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记者鲁比·梅伦和洛夫迪·莫里斯报道了塔利班重新执政后，阿富汗女性的悲惨现状。记者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每周打电话和定期在WhatsApp上发信息的方式，与四名女性保持联系。她们如今出行受限，工作和学习机会被剥夺，梦想已经被每天的挣扎生存所取代。
去年夏天，许多阿富汗妇女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曾经属于他们的空间——教室、工作场所，甚至街道，都不再属于她们。塔利班现在控制了局势。
在公共生活中一直活跃的女性现在都躲起来了。随着经济的下滑，经营企业和获得学位的梦想已经被每天的挣扎生存所取代。
尽管塔利班承诺保护妇女权利，但限制几乎渗透到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学仍然对女孩和妇女关闭。
她们的面孔正从公众生活中消失。有些人甚至没有等待塔利班的命令就采取了行动。今年8月，在喀布尔的一家发廊，橱窗海报上的女性照片被事先涂黑，以避免引起武装分子的注意。11月，女性被禁止出现在电视剧中。
上个月，出租车司机被告知，在没有男性陪同的情况下，不要接受女性超过45英里的出行要求。但在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时期，一些人即使是在自己的社区短距离独自行走，也会遇到问题。
《华盛顿邮报》在过去的4个月里通过每周通话和定期发送WhatsApp信息的方式采访了4名女性。他们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照片和视频。
这些妇女都是什叶派，一个长期受塔利班迫害的群体。她们是在过去20年里成长起来的城市少数族裔女性，受益最大，在教育和工作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多。现在塔利班卷土重来，她们可能损失最大。
这个故事基于这些妇女的个人叙述，呼应了更广泛的关于塔利班重掌政权后控制的报道。其中三名女性萨吉达(Sajida)、K和帕拉万（Pahlawan）住在喀布尔；阿利亚（Aliya）是一名大学讲师，在该国北部。由于担心自身安全，他们在谈话中要求只使用首字母、昵称或名字。
塔利班掌权后，一些女性试图反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沦陷一周后，27岁的大学讲师阿利亚感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正在溜走。
她说：“我在等待，盯着天花板，等待着将为我们做出的决定”。
她于2019年在伊朗留学时申请了美国绿卡抽签。一年后，当她抽中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随之而来的是获得更多自由的承诺，但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她的祖国教育女性。
这本身就像是一种反抗。她说：“我一定要在这儿。我想说：我在这里，我很活跃。”
9月初，她工作的大学分发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教育部重返课堂的规定。“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美国领导的入侵阿富汗期间执政时，对这个国家的称呼。
该通知称：“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被要求佩戴宗教头巾。它应该是黑色的。”
此外，还有一张照片展示了一种很长的黑色阿拉伯长袍，这种长袍是波斯湾地区较为典型的服饰，头和脸都被遮住，穿着黑色袜子，戴黑色手套。
阿利亚犹豫不决。
她决定打破常规，按她平时的穿衣风格着装，那就是宗教保守的风格，但是彩色的衣服。她说管理人员让她回家换衣服。
当她重返教学时，她说她的学生没有返校。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有些人太害怕了。
阿利亚说：“我上大学是因为我不想让这些学生失去读书的权利，否则我将无法每天从绝望和沮丧中醒来。”
在喀布尔，帕拉万和她的朋友们正在动员反对塔利班的抗议活动。该活动始于Facebook、Telegram和WhatsApp。
27岁的帕拉万是一名诗人和摄影专业的学生，她说：“我想参与一场和平的抗议活动。”她参加第一场抗议时，没有告诉父母。她回忆说，塔利班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没有殴打抗议者。她的自信增加了。
9月8日，尽管父亲要求她不要去，她还是去了。
第二天，她回忆道，塔利班拿出几根橡胶软管驱赶人群。她说，当她把手机掉在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名塔利班成员用鞭子抽打她的后背。
她父亲不许她再参加任何抗议活动。不过，抗议活动也变得不那么频繁了。
K听说她的邻居被武装分子抢劫了。她的姨妈小声说，她认识的人在黑暗中被带走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她的叔叔说，在他家门外的水沟里出现了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他们告诉她，他们相信这名男子曾为前政府工作。
“我不敢出门是因为害怕，”K在塔利班掌权一个月后的9月说。她是一名在喀布尔没有男性家庭成员的年轻女性，她认为如果自己一个人出去，就会立刻成为目标。“如果我们需要食品杂货，我妈妈会出去买。”
在塔利班掌权之前，K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并在前政府内政部工作。她会去参加晚宴，在健身房举重。现在她不能工作了，她害怕地在家里等待，希望有一天能和她的哥哥和家人团聚，他们在美国持有特殊的移民签证。
10月的一天，她说她看到两名男子从邻居家被带走。“他们甚至都没有和政府合作，但他们是哈扎拉人”。哈扎拉人指的是什叶派。
《华盛顿邮报》联系的这些女性都担心会回到过去那种因为信仰而成为攻击目标的日子。K, 萨吉达和帕拉万都来自哈扎拉少数族裔，长期受到塔利班的迫害，而阿利亚来自人数很少的萨达特少数族裔，他们也遭受了类似的歧视。
10月中旬，坎大哈和昆都士的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数十名朝拜者死亡。K说：“我认为在阿富汗什叶派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伊斯兰国”宣称对昆都士的袭击事件负责。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喀布尔的一次恐怖袭击杀死了她的父亲。但她说，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危险或被困住。
“所有的大门都对阿富汗人关闭了，”她说。
在以石榴闻名的坎大哈发生爆炸后，帕拉万写了一首诗，将被杀害的祈祷者比作红色的水果:
今天我们为
坎大哈的红石榴祷告
祈祷还没结束，
他们就拿走了石榴
他们被伤害，被撕裂
有些被压碎了
坎大哈被涂成了红色。
这些石榴的颜色不是更红一些吗?
