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于10月5日发表文章，反驳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正在重演1970年代发生的滞涨危机的看法。文章认为尽管目前的情况和70年代有些相似，比如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并不相同，特别是目前工会的议价能力比70年代已经下降很多，央行在70年代后也有了控制通胀的手段，全球经济也比70年代更加一体化，因此，目前的危机是独特的，不应该与70年代对比。

自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问题，变成长期的价格飙升和经济苦难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如今，当经济学家们面对不断加剧的通胀和令人失望的经济活动时，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又回到了他们的脑海中。

那些警告与过去相呼应的令人不安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包括哈佛大学的拉里·萨默斯和肯尼思·罗戈夫以及剑桥大学的穆罕默德·埃利安，后者以前是债券基金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员工。

滞胀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结合了两个通常不会同时出现的弊病：高通胀和弱增长。今年到目前为止，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很强劲，失业率虽然仍普遍高于疫情前水平，但已经在下降。然而，复苏似乎失去了动力，加剧了人们对停滞的担忧。

疫情导致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工厂关闭，打击了工业生产。美国的消费者情绪正在下降。同时，经过十年的低迷，价格压力正在增长（见图）。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目标，在英国和欧元区超过3%，在美国超过5%。

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时那么可怕，当时富裕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两位数。但是，让滞胀论者担心的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威胁着通胀高涨的一系列的力量，即使增长放缓，这些情况看起来与1970年代滞胀背后的因素惊人地相似。

一个相似之处是，世界经济正再次经受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冲击。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食品价格已经上涨了大约三分之一。亚洲和欧洲的天然气和煤炭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这两种燃料的库存低得令人不安，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断电问题可能会蔓延。能源成本的上升将对通货膨胀造成更大的上升压力，并进一步使全球的经济前景变得暗淡。

其他成本也在上升：由于消费者支出转向商品，以及与疫情有关的港口积压，航运费飙升。今年工人享有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面对激增的需求，公司正在努力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例如，德国的工会正在要求提高工资；一些工会甚至正在进行罢工。

滞胀论者在当前的经济政策环境中看到了另一个与过去相似的地方。他们担心，宏观经济思维已经倒退，为持续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府和中央银行容忍了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因为他们认为低失业率置比稳定价格更重要。

然而，滞胀的惨痛经历改变了学术界的思维，造就了一代决心控制通胀的央行行长。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需求不足时期之后，这种专心致志的关注被更大的失业担忧所取代了。低利率削弱了政府的财政纪律，并在2020年引起了大量的刺激措施。

担忧者警告说，现在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政府和中央银行可能会受到诱惑，通过使经济更热来解决供应方的问题，产生高通胀和缓慢的增长。

然而，撇开这些相似之处不谈，对于那些寻求理解当前问题的人来说，上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要看清楚这一点，请考虑那些无法与历史进行比较的领域。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冲击让经济学家们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可能会成为预期的工资谈判和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导致价格螺旋式上升。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支撑一个新的、长期的劳动力在谈判中占优时代的机构仍然很薄弱。1970年，经合组织中约有38%的工人受到工会工资谈判的保护。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6%，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生活成本调整（COLA），将通货膨胀的增长自动转化为更高的工资，这是1970年代工资合同的一个常见特征。但此后这种做法急剧减少。

1976年，超过60%的美国工会工人受到带有生活费调整条款的集体谈判合同的保护，到199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

哈佛大学的安娜·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谈判能力的长期下降是“重大结构性变化”，解释了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中关键特征（包括低通胀），尽管失业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尽管这场疫情很有戏剧性，但如此大的转变似乎不太可能如此迅速地发生逆转。

此外，1970年代的滞胀因整个富裕经济体生产率增长幅度的急剧下降而加剧。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政府对维持需求的承诺，被生产能力的飞速增长相适应（法国人称这一时期为“辉煌时期”），但到了1970年代初，长期的生产力繁荣已走到尽头。

刺激需求的习惯未能帮助扩大生产潜力，反而推高了价格。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生产力增长放缓。然而，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以来，生产力已经加强了：在截至6月的一年中，美国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增长了约2%，大约是2010年代平均速度的两倍。蓬勃发展的资本支出很可能意味着这种收益会持续下去。

与197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央行既没有忘记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也没有失去对保持价格稳定的承诺。

在20世纪70年代，连一些中央银行家都开始怀疑他们遏制工资和价格上涨的能力。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阻止严重依赖工资成本压力的通货膨胀方面作用不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里斯蒂娜和大卫·罗默的研究表明，伯恩斯的观点在当时是种普遍的观点。但高通货膨胀时代的结束表明，中央银行是可以控制这种通货膨胀的，而且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

上个月，美联储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宣称，如果“持续的高通胀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做出反应，并使用我们的工具，以确保通胀运行在符合我们2%的长期目标的水平上。”

新的财政正统观念同样也有其局限性。据预测，从今年到明年，世界各地的预算赤字都会大幅缩减。在美国，温和的民主党人对过度支出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拜登的宏伟投资计划被缩减，或者根本无法通过。

那么，如果世界经济没有面临1970年代的重演，接下来该怎么办？飙升的能源成本对复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政府试图限制价格上涨，那么价格飙升或短缺将影响家庭和公司的预算，并打击支出和生产。

这将发生在政府撤销刺激措施和央行支持收紧政策的时候，需求放缓可以缓解经济中供应紧张的部分压力：例如，一旦他们支付了过度高昂的电费，美国人将无法购买稀缺的汽车和电脑。但是，这将为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加上一个痛苦的尾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金融市场和供应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程度已大大提高。例如，自1970年以来，贸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已经增加了一倍多。疫情后的复苏不平衡，给一些连接经济的纽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恐慌的政府可能会囤积资源，从而进一步扰乱经济。

因此，过去的经验并不是看待冲击全球经济的力量的最清晰的视角。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个系统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独特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