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理查德·卡茨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为什么日本即使在经济衰弱时期，依旧没有大量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在测算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时有误，日本强大的“经连会”往往不愿意让外国公司购买子公司，以及日本对外国投资者固有的恐惧心理。尽管日本国内的风向似乎有所转变，但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和日本国内商界的支持。

日本是独特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促进增长的国家鼓励外国公司在其领土上建立新的设施，或收购国内公司，这种做法被称为内向型外国直接投资（FDI）。

中国是这一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典型，许多其他国家，从印度到东欧的新市场经济体，也都热情地引入外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外国公司的先进理念渗透到整体的经济中，促进当地供应商、商业客户，有时甚至是竞争对手的表现。

例如，当日本汽车制造商将工厂“移植”到北美时，底特律才意识到，防止缺陷的成本比事后修复的成本要低。

只有一个主要国家对这些好处说“不用了，谢谢”，那就是日本。

2019年（即最新数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196个国家的累计外来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最后，和朝鲜排名相邻。

其他国家的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大大启动日本的经济增长。从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最落后于全球效率基准的国家。诚然，日本在少数领域的确很出色，例如汽车业，但在其他许多领域，它是一个落伍者。

数字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当一家商业管理机构根据每个国家从数字化投资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对64个国家进行评级时，日本排在可怜的第53位，如果日本希望扭转停滞不前的经济增长，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应是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日本的挣扎，源于几十年来对外国企业收购国内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障碍。幸运的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开始持开放态度，尽管可能需要政治和商界领导人的坚定努力，日本的UNCTAD排名才会开始攀升。

歪曲的数据

日本的惨淡排名更加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几乎20年前，东京的领导人就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了经济增长战略。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时，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一个典型的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为28.0%。

小泉首先宣布要将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一倍，然后在2006年，又制定了到2011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5.0%的目标。起初，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到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上升到4.0%。然后势头就停滞不前了。尽管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在2013年承诺将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一倍，但截至2019年，这一比例仅略微提高，到4.4%。与此同时，典型的富裕国家的比率已跃升至44.0%。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正在自我隐瞒它的失败程度。财政部报告说，2020年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攀升至约3590亿美元，实现了安倍晋三从2013年起翻一番的目标。实际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20年的数字约为2150亿美元。

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简而言之，政府正在使用一套误导性的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两种测量方法，但只推荐其中一种，即“方向原则”，用于考察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或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相比之下，日本财务省则强调另一套，称为“资产/负债原则”。

虽然后者的目标是合理的，但它会包含与真正的外国直接投资无关的项目，例如海外子公司将贷款返还给在日本的母公司也会被涵盖其中。

经合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在被问及日本的数字时证实，方向原则“更适合于分析外来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你有问题，可日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它真的有麻烦了。

日本为何无法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为什么日本吸引更多外来直接投资的努力会失败？其他国家一旦从抵制外国投资转变为欢迎外国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就会猛增。

例如，在韩国，外来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2%跃升至目前的14%。在印度，这一比例从1990年可忽略不计的0.5%上升到现在的14.0%。在东欧的八个前苏联集团国家，这一比例在共产主义结束后从7%猛增到55%。经济学者星岳雄和清田耕造计算出，如果日本的表现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家一样，这个比率到2015年应达到GDP的35%。

日本市场对外国企业也有明显的吸引力。在一项又一项的调查中，跨国公司将日本列为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它拥有庞大、富裕的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客户群、以及作为潜在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高技术能力。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是，外国企业在购买健康的日本公司时面临困难。在一个典型的富裕国家，80%的内向型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兼并和收购的形式进行的，但在日本，这一比例只有14%。内向型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微不足道，主要是因为内向型并购的规模太小。

这一障碍是二战后时代遗留下来的，当时东京出于对外国公司统治的恐惧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为了加入经合组织而不得不正式放宽限制，但政府制定了所谓的“自由化对策”来间接阻碍入境并购。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公司巨头及其金融家之间的交叉持股，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公司集团，即所谓的“经连会”（keiretsu），以及繁琐的跨境交易规则。

小泉拆除了一些阻碍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障碍。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加上在日本的外国企业高管，如日本美国商会（ACCJ）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本内斯的投入下，小泉政府对日本的商业法律进行了修改，使入境并购更加容易。虽然大多数公开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但公司集团制度仍然存在，并继续构成一个主要障碍。

媒体倾向于报道外国公司拯救日产、夏普和东芝等倒闭巨头的壮观案例，但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希望购买能够加强母公司全球扩张的优质公司。不幸的是，最有吸引力的目标，无论是大型还是中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它们属于经连会。

传统上，经连会的成员从不向另一个经连会的成员出售自己，更不用说外国公司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间并购的阻力，但大多数企业仍然强烈反对来自外国买家的收购。

