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海伦·罗斯纳于10月5日发表了对外卖服务监管工作者莫伊·特卡奇克的采访，特卡奇克认为目前各大外卖送餐服务通过向餐馆收取高昂的佣金的商业模式并不可取，一些城市也已经开始立法限制它们能够收取的佣金。而这些服务对价格实际上非常敏感，因此一旦遇到监管的压力，或许就将被迫改变。

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些依靠食品配送应用程序提供午间甘蓝沙拉和深夜玉米卷饼大餐的食客们，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这些服务的商业模式。优食、DoorDash和Grubhub等平台经常向餐馆收取每笔订单高达30%的佣金，而且他们对如何（以及付出多少）以补偿他们的快递员避而不谈。当时对大多数餐馆来说，外卖只占总销售额的一小部分。

然后，新冠的爆发使几乎所有的餐馆都变成了只做外卖和送餐的企业，而外卖应用程序对出售食物的餐馆和运送食物的快递员来说，都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去年4月，旧金山成为第一个颁布紧急命令的城市，将餐馆的外卖应用程序收费上限定为15%。这引发了其他城市和州的一连串类似的立法，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送餐的，也都有内置的失效日期。

不过，今年8月，纽约市成为第一个将15%的配送费上限永久化的城市，上周纽约还通过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立法，专门针对配送员的工作条件。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三大”快递公司（以前是四大；Postmates在2020年12月被优步收购）经常联合起来反对这种监管计划，并且已经对纽约市提起诉讼。

前记者、现在从事外卖应用程序监管工作的莫伊·特卡奇克（Moe Tkacik）认为，这些公司可能正在进行一场会失败的战斗。特卡西克是反垄断智库美国经济自由项目（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经济自由项目资助的“保护我们的餐馆”组织的创始人，她一直在研究外卖应用程序的影响，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厨师，当时正在努力维持他的餐馆。

作者：是什么让你注意到了外卖应用程序？

去年3月，我正在为美国经济自由项目工作，同时试图尽我所能帮助我的丈夫，他是华盛顿特区一家意大利餐馆的主厨，我担心他的很多员工没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所以我们正在集思广益，想办法改变他的商业模式，使之成为能够在疫情期间产生收入的生意。

外卖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事情之一，他的总经理当时说：“嗯，你知道的，所有的外卖应用程序的最低佣金是30%。” 他们会从每笔交易中提取百分之三十的想法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立即意识到：哦，这是不对的。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它将会扼杀餐馆。他们不可能带着诚意得出这个数字。事实上，当我开始探究外卖应用行业的历史时，30%的佣金只有在优食进入市场时才真正出现。而当他们进入一个市场时，突然间DoorDash和Grubhub也会提高他们的佣金。实际上，某些餐馆收到的电子邮件里说，“如你所知，现在在线/移动外卖订购的市场价格是百分之三十，基于这一点，我们将提高你的费用。”

作者：竞争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吗？我们被告知，如果有更多的竞争，就会促使成本下降，质量提高。而你所描述的情况听起来恰恰相反。

在硅谷的金融世界里，人们都互相认识，公司都拥有类似的投资者。以DoorDash和优食为例：在2020年初，软银是这两家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它试图安排这两家公司合并。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合法的竞争，因为你创造的是事实上的合谋。当市场上的竞争者如此之少时，很容易出现这种互传暗号的情况。

你在工资方面也看到了这一点。长期从事送货工作的人总是会告诉你，在Postmates的早期，他们赚了多少钱，大概是每小时30美元。但到了2018、19年，每个为这些应用开车的人都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维持下去。很多司机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有很多激励措施让他们制定固定的时间表，能在固定的时间出现，以至于他们会放弃其他日常工作。然后，这些钱就消失了。

作者：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这些送餐公司对餐馆是否具有掠夺性，以及该如何监管，然后还有送餐员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质量。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分开的，或者是同一个问题？

