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杂志于8月23日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大托儿所”行业，这是一些由大型企业运营的，在全美都建立分部的托儿中心。它们在疫情间正逐渐成为主流，并且也可能在拜登政府即将推出的幼儿补贴计划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大型育儿企业也面临着成本飙升，以及人员流失等长期的问题。

凯特·门多利亚遇到的育儿问题早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

门多利亚是一家跨国制造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2017年她35岁，住在她的家乡圣路易斯，当时她有了第一个孩子。经过三个月的产假，她准备回到办公室，前提是她能为她的儿子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方便的托儿所。但许多日托机构不接受婴幼儿，因为要雇用足够的人负责任地看管他们的费用太高。

门多利亚回忆说：“等待名单排到了几年后。”

门多利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MBA人才和马拉松运动员，她的丈夫是一名活动制作人，经营自己的小企业，没有带薪休假。最终，这对夫妇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育儿中心找到了一个空缺，它是由全美国最大的营利性托儿所KinderCare经营，拥有2000多个地点，为超过12.6万名儿童服务。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门多利亚说，中心的员工的流动率似乎很高。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又有了女儿，他们搬到了凤凰城，并将两个孩子送进了另一家KinderCare，她发现自己每月要支付2500多美元，换言之“比我的抵押贷款还多”。

但这是一家全国性的公司，它承诺提供某种标准化的护理，而且这里一度是她能找到的最佳选择。她说：“作为一个有全职工作的妈妈，这对我来说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然后，新冠疫情横扫美国。KinderCare与大多数学校和有规模的儿童保育机构一样，关闭了许多中心。突然间，支撑门多利亚事业，以及大多数美国职业母亲的事业的系统，在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内爆中暴露了它最根本的弱点。

超过200万名妇女彻底地离开了有偿劳动的队伍，抹去了30多年来的就业成果。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仍然没有回归工作，而在疫情发生一年半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德尔塔变体是否会使学校和办公室在今年秋天继续关闭，以及让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回到试图满负荷运转的托儿所是否安全。

设法继续工作的女性们忍受着难以维持的、地狱般的生活，在换尿布或母乳喂养的同时努力赶上提交工作的最后期限；在Zoom会议的主持人和Zoom幼儿园的助教身份之间切换；并在无尽的失败感中沉浮。

门多利亚说：“我在早上5点和晚上8点工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应该去做个母亲，而当我做母亲的时候，我却应该去工作。这太可怕了。”

今天，美国国家儿童保育基础设施崩溃了，这场危机虽然不是由新冠疫情造成的，但它却加剧了这场危机，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财富500强的雇主、最高决策者、陷入两难的父母、看护人和儿童保育提供者都承认这点。

托儿服务处在整体护理危机的中心，危机对女性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她们仍然承担着美国家庭中绝大多数的无偿劳动，这也造成了白宫宣布妇女就业成为了“国家紧急状况”。

这种紧急状况促使拜登政府提出了全面改革美国高度分散的儿童保育行业的建议，其范围从个人保姆和小型家庭或社区业务到私人股本拥有的KinderCare和其他一些全国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护理“中心”运营商。

其他大型中心型公司包括私人股本拥有的Learning Care Group和公开交易的Bright Horizons，它们各自大约拥有1000个地点，以及能够照顾超过25万名儿童。与许多较小的供应商不同，这些公司通常能提供更大的托儿中心，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地点和灵活性，并承诺提供标准化的课程，使他们能够为更多的美国父母服务。

可以称它们为大日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大托儿所：KinderCare、Learning Care Group和Bright Horizons是价值472亿美元的儿童保育市场的最大参与者，这个市场以中心式保育为主。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19年，1250万名6岁以下、尚未上幼儿园的儿童每周有一部分时间是由父母以外的人照顾的。在这些儿童中，有62%的儿童在托儿中心的照料下度过。

与新冠有关的关闭、安全问题和持续的人员短缺破坏了这个行业；一项研究发现，到2021年4月，三分之一的中心还没有重新开放。即使在疫情之前，它们的覆盖面也不够：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超过一半的美国儿童生活在托儿所短缺地带，没有足够的机会能进入有执照的托儿所。

