，包括艾滋病毒及其他冠状病毒。她的丈夫程克定也是实验室的一名生物学家，偶尔也会帮助这个项目。
2005年，邱香果和她的同事在NML的特殊病原体项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概述了这些单克隆抗体是如何工作的，但他们的前景仍然是假设性的。多年来，它们一直被用于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但问题是，像埃博拉这样的病毒以难以置信地速度破坏了目标免疫系统，抗体无法足够快地发挥作用。
当邱的许多同事都离开实验室去研究更有前途的疫苗时，她却在埋头苦干。该项目当时的负责人加里·科宾格说：“尽管每个人都说这永远不会成功，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NML是加拿大唯一的生物安全等级(BSL) 为4的机构，4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分类，这意味着NML可以处理最致命和最危险的病原体。实验室的存在是为了进行小型实验室不可能进行的研究，或者对私人设施来说是无利可图的研究。
但是，政府运营也有它自己的缺点：2010年，NML面临着大量的预算削减。科宾格不得不暂时搁置一些项目，但他给了邱香果一个最后期限，他回忆道：“我说，‘我们要设计这个实验，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
时间流逝，研究有进展了。邱试着同时引入三种不同的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迅速进入了实验动物的免疫系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濒临死亡的猴子奇迹般地康复了。她把这三种抗体的混合物称为ZMAb。
在她的团队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欣慰几乎跃然纸上：“这里报告的结果首次表明，在(感染后三天)开始治疗时，对致命的(埃博拉)感染具有完全的保护作用。”
ZMAb很快被实验室申请了专利，并授权给一家加拿大公司。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时，加拿大卫生部订购了一小批ZMAb。他们与两家加拿大生物制造公司合作，生产了少量抗体，足够给在前线被感染的一线医务人员使用。这是第一次将这种抗体注射到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身上，而且奏效了。
多年后，一位接受ZMAb治疗的医生来到实验室，感谢邱香果和科宾格救了他的命。
政府的科学家们并不是为了钱或荣誉而参与其中：当一家美国公司Mapp生物制药公司拿出他们自己的抗体鸡尾酒疗法时，温尼伯实验室提出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们称这种疗法为ZMapp。渥太华制定了大规模生产这种鸡尾酒药物并将其运往西非的计划：只要花费6000万加元，加拿大政府就可以在国内生产足够的抗体来治疗4万名埃博拉患者，包括ZMAb和ZMap。
但这事没成功。渥太华没有投资于两家加拿大公司，而是试图将这项工作外包给一家美国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在生产抗体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这本将使加拿大成为一个更重要的生物制造中心。但加拿大从未大量获得这种在温尼伯设计的疗法。
然而，这个想法延续了下来。美国再生元公司开发了一种三抗体鸡尾酒，已被证明对治疗埃博拉患者非常有效。其他领域也在这一突破性的基础上有了新进展。用于治疗新冠的单克隆抗体，已将死亡风险降低了70%，而首个单克隆抗体疗法最近被批准用于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可能性是无限的。
2018年，邱香果和科宾格因开发ZMAb而被授予总督创新奖，并因她致力于“不符合主流科学观点的非正统的尖端技术”而受到表彰。
她在获奖后表示：“很多实验室都在开发针对其他疾病的抗体疗法。我很高兴。我们不仅找到了治疗埃博拉的方法，而且我们的工作正在影响着整个科学界。它已经成为治疗其他传染病的蓝图。”
“这是我最兴奋的事情，”科宾格在2019年告诉我，就在邱被逐出实验室不久之后。“我认为，为这个项目做出一点贡献，就是我的事业。”
然而，在实验室里，人们感到沮丧。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告诉本刊，许多人认为特殊病原体项目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可能使加拿大成为这些多功能疗法的世界领导者。相反，政府采取了短视的商业策略，浪费了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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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不熟悉邱香果或NML，直到2019年她被逐出实验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至于她究竟做了什么，目前还不清楚。PHAC只表示，她已被赶出了实验室，等待“行政调查”，还表示正在“采取措施，迅速解决问题”。皇家骑警队在2020年启动了自己的调查，但目前仍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调查什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证实，皇家骑警已经联系了他们，但坚称调查职责属于警方，而不是情报机构。