日本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万家母公司及5.6万家附属公司，雇用了1800万人，占日本所有雇员的三分之一。这还没有算上无关联的分包商和紧密联系的供应商中其他有吸引力的公司。例如，丰田集团有1000家附属公司和4万家供应商，其中大部分是紧密联系的分包商。从1996年到2000年，外国人只能购买企业集团中微不足道的57个成员，但他们却能购买大约3000个非附属的公司。

更糟糕的是，老旧态度仍然影响着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例如，政府的咨询机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委员会发布的一份2020年文件草案认为，入境并购对解决日本中小型企业（SME）中巨大的继承危机有很大帮助。

报告指出，到2025年，60万家盈利的日本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关闭，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届时将超过70岁，并且没有继任者，多达600万个工作岗位将面临风险。

作为防止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的一部分方案，报告呼吁建立“一些机制”，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找到合适的外国合作伙伴，并“促进第三方之间的业务转让（即合并和收购）”。

这本来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日本内阁办公室在6月发布的最终文件中删除了所有提及入境并购的内容。显然，有人认为外国人收购日本公司比大规模失业更危险。

变革的动力

幸运的是，有一些新的力量提供了变革的潜力。首先是公众情绪的巨大转变。在21世纪初，日本读者沉浸在攻击外国投资者是秃鹰和吸血者的书籍中，这样的小说在一个月内就售出了15万册。相比之下，仅仅十年之后，在法国汽车公司雷诺收购了日产汽车的大部分股份之后，外国高管卡洛斯·戈恩因拯救了这家陷入困境的日本公司而成为了民间英雄（注，后来日本检察机关以经济犯罪起诉了戈恩因，他在雇佣兵的帮助下逃出了日本）。

民意调查显示，现在看到外国公司带来积极影响的人，远远多于看到消极影响的人。商业界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强大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简称经团联）仍然抵制国内并购，但政治上较弱的高管团体“经济同友会”（Keizai Doyukai）则表示支持。

第二个潜在的驱动力是中小企业的继任危机。考虑到有那么多70岁的中小企业主，正在担心他们卸任后员工的未来。如果政府或日本的大银行和贸易公司来当介绍人，有多少人会拒绝卖给外国人？

日本现有的官僚基础设施可以很容易地完成这项任务。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正积极寻求外国公司在日本建立新业务，但却没有努力招募外国公司来收购日本企业。为有风险的中小企业寻找外国买家应该被纳入JETRO的任务中。

日本的巨型贸易公司和巨型银行，凭借其在日本和海外的技能和广泛的网络，会发现充当媒人的利润是很客观的。

而且，研究表明，如果中小企业看到别人成功地找到了外国买家，他们就更有可能卖给外国公司，这个过程有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三个驱动力是对公司改革的推动，例如日本金融厅在2014年颁布的《日本尽职管理守则》和东京证券交易所（TSE）为回应政府压力而通过的2015年《日本公司治理守则》就是例子。

尽职管理守则要求机构投资者利用其持有的股权推动公司提高股东利益。公司治理守则向上市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提高透明度和对股东的回应，同时更加关注盈利能力，而不仅仅是规模或市场份额。

这似乎与外国直接投资无关，但在日本的外国公司看到了其中的联系。向政府提出《公司治理准则》的日本美国商会领导人认为，由于大公司面临着利润最大化的压力，它们将越来越关注核心竞争力。因此，他们将出售非核心部门以及与其他公司有更好协同作用的附属公司。这不仅会直接帮助国家增长，而且会增加可供外国人购买的公司数量。由于对这一发展的预期，KKR、贝恩、CVC以及其他数十家国内外私募股权公司正在组建他们的金融战备。

这种想法最终可能会产生效果，但到目前为止，预期的高潮还没有出现。自2004年以来，每年只有大约10到20个超过1亿美元的国内资产剥离给私募股权公司，这个数字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除了一些特殊的案例，比如2018年东芝的存储芯片部门以180亿美元出售给贝恩领导的财团，这类交易的总体价值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趋势。

贝恩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评论说，阻碍因素是“董事会和股东还没有推动资产剥离的战略”。

贝恩补充说，企业正在采取更便利的途径来显示更高的“股本回报率”，如股票回购和出售不盈利或销售额下降的部门或子公司。除此之外，还应该加上减薪手段。如果股东并不在乎利润是如何获得的，那么就不清楚股东权力的增加是否会促成更有利的战略，比如剥离健康但非核心部门和子公司。

无论这三个驱动因素的最终影响如何，外国直接投资的飞跃很可能只有在政府和商业领袖一致的政策努力促进入境并购后才会发生。否则，日本可能会继续在外国直接投资排名中处于劣势，它的经济增长仍会像今天一样无精打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