但迄今为止，最大的托儿所已经度过了新冠引发的危机，这些危机摧毁了许多规模较小的托儿所，他们开始大力接收业务，特别从刚开始意识到提供育儿福利有多么重要的雇主，以及急需育儿服务的父母那里。

KinderCare的首席执行官汤姆·怀亚特说：“我们已经经历了这场疫情，并成功的走出来了，但我们失去了很多小型供应商，这将造成巨大的痛苦。我们还没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恢复。” 

当提到了门多利亚在他的公司经历的各色体验，怀亚特通过一份声明说，KinderCare“高度重视保留教师”，对有关人员的变化都会试图迅速通知家长，并补充说：“我很遗憾听到这个家庭的情况并非如此。”

现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型托儿所正在从这场疫情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破败的托儿基础设施中剩余的最强大的部分。在本文采访的家长、托儿所工作人员、小型托儿所提供者、行业主管、高级政府官员、财富500强人力资源主管和政策专家中，既有对这些公司持批评态度的，但也有支持者。

他们处于大企业、国家政策、看护人员中尖锐和长期酝酿的劳动危机、各种社会经济层次的父母的需求，以及关于儿童保育未来的辩论的交汇点。他们正在仔细观察，看华盛顿是否会介入，从根本上重塑他们的行业。

但是，如果潜在的政府改革无法实现，或者一旦联邦计划中赋予了大型托儿所供应商重责大任，那么这些公司将可能会决定托儿行业未来的面貌。他们是否能够支撑起疫情后的美国儿童保育系统，克服许多长期困扰父母、雇主、保育员，甚至是这些公司本身的问题？

托儿行业是一个失败的市场

大型托儿所中年资较长的企业，即KinderCare和Learning Care Group，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在美国托儿基础设施即将错过最后一次重大改革的机会前。美国曾经有一个由政府创办的全民托儿计划；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目的是帮助妇女为战时生产做出贡献，但这笔联邦资金在1946年后就失效了。

然后，在1971年，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一项两党法案，它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由联邦资助的儿童保育计划，并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补贴学费。但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地否决了这项法案，理由是它将使更多的妇女外出工作，具有“削弱家庭的影响”。

更多的妇女还是去工作了。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有偿劳动阶级的参与度快速增长，她们所依赖的散乱的儿童保育行业也是如此。

今天，父母也处在一个相当分散的育儿环境中，其中包括与祖父母、亲戚或邻居间的非正式安排；雇用保姆或保母，通常是通过Care.com这样的科技平台；其他女性在家里或当地教堂或其他社区中心经营小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幼儿园、学前班和启蒙计划；以及少数大型儿童保育机构的专营店或分支机构。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初创企业，包括Winnie、Kinside、Helpr、Vivvi和Wonderschool，它们中大多数都称自己能够将高科技的方法注入现有的育儿模式。

那些工作时间不正常的父母，或者那些有学龄儿女，但无法在放学时完成工作的父母（这等于大多数父母），通常不得不从上述方法中拼凑出解决方式。当拼凑失败时（在疫情前就经常发生），母亲们往往会退出职业责任，直到她们的孩子长大。正如社会学家杰西卡·卡拉科（Jessica Calarco）在11月的一次被热转的采访中所说：“其他国家有社会安全网。美国有妇女。”

而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无力持续支付高质量护理。

美国的托儿系统的资金来源是：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平均来说，他们仍会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托儿）；有幸在提供托儿福利的公司工作，并由雇主补贴；以及最主要的自费支出。

自2000年以来，育儿总费用急剧上升，增长速度是通货膨胀的两倍。根据美国托儿所的数据，如今美国父母平均每年为每个孩子支付近一万美元，占已婚夫妇家庭收入的10%以上，占单亲家庭的34%。然而，这些价格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护理，而全国性的监管要求却很少。

罗宾斯基金会的早期教育政策专家、《爬行的背后：美国的儿童保育危机和如何解决它》一书的作者埃利奥特·哈斯佩尔说：“儿童保育是一个失败的市场。这个痛点是如此之深，它跨越了许多收入水平和阶层。在这十年里的某个时刻，大坝将坍塌。”

