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pril Wang
12月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了鲍达民即将卸任驻华大使的消息。对于这位此前毫无外交经验的经济专家，特鲁多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鲍达民以决心、正直和同情心领导了我们在中国的团队，而且是在我们两国关系面临困难挑战的时候。”
尽管特鲁多依然希望鲍达民能够继续留任，但鲍达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把两名加拿大人安全带回家”的使命，是时候回归自己的生活了，毕竟“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不是我渴望的职业。”
而卸任后，鲍达民的功过成败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叫我多米尼克”
鲍达民（Dominic Barton）出生在乌干达，外祖父和祖父都是物理学家，一个在二战期间在美国从事雷达工作，另一个则为德国军方计算袭击英国的火箭弹道。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鲍达民的父亲成为研究蚊子的生物学家，后来还成为加拿大圣公会的传教士和牧师。他在坎帕拉花了八年时间帮助发展神学院，这个学院后来成为乌干达基督教大学。而鲍达民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在乌干达时，鲍达民一家生活在一个丛林的边缘地带，时常目睹军事袭击。他回忆说，当时他6岁，全家人都不得不睡在他的卧室里。
7岁时，鲍达民全家搬到了多伦多，最终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年轻时的鲍达民梦想成为一名广播评论员，后来又想成为一名波音747飞行员。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了一个巨大的驾驶舱模型，以记住所有表盘的位置。
1984年，鲍达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并以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前往牛津大学深造，最终获得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
两年以后，鲍达民就拿到麦肯锡公司伸出的橄榄枝，进入其在多伦多的办公室工作。鲍达民回忆道，“第一次面试时，我根本不想加入他们，因为麦肯锡的人太傲慢了。”
和商界大佬们常有的高傲、精英气质有所不同，鲍达民温文尔雅，不苟言笑。“叫我多米尼克”（“Call me Dominic”）经常是他的问候语。而他稚气未脱的外表和坦率的性格也为他赢得不少好感。
麦肯锡发展史上注定留名的人
据称，自2009年成为麦肯锡的董事总经理以来，鲍达民每天都要见两位客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问：“你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而在2018年6月离开麦肯锡之前，鲍达民利用自己剩余的时间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此前，麦肯锡的两名前高级董事被判犯有内幕交易罪，公司声誉受到巨大冲击，而当时全球经济正在衰退。鲍达民回忆说：“对公司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我们的合伙人非常生气，因为这违反了我们与客户合作的方式，也破坏了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鲍达民亲自会见了数百名客户，让他们放心。他还彻底改革了麦肯锡内部的道德标准检查。他禁止麦肯锡员工及其家属交易任何客户的证券，并要求对非客户公司的交易进行预先批准。
此外，他还引入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关于麦肯锡投资政策和价值观的强制性在线考试，以及一个让员工对高级合伙人的行为进行匿名评论的软件程序，以实现“将客户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从麦肯锡退休的大卫·考特说：“其他服务公司也有过这样的危机，但从未恢复过。鲍达民让我们度过了难关，以至于现在年轻的合伙人甚至都不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成功的标志。”
鲍达民还对麦肯锡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雇用了大约3500名软件设计师、大数据分析师等人才。“这些人与做战略和组织工作的经典哈佛大学MBA非常不同，而这正是麦肯锡的根基所在。现在，麦肯锡成为一个比十年前更多样化的地方”，考特说。
鲍达民说：“在麦肯锡，我们喜欢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但我们常常自己都做不到。”他努力让公司的年轻成员表达麦肯锡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他还希望将女性在员工中的比例从24%提高到40%，在非洲开设更多办事处。
从高管到“智囊团”
尽管鲍达民在商业圈里很有名气，但大多数加拿大人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直到被特鲁多纳入麾下。
鲍达民曾在前总理斯蒂芬·哈珀领导的加拿大公共服务咨询委员会任职。从2017年开始，鲍达民担任加拿大联邦政府经济增长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14位商界和学术界领袖组成，委员会成员每人领取1加元的工资，任务是帮助创造“经济长期增长和强大的中产阶级”。
委员会提出13项建议，包括创建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启动再培训计划帮助加拿大劳动力准备未来工作可能需要的技能，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具有开发潜力的部门制定增长战略，以及发展投资加拿大中心。
与此同时，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在加拿大越来越突出。按照目前的速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和家庭收入将在未来五十年内稳步下降，很可能迫使社会项目的削减。
鲍达民建议利用私人和公共资金进行广泛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在五年内将移民从目前的每年30万人增加到45万人，最终稳定在每年60万人。
“亲中”惹争议
鲍达民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他一直成为加拿大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他曾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任职，并担任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
1997年，鲍达民转到麦肯锡首尔办公室工作，与韩国的行业和政府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2000年至2004年，他担任麦肯锡韩国办事处的负责人。
2004年至2009年，他担任麦肯锡亚洲区主席，在上海工作。他与人合著了一本深入了解普通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书《中国小故事——从内部看中国》。201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还为鲍达民颁发了白玉兰纪念奖。
基于鲍达民在亚洲多年的经验，2019年9月4日，特鲁多任命鲍达民为驻华大使。然而，这一任命颇有争议，有人质疑鲍达民有太多与加拿大利益相冲突的经济利益，也有人质疑鲍达民与中国的关系“过于亲密”。
鲍达民的妻子杰拉尔丁·白金汉是贝莱德投资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主席，二人在麦肯锡公司和贝莱德公司的投资，使他们至少与22家中国国有企业的利益有联系。鲍达民夫妇还投资于泰克资源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温哥华的矿业公司，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是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鲍达民还告诉一家中国报纸，随着两名迈克尔的获释，加中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情感问题”已经解决。鲍达民说：“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主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很好。”他说他对双边关系持“积极”态度，并表示，在任何关系中“总是”会有“山重水复”，“但当我们走过所有这些问题时，让我们始终牢记光明的一面。”
鲍达民曾直言，加拿大必须继续与中国接触。虽然他同意加拿大应制定更广泛的印太战略，但这与前者并不矛盾，“我非常、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必须提高对印太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了解，比如它是如何运作的，以便处理未来好的和坏的问题。”
在如何应对华为参与加拿大5G无线网络的问题上，鲍达民表示，他不认为这会将两国关系推到两名加拿大人被拘留时的低谷。他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在我看来，它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糟糕。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沟通。”
鲍达民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在加拿大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事情上，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参加奥运会。外交抵制的做法应该仔细研究。”
由于这种“亲中”的态度，在鲍达民作为驻华大使的整个任期内，他一直被人权倡导者和保守党领袖奥图尔批评。
一位《国家邮报》的专栏作家写道，如果加拿大政府真的想“恢复加拿大人对处理中国所带来的生存安全威胁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鲍达民。”
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巴雷特说，鲍达民“与中国共产党有很深的联系”，并断言“很明显，要在自由党政府下担任加拿大大使，最好是自由党的内部人员。”
但鲍达民回应道：“我们会对人权方面发生的事情，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发生的事情强烈关注。但与此同时，加拿大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复杂关系，以便在其他例如环境问题等紧迫问题上取得进展。”
尽管鲍达民反复说，离任是出于个人原因，是由于妻子“想回到她的事业中去”，但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表示，他可以理解鲍达民的决定。他说：“鲍达民可能已经明白，当你是一名大使时，与中国打交道要比当你是麦肯锡的顾问时难得多。而加中关系不可能回到正常了。”
随着鲍达民任期的结束，中加关系何去何从又将是一个未知数。而鲍达民的接任者会是谁，是否会将两国关系引入一个新阶段，还需要时间来揭晓答案。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