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围绕此案的报道集中在邱香果与中国的关系上。新闻媒体着重报道了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合作，这个科学院在传染病和疫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些报道关注的事实是，在邱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的曼尼托巴大学的研究生也被逐出了实验室。大学拒绝对这些学生发表评论，但此前曾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他们已经被“调派”给其他教授。
有关她将包括埃博拉在内的危险病毒运送到中国武汉的BSL-4实验室的报道令人窒息，还有大量猜测称，她可能将加拿大的知识产权交给了在中国的联系人。
在渥太华，反对党称此次事件是一场国家安全危机，是特鲁多政府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的证据。当他们要求PHAC提供文件时，总检察长介入阻止了文件的曝光。政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危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法庭程序。截至2022年初，这场斗争仍未解决。各方仍在争论如何公布这些记录，以及由谁来决定披露、修改或完全保留哪些信息。
阴谋论在声名狼藉的博客和虚假信息门户网站上传播，毕竟他们认为，新冠不就是从邱与之合作的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吗？加拿大保守党前领袖奥图尔提出了其他一些牵强的指控，他要求了解邱香果最初是如何获准在温尼伯的“秘密设施”工作的。
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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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邱香果夫妇的前同事看到了二人被迫离开的线索。
邱的前同事说，在当时的保守党政府领导下，渥太华变得“痴迷于知识产权”。这意味着像NML这样的研究机构被要求专注于那些可以轻易获得专利、转手给私人公司并商业化的研究。这导致了实验室中希望获得能拯救生命的科学成果的科学家，和承担降低成本和产生许可收入任务的管理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前同事都不愿公开发表意见，以免危及工作或职业关系。邱香果本人没有回应本文的多次采访请求。
ZMAb就是这种转化成果的象征。原本计划用纳税人的钱，在加拿大国内继续生产这种药物的计划被放弃了，而把这个项目留给了Mapp生物制药公司，尽管Mapp尚未生产出任何的这种药物。
NML开发的埃博拉疫苗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达尔豪西大学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私营部门不仅对其开发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减缓其开发。”
在像NML这样严格控制的实验室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程序、规定和文书工作。考虑到他们处理的危险材料，其中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防止盗窃和间谍活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室的员工在进入NML工作之前必须经过CSIS的安全审查。
但政府对商业化的最新强调，意味着对知识产权的重新关注。然而，科学家们却感觉像是被要求从石头中榨血（意味获得某物极其困难）：他们对我解释说，研究罕见的传染病对私营部门来说既不赚钱，也不具吸引力。治疗方法和疫苗只有在疫情爆发时才真正有用，而在大流行期间，它们通常以成本价出售或免费赠送。有一种感觉是，这种新的关注焦点阻碍了科学家们所认为的人道主义使命。
科宾格说：“我们曾经遥遥领先，在所有战线上都遥遥领先，现在却失去了所有的优势，这很不幸”。
ZMAb事件之后不久，他和邱香果坐下来，告诉她他要离开NML，“我说，邱，听着，我们会失去了支持。如果我还想继续有机会做出贡献，(我需要)离开，进入学术界。”
2016年，科宾格前往拉瓦尔大学。去年，被任命为著名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BSL-4)。
邱香果留了下来。而且，由于她在ZMAb上取得了突破，她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寻求合作。中国对此特别感兴趣，它最近刚刚建成其首个四级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SARS爆发后，全球的雄心和国内的担忧相结合，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寻求加强国内的病毒学研究。
加拿大对深化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想法持乐观态度。例如，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很高兴提供一种专利细胞株，帮助中国研究人员开发新的疫苗平台，甚至宣布2018年埃博拉疫苗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战略研发合作”的一个主要例子。加拿大后来试图与中国的康希诺生物公司合作生产新冠疫苗，但由于政治紧张，中国冻结了疫苗的发货，交易破裂。