对企业和他们的客户来说，儿童保育的经济计算是残酷的。企业不能在没有员工的情况下照顾孩子，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为每三到四个孩子雇用一名教师，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可能占到支出的60%至80%。

然后，还有纠缠不清的州和地方法规，从保险的要求和员工背景调查到每个教师负责的儿童数量以及给每个学生的空间大小，都有规定。

最后一项要求在疫情和社交距离的时代大幅增加，提高了供应商的成本，而他们的总体学费基数却下降了。但是，即使在2020年3月之前，行业的固定成本长期以来一直使提供儿童保育的业务非常昂贵，尽管供应商支付给员工的小时工资在全国的中位数中只有约12美元，低于零售商Target和亚马逊的相对低技能职位的起薪。特别是对于小型托儿所来说，这些利润率是相当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在最昂贵的市场。

布鲁克林的Little Sun People的执行董事费拉·巴克利夫特说：“我们都被淘汰了。”

她在1980年创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育中心，重点是教黑人儿童了解他们的非洲文化背景。

她的九名教师、55名学生的非营利组织在疫情中幸存下来，这要归功于“工资保护计划”（美国政府提供给中小企业的工资补贴贷款，只要符合政府的要求就无需偿还。），在疫情的最初几个月里进行了Zoom课程，并在1月份全职重新开放之前进行了艰苦的混合实验。

但是，“租金已经大幅上涨；卫生部门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有一定大小的空间，而且雇佣9名教师也是非常昂贵的，我们现在也只是艰难维持着。”

当雇主分担账单时

规模较大的营利性儿童保育公司，面临着许多巴克莱夫特描述的相同的经济障碍，并因同样的疫情停业而陷入困境，但它们的大小和规模已经提供了一些优势。虽然私人股本拥有的KinderCare和Learning Care Group允许2020年是不盈利的一年，但两者都为增长做好了准备。

KinderCare目前正在为IPO打基础，而Learning Care Group去年收购并建立了约80个新的网点。上市公司Bright Horizons在2019年报告了1.8亿美元的纯利润，并在2020年设法保持了盈利，尽管收入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至15亿美元，但仍获得了2700万美元的纯利润。

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牛顿的Bright Horizons公司全新的公司总部（而且，由于新冠的缘故，那里仍然大部分是空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克莱默坐在他闲置的员工食堂里，看起来就像是等着忘记开学时间的学生的校长。

克雷默问道：“我可以插一句，说我们不喜欢‘日托’这个词吗？”

他和其他大型托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更喜欢“托儿中心”或“早期儿童教育”，因为这些词让人联想到严格的课程，能够收取天价的学费，并将他们的服务与美国工作父母所依赖的保姆、亲戚、小型家庭团体和其他独立托儿服务区分开。

同样，“日托”也不足以描述Bright Horizons及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它们超越了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的托儿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一天服务的时间能够长达24小时。

即使在其他大公司中，Bright Horizons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专注于以雇主为基础的市场，这意味着它的主要客户是大公司及其雇员，而不是个人父母。公司的主要收入是赢得多年的企业合同，在办公大楼、大学校园、仓库或制造厂经营儿童保育中心。

父母通常仍需要支付Bright Horizons的大部分费用，但雇主通常会补贴部分费用，并能够吹嘘在它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儿童保育中心，能给他们的员工带来的便利。

公司的新总部里也有自己豪华的托儿所，里面有一个儿童尺寸的厨房和修剪整齐的花园，供员工使用，他们还能获得50%的折扣。 克莱默说这种商业模式，“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能让非常多的家庭享受高质量的护理。”

到2020年底，Bright Horizons的客户超过1300家，包括高盛、摩根大通、思科、基因泰克、威尔康奈尔医院和丰田。而且，它发现对一项特殊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当人们常用的日托中心关闭或保姆生病时，他们可以使用“后备护理”日。这项福利有时也需要自付费用，但它通常允许员工把孩子带到公司经营的托儿中心，或者通过大型托儿所或Care.com这样的在线平台雇佣一个家庭保姆。