它们是同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在一个叫Margins的通讯上有一个热帖，有个人说他的朋友拥有几家比萨饼店，他们用一个复杂的计划坑了DoorDash。

作者：我记得这个，DoorDash未经许可就将餐厅的菜单发布到网上，而餐厅老板发现他们的价格比他实际菜单上的要低。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比萨饼订回去给自己，订了几十次，然后拿到了DoorDash的钱。

（注：这家店的比萨价格为24美元，Doordash的价格为16美元，根据流程，Doordash的司机会以24美元的价格买披萨，因此店家每次用16美元的价格订披萨，就能获得额外8美元的收益。）

在那个帖子的评论区，我看到一位名叫科林·华莱士（Collin Wallace）的先生发了一个帖子，他非常激动。他说，我读给你听：

我是Grubhub的前创新主管，所以我亲眼看到了许多这些说法背后的真相。可悲的是，我发明了很多现在被用来作恶的食品配送技术。……疫情正在揭露这样一个事实：送餐平台实际上并不从事送餐业务。他们从事的是金融业务。在许多方面，他们就像餐馆和司机的发薪日贷款人（一种短期高利贷，利用工资支票作抵押）。他们给你有现金流的感觉，但以牺牲你的长期未来和财务稳定性为代价。一旦你“拿出这笔贷款”，你将永远无法偿还，这将最终扼杀你的业务。

还有后续。科林在大学时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Grubhub在2011年-12年期间将他收购。他最后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他比DoorDash的首席执行官徐迅（Tony Xu）晚一年入学。他还说，“我问托尼，‘你为什么要进入快递业务？Grubhub已经把它锁定了。’我当时不明白的是零利率的影响。”基本上，有这么多钱到处乱晃，而这些风险投资基金需要有地方放钱。他们从事的是试图制造垄断的业务，他们会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在一个最小的、完全没有资金的、完全失去作用的、完全无效的反垄断执法环境中，毕竟奥巴马联邦贸易委员会无效得过分，而且这不是第一个无用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能够垄断客户群，就会有各种潜在的机会。

作者：我的理解是，这些亏损的，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承诺是，一旦它们占据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它们最终将能盈利。而现在，快递公司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但他们似乎仍然无法接近盈利。

对。他们不知道如何走出他们发明的这个商业模式，如何爬出那个洞，还不能让出市场份额。我们“保护我们的餐馆”的一个组织成员在爱荷华市拥有一家餐馆，他们与其他17家餐馆成立了一个合作组织，这是一个只在当地经营的外卖服务。他在其他城市也建立了这个模式的小型特许经营点。这不容易起步，但它更有意义，因为DoorDash模式不是为餐厅的利益而运行，甚至完全没考虑到餐厅的运营。如果这些只是当地经营的企业，就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整个情况，比如建立餐厅联盟，或城市旅游部门，或类似的市场运作。这些都会考虑到当地餐饮界和整个社区的利益。大规模运作、分散的交付应用程序并不需要存在。

作者：不需要有人在千里之外按一个按钮，让一个人去离我三个街区外的餐馆取食物，然后把它带到我的公寓。

他们是中间人，他们使事情变得很麻烦，比如，如果你没有货，或者你的食材用完了，你会怎么做？你不能给客户打电话。我们的一个成员告诉我，有一天，他在他的工作手机上打开一个客户账户，他才意识到优食告诉他的客户，他们仍然在等待厨房准备完他们的食物。

他说，这些订单已经完成了，好像50分钟前就好了。他收到了好多愤怒的电话。人们问，“为什么你做我的食物会花这么长时间？” 

他就说，“哥们儿，直接过来拿吧！”如果人们都知道，他们就会自己去买。毕竟我们有劳动力短缺，而且91%的美国人都有车可用。所以这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商业模式。它是对价格非常敏感的。”

作者：哪方面是价格敏感的？

如果DoorDash每餐向人们收取额外的5美元，或10美元，那你就要开始考虑膨胀的价格和随后的一连串的费用，我认为人们会进行计算并认定“这不值得。我还是自己去买吧。”这样对餐馆来说更好。