这些石榴上面有记号
上面写着”什叶派”
8月16日，萨吉达所在大学上课的最后一天，学生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由于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入喀布尔，课程将被取消。
“我像担心自己的家庭一样担心你们所有人，”萨吉达的一位教授在给学生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她把这封邮件分享给了《华盛顿邮报》。“在我们经历这意想不到的变化时，请照顾好自己。”
23岁的萨吉达原本希望能拿到毕业证。她希望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并有一天成为一名阿富汗商业高管。
她说：“现在我在阿富汗的梦想是活下去，我的家人和我的安全对我来说很重要。”
萨吉达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每天哥哥们去上学时，她都在准备晚饭。她得以继续为一个帮助孕妇接受教育和照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
11月，出于对恢复正常生活的渴望，萨吉达冒着风险走进了办公室。再次回到工作场所让她感觉很舒服。但并不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她父亲作为陪护随她而来。
“我害怕独自出行，”她说。
帕拉万整天织毛衣，把西红柿放在屋顶上晾干。
K喜欢园艺。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她觉得这种单调的生活难以忍受。
10月的一天，她说：“我感觉被困住了，我在家没什么事可做。”
她说，她和她的母亲听广播，看电视，但他们最喜欢的土耳其肥皂剧已经没有了。
曾经充斥着阿富汗城市、冰激凌店和餐馆的音乐声已经消失了。
帕拉万的日子曾经很充实：早上教不识字的妇女，下午学习。她还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但她的独立性被抹去了。
11月的一天，当她和母亲外出时，她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们没有一名男性陪同，也就是一名mahram。一辆小货车停在他们面前，她在当天和后来的电话中含泪回忆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记得塔利班枪手问。她说她妈妈有高血压，需要走路。
“你的工作是什么?””另一个问道。
她愣住了。她戴着面罩，但在抗议活动中发表过电视讲话。
其中一名男子正靠近帕拉万，她的母亲举起手中的水瓶要把他打走。但他先打了她母亲的脸，紫色的瘀伤立刻显现。她说，她的母亲恳求男人原谅她们，塔利班回应说：“这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在没有mahram的陪伴下到处闲逛。滚吧。”
帕拉万的父亲从来没有完全支持过她的人生目标。他希望她保持低调，放弃摄影和新闻工作。他们越来越多地争论。她给外国大使馆发的邮件毫无结果。
“不幸的是，我不太优秀，”她对着电话抽泣着说。她忙着为一些项目筹集资金，以帮助她所在社区日益贫困的家庭。
萨吉达也有类似的绝望情绪。
“我输了。我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动力和能量。现在，我只想着和平与安全。”
而阿利亚在9月底收到了一个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面试的预约。
她成功地穿越了边境，但她说她在逃跑时感到麻木。她为她的家庭和国家哭泣。拿到美国签证后，她终于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与萨克拉门托附近的家人朋友住在一起。
她说:“经过一段充满疲惫和痛苦的旅程，我终于到达了一个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只有当她听到家里传来的消息时，悲伤才悄悄回来。
对于喀布尔的女性来说，随着冬天的到来，情况越来越糟。食物越来越稀缺，暖气越来越贵。帕拉万说，她家的积蓄快花光了。他们已经减少了餐食，少买面包，因为面包太贵了。从她的窗口，K看着人们燃烧塑料和旧靴子，因为他们没有燃料。“人们已经因此生病了，”她说。
未来的日子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失去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