一些雇主，包括美国银行和Verizon，至少在今年年初提供了无限的疫情备用护理日，并为员工支付所有费用，每天最高100美元。

这种提供居家保姆的选项，使后备护理在Bright Horizons的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14%增长到26%。到目前为止，公司在2021年又获得了75个后备护理客户；正如首席执行官克莱默所说，由于疫情，“后备护理需求绝对暴涨了”，甚至在Bright Horizons的大部分的中心业务关闭时都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一无所有到有一毛钱

随着疫情到来，克莱默和他的同僚们也生活在一个与他们的员工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里。2020年3月，在从一所社区学院获得大专学位，并从一个浮动的 “资源教师”的职位开始工作，现在劳伦·弗洛伊德已成为奥斯汀Bright Horizons中心的一名助理主任。她每小时的工资约为17美元，比她入门时的14美元要高，或者说比 “一毛不拔”多点，也比行业的中位数12.24美元好得多，同时她通过一个由Bright Horizons支付所有费用的项目，正在线攻读她的学士学位。

当她的中心关闭时，弗洛伊德被留职停薪了三个月。她回忆说：“那是很可怕的。她在父母的帮助和失业援助下得以生存，而且她很感激Bright Horizons在休假期间继续支付她的学位费用。但是她说：“在经济上，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经历。”  

在这场疫情的前线工作了一年半之后，整个儿童保育行业的工作人员都经历了同样的财务恐惧，对他们的人身安全的强烈担忧，以及倦怠。照顾幼儿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比其他不需要正规教育（或对人的生命负有直接责任）的职业，如清洁服务或建筑业，工资更低。

即使是那些拥有专业教育学位的雇员，如弗洛伊德，平均收入也低于幼儿园教师。因此，难怪育儿行业每年的人员流失率已经达到30%至40%，在疫情的封锁导致大规模休假和裁员之前，儿童保育员95%以上是女性，而且有色人种女性比例特别高。

自2020年2月以来，育儿行业已经失去了超过11.5万个儿童保育工作，而且恢复得很慢。根据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数据，上个月，虽然女性在教育和卫生服务部门获得了8.7万个工作，但整个儿童保育部门只增加了900个工作。

所有大规模的供应商都承认，在目前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吸引新的人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世纪基金会妇女经济正义主任朱莉·卡申说：“这是一个报酬很低的行业，而且是种非常紧张的工作。人们在今年之后已经筋疲力尽，正在想办法获得报酬更好的工作。”

弗洛伊德是仍在坚持的人之一，她决心留在她热爱的工作和行业中。去年夏天休假结束后，她被调职并晋升为健康和安全总监，工资约为每小时19美元。弗洛伊德称自己是Bright Horizons的“行走的广告牌”，并且明显喜欢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使我与她取得了联系。但她对行业薪酬的矛盾心理突出了所有托儿行业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使在那些像Bright Horizons这样的企业，其员工福利和高于平均水平的薪酬甚至是公认的。

弗洛伊德说：“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喜欢它吗？是的。但如果我没有领到可供维生的工资，我还能做下去吗？不，我不可能继续爱它。”

大型托儿所的首席执行官们都说，他们的工资通常高于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从本质上讲，他们也被这项业务中的巨大固定成本所束缚，以及他们已经转嫁给家长的高昂费用。KinderCare的汤姆·怀亚特说：“我们能够支付更多薪酬的唯一方法是收取更多费用。”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瞄准这一经济僵局，以及儿童保育行业的许多类似的结构性问题。政府的建议，包括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将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为家庭提供直接支持，以限制他们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为3岁和4岁儿童提供全面的学前教育，并为所有儿童保育雇员支付至少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

这种基础设施将直接帮助大企业和其他急于寻找合格的员工的私人雇主，在这个紧张的劳动力市场脱颖而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首席经济学家弥斯提·赫格内斯的计算，提供可获得的、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可以使美国工人的人数增加530万至1240万，成为有偿劳动力。

“如果投资于儿童保育，它将是非常有益的。从事托儿工作的妇女可以获得维生工资。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充分参与经济活动。还有，顺便说一句，在高质量托儿所成长的孩子们可以在人生中获得一个良好的起步。”