作者：这似乎取决于将成本转移给食客。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当城市对外卖应用程序可以向餐馆收取的费用设置上限时，这些应用程序就直接向顾客收取费用。例如，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DoorDash向食客收取两美元的“波特兰市规定”费用。

这很好。我喜欢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我看不出你是不是在反讽。

不，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迫使食客开始进行真正的计算，而这正是他们应该做的。顾客才是接受服务的人。餐厅从这些应用程序中得到的唯一服务是潜在的营销，或潜在的客户线索。DoorDash声称这些佣金上限是价格控制，但它们不是对Doordash向客户收取的价格的控制，只是对他们允许从餐馆提取的佣金比例的控制。

如果这是一种服务，而提供这种服务需要花费一些钱，那么顾客就应该被迫进行这种计算。任何人都无法从由硅谷和餐馆补贴的服务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餐馆已经被抵在枪口上了，它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在华盛顿没有收费上限，我就会觉得从DoorDash订餐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一旦有了费用上限，然后如果我犯懒，或者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就会考虑用DoorDash是否合理。

他们正在非常努力地想让公司赚钱。他们在幽灵厨房方面的工作非常努力。优步在酒精递送方面也非常努力，如果我拥有一家酒类商店，我可能会有点担心优步对酒精递送平台Drizly的所有权。然后，由优步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拥有的云端厨房（Cloud Kitchens），貌似也一直在积攒酒类许可证。因此，他们正在努力颠覆酒类商店，他们在便利性和食品杂货配送方面花费了很多。但我看不出它如何能成为利润率最高的业务，也许亚马逊最后会收购它们。同时，徐迅成了亿万富翁，我想他的其他联合创始人也是如此。所以至少对他们来说是成功的。

作者：纽约法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我们在其他城市看到的监管措施相比，它不仅关注餐厅的费用，还关注快递员的劳动权利，他们可以设定距离限制，餐厅必须允许他们使用卫生间。

它非常棒，也非常恐怖。我听说有的时候，司机进入餐馆，餐馆管理层会把他们赶走，就好像他们是威胁。我们的团体非常积极地反对第22号提案（2020年加州的投票倡议，豁免了外卖和汽车服务应用程序，不用将司机归类为雇员）。我们一直认识到，餐馆和司机在同一条船上：当涉及到与餐馆打交道时，外卖应用程序会试图把自己说成是支持工人的，并试图把费用上限描绘成是一项反外卖司机的措施。

纽约的立法之所以具体而有力，原因之一是安德鲁·里吉（纽约市餐饮业联盟的执行董事）一直在与Los Deliveristas Unidos（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外卖司机组织）和其他送货司机权利团体密切合作。纽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并且掌握了其中的细枝末节。

作者：几周前，DoorDash、Grubhub和优食联合向纽约市提起诉讼，对收费上限提出异议。在加州，他们发起了资金极为充足的第22号提案运动，尽管另一位法官现在声称那是违宪的。这将会是永无休止的拉锯战吗？

我认为，许多城市将密切关注纽约法律的变化。我对这些应用程序对纽约的诉讼感到震惊，他们的前提是纽约侵犯了他们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利，并将餐馆当成一个从中获利的行业。他们声称自己受到了歧视，这太离谱了。也许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案例可以证明，他们本来就应该受到歧视。所有这些公司，包括亚马逊、谷歌、脸书，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执行很多法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垄断法。

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他们已经赢得了大部分的战斗，但我认为，与餐馆对抗并不是同一回事。人们在疫情间意识到，“哦，所有这些我们喜欢的、利润率非常非常低的餐馆都被这些硅谷的应用程序坑了”，立法者和公众都团结在他们周围。

现在的传统智慧是，这些公司是吸血的中间人。他们真的很贪婪，他们雇用了很多花哨的公关专家，但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