邱香果在建立科学关系方面很有价值。她从90年代中期就来到加拿大，但她来自中国天津，并在中国获得了医学学位和免疫学硕士学位。当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加拿大派遣人员帮助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邱香果被选中前往。在实验室的这些年里，她经常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抗击埃博拉和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流行病的策略。
一位同事告诉本刊，邱香果承认她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尤其是在一个必须通过安全审查的实验室里。这位同事说，她工作更努力，而且特别谨慎，“因为她是女性。因为她是中国人。”
事实证明，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2018年，随着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渥太华与中国的关系显著冷却，随后是对迈克尔·斯帕沃尔和康明凯的报复逮捕。长期以来，加拿大对中国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担忧突然蹿上了风口。
邱香果并非毫无察觉。她的一位前同事说，当她的名字出现在提交给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上时，她迅速通知她的老板，这是在她不知情或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完成的。专利的内容是她在治疗埃博拉病毒和相关马尔堡病毒方面的两项突破，都是基于她已发表的文章。
邱解释说，这是对她在研究领域贡献的认可，而不是她与国外实验室秘密合作的证据。事实上，她经常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就埃博拉应对措施进行合作，实验室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但对商业化和知识产权的关注，意味着另一层审查：确保加拿大保留所有它可以合理宣称的知识产权所有权。邱香果的一位前同事说，他们有时会发现自己与知识产权局有分歧。尽管邱香果“非常勤奋”，但她有时会因为“在规则上有点草率和松散”而感到内疚。
但是，他们强调，当科学家们试图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拯救数千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时，邱香果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担心文书工作和知识产权规则的想法感到愤怒的人。“科学家是一群奇怪的人，”这位前同事说，“他们愿意接受(资金)……但不喜欢遵守所有的规则。”
他们说，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突然转变可能增加了对邱香果工作的审查。他们认为，“对遵守规则的傲慢态度”和她“不理解与中国合作的地缘政治后果”的结合可能导致她陷入了麻烦。
邱的前同事说，是埃博拉病毒的运送让邱香果与她的老板有了麻烦，但这不是因为她与中国有秘密合作，而是因为她最终与实验室对知识产权的追求产生了冲突。
2018年5月，邱香果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项目负责人大卫·萨弗罗内茨。她写道，武汉一家政府实验室的一位研究者“已经联系我，想从我们这里接收(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如果可能的话，除了他们的进口许可证和我们的出口许可证外，还需要哪些书面材料？MTA ?”
MTA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即材料转让协议，规定了一个实验室可以与另一个实验室共享样品的条款：例如，它可以规定提供样本的实验室永久拥有该种材料。它还可能要求，由样本产生的任何创新或发现必须归提供样本的实验室所有，并对哪些研究可能被禁止设定条款。
“我不明白，如果PHAC不要求，为什么必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MTA ?”邱写道。鉴于这些病毒是在西非爆发疫情时收集的，她断言，“没有人拥有知识产权”。
实验室里进行了一场关于该协议是否必要的辩论。萨弗罗内茨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需要做MTA”。几个月后，时任NML负责人的马修·吉尔摩表示:“(MTA)是必需的，而不是对其存储和使用的通用‘保证’。”
然而，邱香果的老板们非但没有对中国实验室持怀疑或敌意，反而似乎对与武汉实验室建立更好关系的前景感到兴奋。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没有可以让我们受益的材料？比如其他（病毒性出血热）病毒？高致病性流感？”吉尔摩写道。
萨弗罗内茨向他的老板保证，转让协议和其他所有文件都将填写完毕。样品于2019年3月底离开多伦多。一封电子邮件写道：“我们可以确认，我们拥有与这批货物有关的所有记录，所有协议都得到了遵守。”病毒样本到达时没有发生严重事故。
然而，MTA从未签署。这可能就是邱香果出事的原因。虽然她可能认为没有人可以拥有一种自然产生的病毒，一种在西非收集的病毒，但这不是加拿大的立场。渥太华认为，如果它来自政府的冷冻室，那么它就属于政府。如果加拿大不签署MTA协议，那么中国研究人员利用NML的样本所取得的任何发现，加拿大很可能都无法宣称对其拥有所有权。
当PHAC当时的负责人伊安·斯图华特在2021年5月被传唤到一个议会委员会以说明调查情况时，他强调：“病毒转移的事实，是在遵守内部政策和适当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与这两名雇员的离职没有关系”。他解释说，MTA并没有被明确要求，因为它“不是一项安全要求，而是一份将受控材料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的文件，主要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在邱香果被逐出实验室后，PHAC提出的谈话要点写道，MTA并不是必需的，因为该机构正在寻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建立关系，通过促进对具有潜在重大社会影响的病原体的科学进步，分享所做的工作，以促进强有力的全球健康议程发展”。
