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Michael Schuman介绍了中国对于“共同富裕”这个概念的解读，他认为，这个词是迄今为止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最成功的例子。然而，关于这项政策的确切定义仍不明确，而且也并不一定能够成功。一旦它被成功实施，将为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与美国不同的发展模板。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美国人在面对中国的出口机器时——包括生产5G电信设备、塑料圣诞树和几乎一切商品——经常抱怨说，美国“不再制造任何东西了”。然而，美国在一个特别关键的出口方面保持着绝对的优势：思想。
从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基本权利）到钢铁侠版权，美国人创造了使现代世界运转的概念和文化，远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多更好。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缩小这一差距，抛出了“命运共同体”或“合作共赢”等概念，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其中的概念被世界接受。
现在，中国可能终于找到了制胜法宝，最新的口号是“共同富裕”，并且已经被中国的记者、学者和企业高管采用，只有威权下才能点燃这种热情。国家报纸上经常贴满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评论文章。11月11日，在这个被称为“光棍节”的购物节，往常显眼的过度消费行为被置于共同富裕精神之后。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是这个节日的主导者，其营销重点变成了环保措施和慈善项目，而不是销售数字。
阿里管理层急于获得中国领导人的好感，已经承诺将数十亿美元的慈善捐款用于支持政府的事业，而不是自己的股东。
到目前为止，共同富裕在中国主要是一个在国内消费的概念，但它可能很快会走向海外。这个想法可能会成为中国领导人试图用来增加北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将世界秩序重塑为有利于中国的独裁利益的言辞集中的一个核心节点。
二战后建立的美国世界秩序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将民主作为政治组织的最终形式，也是评判每个国家的标准。中国正在挑战自由主义理想的首要地位，因为这个标准自动为中国政权投下了非法的阴影。中国领导人正在进行的口水战是一场更大的理念之争的一部分，对美国未来的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不亚于美中对抗的其他方面，无论是经济、技术，甚至是军事。其结果将影响世界对民主、人权和开放社会的看法，并将决定自由主义政治原则能否在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冲击下保持地位。
共同富裕可能正是中国领导人所追求的那种引子。毕竟，谁不喜欢把财富分配给弱者的公正经济政策呢？这使中国领导人能够更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帮助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优越的经济管理形式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
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分析师尼尔·托马斯和迈克尔·希尔森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评论说，“共同富裕可能在北京的公共外交，以及与西方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方面占据关键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共同富裕”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有些相反。拜登的计划是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以更好地保护国内的工人和家庭，而中国领导人可能反而打算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向外面的世界投射新的和所谓更公平的经济原则。
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中国共产党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它。然而，在国家宣传和官方话语中对共同富裕的新关注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共产党的平均主义决裂，承认如果国家要整体繁荣，一部分人和某些地区必须先富起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减轻贫困和发展贫困省份的计划，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让数亿人被抛下。
现在，中国领导人在执政的许多方面，正在更多回归社会主义原则。8月，他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始强调共同富裕，此后，共同富裕上升到政府经济议程的首位。为了表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将共同富裕描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新说法可能成为了政治上的获胜点。共产党的触角总是细心地捕捉社会动荡的潜在来源，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因素。《求是》一文中指出，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个概念让他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民（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是一个共产党政要的儿子），以增加其明年将统治期延长到第三个五年的机会，这在中国政治中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个想法对经济也是有意义的。
正如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正遭受着破坏性的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看起来有多严重取决于你何对数据进行切割。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人口中最富有的十分之一所赚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27%猛增到2015年的41%，而最底层的一半所赚取的收入则从27%骤降到15%。对世界银行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但不平等现象比许多其他主要经济体更严重，包括法国、日本、印度和英国。
而更广泛地传播中国经济成功的好处，将有助于解决经济增长引擎不畅的问题，减少它对债务驱动，并且往往是浪费的投资的依赖，代之以健康的消费支出，因为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消费支出仍然很低。
当然，这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共同富裕将如何实施、共同富裕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这些问题仍然并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在他的文章中，告诉了我们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试图实现收入平等，也不是““福利主义”，他将其描述为 “养懒汉的陷阱”。
但是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定义达到共同富裕时将是什么样子，只是写道，到本世纪中叶，当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时，将“基本实现”。中国领导人最终留给我们的大多是关于缩小社会和国家不同阶层之间的生计差距的模糊而宽泛的想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官员郝福满告诉我“这是新的社会经济目标。具体是什么，还没有确定。” 他补充说，正如中国政策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概念是浮动的，然后它们将逐渐获得意义。”
他解释说，一般来说，这个想法是”做一些事情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以及贫富间的差距。”
无论具体内容如何，共同富裕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吻合。北京已经喜欢把自己描绘成发展中国家的同路人，既那些成功的穷汉子现在想要回馈乡亲。中国领导人将他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传播财富的典范。中国领导人在2019年说，这项计划“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现在，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推销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认为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比普遍的、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的选项更为优越。
美国商务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易明指出，“一带一路”只是北京为推动其经济理念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她去年告诉一个政府委员会：“中国在向全球输出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努力中变得越来越自如。”目的是 “确保国际规范和价值观与中国的价值观和政策重点一致，并为其服务。”
共同富裕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人民日报》10月的一篇文章中断言，这一概念将 “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为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启示。”换句话说，共同富裕将使中国成为有需要的国家的希望之光，就像美国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那样。
然而，共同富裕只有在中国国内取得成功，才能在国外流行起来。中国领导人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加强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普及；支持小企业；改善税收制度；对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更多投资；以及提高养老金水平。
然而，这些想法将何时，甚至是否会成为积极的政策还不得而知。不过，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在承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强调“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这可能意味着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最差的国家机构和公司将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领导人的方案也有一点反资本主义的色彩。他建议政策制定者“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并 “合理调节高收入”，尽管它的定义仍不明确。在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坚持认为，共同富裕不会“杀富济贫”，但补充说，将鼓励慈善捐款，当然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制度下，这为有效没收留下了前景。
因此，共同富裕，如果以共产党人惯有的热情来实施，有可能成为一个“降低水平”而不是“提高水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富人、企业家和成功人士会受到国家干预性的骚扰和束缚，有可能耗尽经济的增长和创新能量。
然而，如果管理成功，当然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中国就能够提供创造性的政策，帮助其他国家追求更大的平等。
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共同富裕”只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口号，旨在提高自己的政治资格，而不是穷人的福利。
设计新的产品卖给世界已经很困难了，设计新的想法就更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