但是，尽管提供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计划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但支付它所需的金额和增税却没有支持。由于缺乏共和党议员的广泛支持，参议院民主党人本月批准了一个预算框架，其中包括用于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的资金，他们将试图通过和解程序按党派路线通过这个框架。

与此同时，一些财富前500强公司和其他大型雇主已经增加了员工的护理福利和补贴，尽管中间还有巨大的价格鸿沟需要弥补。根据一些估计，在疫情之前，美国雇主只承担了1%到4%的护理费用。这样的个别的措施完全不足以使离开的160万女性回到有偿的劳动队伍中来。

雇主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大型托儿所，以及现在由媒体巨头巴里·迪勒的IAC拥有的Care.com。这个看护平台已经与包括优步和麦当劳在内的大型雇主合作，加入了女性赋权机构“时候到了”基金会的看护经济商业委员会，并且正在倡导延长税收抵免，以及其他拜登政府的提议。

Care.com首席执行官蒂姆·艾伦说：“这是一个两党性的问题，你该如何真正向父母提供金援，真正帮助护理工作回到正轨，使我们的经济能够重新开始运转？”

大型托儿所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扩大税收抵免表示欢迎，但对拜登政府的其他托儿所建议表示出谨慎到不热情不等的态度；例如，克莱默对联邦政府是否能够成功资助所有项目表示怀疑。他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是政府对儿童保育进行更多投资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现实看待。我们知道提供高质量的护理需要什么。我们也了解它的成本。”

他和他的其他首席执行官们对扩大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特别矛盾，他们至少需要具体了解这项计划该如何实施。如果像许多政策专家所期望的那样，政府通过与现有的托儿所合作并提供补贴来扩大学前教育的机会，那么大型托儿所公司将可能会从这种“混合交付”的系统中受益（为年龄较大的儿童提供照顾，往往可以补贴大型中心里成本较高的婴儿班，因为随着孩子们长大，企业可以为每个孩子雇用更少的教师；所以任何威胁到年龄大的孩子加入的做法都会威胁到他们的商业模式）。

怀亚特说：“如果普及学前教育的发展只采用公共服务模式，”即仅在政府管理的系统中，“这将使3岁和4岁的孩子离开我们的中心，而我们的成本将急剧上升。”

公共服务模式是许多进步的政策专家和一些立法者喜欢的模式；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已经提出立法，将在不通过现有大公司的情况下建立普遍的、由政府资助的儿童保育系统。这项辩论超出了政策的范围，涉及到业务的性质，以及儿童保育是否应该成为一种商业业务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由私人股本公司和上市公司控制的业务，其动机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哈斯佩尔说：“我不喜欢人们在为幼儿做决定时还要考虑股东的想法。”

但这些观点（以及沃伦的立法）似乎不太可能在国会获得很大的支持，国会需要让温和的民主党人保持一致，以使和解程序通过。一些儿童保育政策专家担心，在建立一个理论上更好的系统之前，当前有缺陷的系统剩余的部分将被破坏，而我们将一无所有。

新美国更好的生活实验室副主任海利·斯文森说：“现在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失去了现在已经拥有的位置。我们也不想从头开始建立儿童保育基础设施。”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华盛顿会做何决定，大托儿所在疫情后，正在与许多美国父母的生活日益交织在一起。回到凤凰城，凯特·门多利亚是幸运的女性之一，她能够在疫情期间坚持工作，这也要归功于她有一个支持她的伴侣，一个理解她的雇主，以及她的工资最终使她能够雇用两名KinderCare的下岗教师到她家照看她的孩子。

这家中心于2020年6月重新开放，门多利亚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一直让她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直到她的女儿2岁，能够加入一个不提供婴儿护理的更大的托儿所。现在，门多利亚的两个孩子都在当地一个路德教会开办的小型学前班就读，她说她对这个中心总体上比较满意。但是，她也承认：“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中，KinderCare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她也不能完全脱离大托儿所行业。

7月，当地的学前班关闭了一个星期放暑假，这迫使她争相寻找替代的儿童保育机构。幸运的是，今年门多利亚的公司也开始为员工提供12个工作日的“后备护理”福利，通过Bright Horizons服务。她说：“这很了不起，让我感觉到我的工作很重视儿童保育。这也是疫情带来的一个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