有些媒体还试图淡化邱香果对ZMAb研究的贡献，他们写道，“PHAC对应对埃博拉的贡献超出了任何个人。”
病毒的转移本身可能不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但就在病毒被送到武汉的四个月后，邱程二人被护送出了实验室。
在他们调离后不久，即2020年，政府开始要求对所有样本转移提供MTA，“以便让员工明确，并保障我们的科学研究。”
实验室里的一些同事认为，尽管PHAC措辞谨慎地否认解雇与样品本身无关，但邱香果认为加拿大对其病毒样本没有知识产权所有权，是她陷入麻烦的原因。邱的一位前同事在她被调离实验室后的几周内与她交谈过，他说，样品的文书工作“没做对”，是她被调离实验室的催化剂。从那以后，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
邱香果夫妇被开除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不到一年后，武汉实验室被怀疑是新冠病毒源头并泄露出去的地方。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未能找到任何具体证据，双方都得出结论，新冠是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从自然中产生的理论是正确的，除非有新的证据。这并没有安抚怀疑论者。
ZeroHedge是一个兜售俄罗斯政府兜售虚假信息的阴谋网站，在这里邱香果被调离验室一事成为了一个更大阴谋的证据，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中国是否从加拿大窃取了冠状病毒并将其武化？”
“证据项目”(Project Evidence)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开源库，其中给出了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性证据。
“我们请各位读者用你最好的判断力来判定，对一个小小的文书或官僚机构错误的调查，比如放错位置的表格，是否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一名匿名作者写道，并得出结论：“我们相信更有可能的是，这个调查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众议院，保守党已经抓住邱香果的背景和她与中国的联系，作为一些不法行为的证据。2021年5月，奥图尔向特鲁多提出质询：“总理能否告诉国会，一个与中国军方有深厚关系的人，是如何获得加拿大高级安全许可的?”
但这些指控带有寻找证据结论的意味。邱香果与中国军方的“深厚关系”，包括她与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几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著名的期刊上。
在2018年两国关系降温之前，这种合作并不罕见。根据众议院提交的一份文件，近年来，中国军事实验室与加拿大国家实验室合作发表了6篇不同的论文。除了邱香果外，还有超过六名作者仍在加拿大政府工作。有一篇论文根本没有她的名字。
与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15年之前，当时奥图尔是保守党政府的部长。
加拿大议会保守党议员进一步称，邱香果被免职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奇怪巧合”，暗示了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理论，并指责特鲁多政府在此案中“掩盖事实”和“腐败”。
有关邱香果的案件，以及加拿大情报机构如何调查她与中国可能的关系的信息可能会继续流出。但考虑到自由党政府极力隐瞒这一信息(其中包括机密材料)，整个事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为人所知。保守党似乎决心将此案武器化，以证明特鲁多政府在处理中国间谍活动中所谓的不作为，而缺乏确凿证据使他们可以大做文章。
邱香果和程克定被移出实验室已经两年半了。距离他们在2021年1月被解雇也已经过去一年了。但他们还没有被正式指控任何罪名，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聘请了法律顾问。本刊一再要求联邦政府讨论解聘二人的问题，但都被拒绝了。目前还不清楚这对夫妇是否还在加拿大，或者他们是否已经移居到中国，他们还有家人在那里。
在温尼伯，他们的房子见证了这对夫妇陷入的困境。一位前同事说，他俩加起来六位数的工资花在了两件事上：培养孩子和购买梦想中的房子。这对夫妇在皇家骑警护送他们离开实验室之前不久买下了这栋房子。被实验室停职后，他们坐在家里，为这处价值120万加元房产的抵押贷款烦恼。邱香果对他们的前同事说：“我们这辈子都在为你所在的这所房子工作。”
邱香果以前的同事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混乱事件，结果演变成国际纠纷。正如一位同事笑着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是潜伏特工。”
其他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中国通过窃取他人的成果，建立自己科学专长的不懈努力。无论解释是什么，渥太华和皇家骑警都应该澄清邱香果到底做了什么。在加拿大迫切需要保持对其科学家的信任之时，被解雇的生物学家的秘密只会让阴谋和怀疑论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