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准备召开年会之际纷纷产生了一个疑问：作为世界上的金融危机应对者，现在是否是更新其任务的时候。

当IMF和世界银行下周在华盛顿举行年会时，不平衡的疫苗接种率、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惊人的债务都在议程上。

一个不在官方计划中的紧迫问题是，围绕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争议已经持续了数周，甚至已经威胁到她的领导地位。

上个月的一项调查指责格奥尔基耶娃在2018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时，在一份报告中操纵数据，将中国描绘成营商环境更友好的国家，格奥尔基耶娃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

这件事影响了可以做出价值数十亿美元决定的世界银行的信誉，也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格奥尔基耶娃的罪责上。

但在关于她的未来的争论背后，潜藏着关于IMF角色转变的基础性问题，该组织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帮助指导地球上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IMF曾经被狭隘地视为一个金融监督机构和对金融危机国家的第一响应者，最近它帮助管理世界经济的两个最大风险：极端不平等和气候变化。

然而，一些利益相关者对该基金的雄心壮志，以及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冒险进入世界银行的长期发展和社会项目领域感到不满，他们反对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做法。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关门：新冠病毒如何撼动世界经济》（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一书的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说：“有一种倾向贯穿主要金融机构的现代化，它正在创造一种紧张关系。”

其他压力也压在该机构身上。华盛顿仍然是IMF的总部所在地，美国是190个成员国中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更多。但由于贸易和其他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它的主导地位受到中国和新兴国家的挑战。

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愿意向全球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以限制经济下滑，这也意味着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其他贷款人手上有足够的剩余现金，可以借钱给拮据的国家。中国还根据其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扩大了对外国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借贷。

同时，类似于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等长期持有的观点，现被广泛认为已经过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流行的帮助负债国家的计划已经失去了青睐，且眼下实施往往适得其反。

关于IMF作用的辩论在格奥尔基耶娃被任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她在本月开始了她五年任期的第三年。她是保加利亚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基金负责人，她加强了她的前任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并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呼吁结束所有化石燃料补贴，征收碳税，并对绿色技术进行大量投资。

她认为，无论市场经济多么有效和合理，政府都必须控制其对环境的破坏，和调整机会严重不公的状态。可持续债务取代了紧缩政策，成为口号。

当新冠疫情残酷地凸显了营养不良、医疗保健不足、贫困加剧等问题，眼下，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容易遭受环境灾难的相互关联的世界。

格奥尔基耶娃敦促采取行动，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支持经济转型的机会”，以促进更加绿色和公平的转型。

IMF反对一些华尔街债权人在2020年对阿根廷采取的强硬路线，而是强调需要保护“社会最弱势群体”并免除超过国家偿还能力的债务。

今年，格奥尔基耶娃设法创建了一个6,500亿美元的特别储备基金，以帮助挣扎中的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资助医疗保健、购买疫苗和偿还债务。

这种做法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保守派中并不总是很受欢迎。

特朗普在2020年提出被称为特别提款权的新储备基金时，曾对其提出反对意见，而国会共和党人则继续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些资金主要是帮助美国的对手，如中国、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而对贫穷国家却没有什么作用。

格奥尔基耶娃的积极气候议程同样触犯了这些共和党人，他们反对碳定价，并推动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协议等多国努力。

她对全球最低企业税的主张也是如此，就像周五130多个国家签署的那份文件。

7月，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的老板劳伦斯·D·芬克与IMF在阿根廷问题上的立场相左，他称该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过时，并说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

对世界银行数据操纵的调查集中在《营商环境报告》上，该报告包含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友好国家指数。进行调查的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表示，多名高级官员曾施加压力，要求提高中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阿塞拜疆在2018年和2020年版本的排名。

该律师事务所报告说，格奥尔基耶娃“直接参与了”提高中国在2018年版排名里的工作。格奥尔基耶娃反对并指责称WilmerHale的报告是不准确的，IMF执行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些发现。

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在这些指控之后，美国拒绝对她表示支持。在周五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会议之前，格奥尔基耶娃获得了IMF许多股东的强烈支持，其中包括法国，法国曾大力游说她在2019年获得这一职位。周五晚，IMF发表声明称，董事会将“要求提供更多澄清细节，以便很快结束对此事的审议”。

在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呼吁财政部进行自己的调查。三位共和党人在信中说，WilmerHale的调查 “对格奥尔基耶娃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提出了严重质疑”。

有几个人站出来为她辩护，包括帮助监督《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的经济学家尚塔·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他是调查中的一个关键证人。他在推特上写道，该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陈述，而且认为格奥尔基耶娃“她一个人就能使一个国家受益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德瓦拉扬补充说：“她的工作是确保最终报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这正是她所做的。”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批评者利用调查来诋毁格奥尔基耶娃。他提出，其中的关键是“人们可能选择性地阅读报告的调查结果，并利用它来批评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可信度和领导力”。

德瓦拉扬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该争议背后其实是IMF方向之争的人。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金融时报》上写道，格奥尔基耶娃正在接受国会中“反华势力”的“麦卡锡式待遇”。

传统、进步的，或完全不同的，无论人们倾向于让IMF扮演什么角色，这出丑闻既让人分心，也是一种威胁。

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说，这场争论来得太突然了。

他在给IMF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几年对世界经济和环境的未来稳定至关重要，我们要支持格奥尔基耶娃，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决定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