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技媒体Protocol的中国记者于9月15日报道了刚刚结束的”99公益日”，这是一个由腾讯举办的慈善筹款活动，每年会给慈善机构捐款数千万美元。一些专家称赞腾讯彻底简化了中国的慈善捐赠领域，使更多人愿意参与。然而，随着活动规则越来越复杂，以及捐款分配不平等情况，一些小型机构越来越觉得身心俱疲。

在9月9日前的一个小时，中国南部的非营利性筹款工作人员埃里克，几个月以来一直很沮丧。这时已经超过了他的正常工作时间，但他刚刚写完几段话，希望明天能发给人们，请求他们捐款。他受到的第一个打击来自一位朋友，他评论说他的计划感觉“不真诚”；然后，在与另一位朋友的微信对话中，他随口提起了他正在筹款的项目，得到了半开玩笑的回答：“可别来问我要。”

埃里克的挫折感几乎达到了愤怒的程度。

对于埃里克，以及中国无数的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日子。明天将是 “99公益日”，这是中国最著名的科技公司之一腾讯公司在2015年创建的在线捐赠大会，此后发展成为慈善工作者每年最重要的活动。

每年9月9日之前的几天，腾讯都会拿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自有资金来匹配各机构在腾讯慈善平台上收到的捐款，这是微信中的一个小程序，上面列出了数千个筹款项目。但是，为了在这几天实现奇迹，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往往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学习平台的神秘规则，计划筹款战略，并动员他们的捐赠社区。随着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规则越来越复杂，这项工作对埃里克这样的人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们对腾讯也有很多抱怨，”第一次参加99公益日筹款活动的埃里克告诉本刊。与本文采访的其他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一样，埃里克要求不公布他的全名或他组织的名称，以避免政府的反弹。“当然，腾讯使每个人的捐赠体验更加顺畅。有大规模的、实际的变化发生。但当你看到非营利组织如何参与其中时，也会让你质疑它真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腾讯的99公益日举办七年了，已经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每年促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它不仅对依靠这些捐款生存的中国非营利组织至关重要。它对公司也很重要，因为在中国领导人呼吁“共同富裕”之后，腾讯面临着展示社会责任的空前压力。这是一个复杂的成功故事。虽然腾讯已经主导了筹款工作的数字化，并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商誉，但如此多的非营利组织仅依赖一家科技公司的事实也引起了人们对不平等、国家审查和制定规则权力的警惕。

改变一切的平台

第一个99公益日在2015年开办，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提出“公益星期二”的概念三年后。虽然它们都划出一天来鼓励捐款，但它们在重要方面存在区别。99公益日是由一家公司主办的，是腾讯巨大力量的产物。

这项活动几乎完全在网上进行，并深深嵌入了腾讯的超级应用微信。慈善募捐者通过微信朋友圈、群聊和私聊传播他们的信息，而捐赠者可以点几下就找到一个项目，完成移动支付并分享在线捐赠证书（用于吹嘘），而不必离开应用程序。时至今日，这项活动还没有网站，几乎完全发生在移动平台上。

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员、《中国特色慈善》（Cha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作者之一卡佳·理维告诉本刊，“在线筹款与线下筹款不同。它可以接触到更大、更多样化的受众，让捐款变得无比简单。”

截至今年，微信拥有超过12.5亿活跃用户，已经成为中国人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有了大量的潜在捐赠者，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捐出几张人民币，那也就无所谓了。理维说：“通过99公益日，腾讯可以展示它的技术对社会的益处。”  

它从一个为期三天的活动开始，变成了一个为期十天的马拉松。在2015年的99公益日期间，腾讯积累了约2000万美元的用户捐款，并自掏腰包拿出1500万美元进行匹配。今年，根据腾讯向本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来自用户和参与企业的捐款为5.52亿美元，再加上腾讯的9200万美元。

对于中国新生的非营利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的《2014年慈善和公益报告》，2014年，个人捐款只占中国非营利组织收到捐款总额的11%。正是数字化最终让中国公众了解到了慈善捐赠，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今天，99公益日是许多非营利组织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特别是那些小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无法被国家管理和企业支持的基金会注意到。

它也已成为腾讯的年度大活动。今年，有30多个腾讯应用和平台参与其中。用户可以通过在腾讯的流媒体平台上观看视频，在腾讯的文学应用上阅读，甚至使用腾讯的视频会议软件来提高他们的捐款匹配度。当中国的大科技公司被要求通过捐款和其他善举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时，腾讯凭借其庞大的慈善足迹，占据了先机。

也许这就是腾讯的慈善事业与西方同业最不同的地方。堪萨斯大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学教授维吉尼亚·哈珀·何说：“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例如，大多数在中国上市的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都会强调公司某一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举措是如何支持党当前的公共政策目标的。”

但在国家目标之外，许多学者和商界人士也会为腾讯愿意更进一步成为慈善平台而点赞。专注于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者和分析师马睿告诉本刊，“坦率地说，我认为腾讯真的只是关心慈善事业。我不认为应该像在西方那样以嘲讽的态度看待它。”

不平等的分配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被欢迎加入这个不断增长的聚会。近年来，许多草根非营利组织对并不担心资金短缺的大型慈善组织，获得每年捐款的绝大部分这一情况感到不安。

在“99公益日”的前五年里，筹款最多的组织是同一个：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慈善机构。根据位于上海的筹款创新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它终于在2020年将宝座让给了另一个国家基金会，但在同一年，只有四个组织获得了来自用户和腾讯的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设在广州的非营利组织LGBT平等权益促进会的主任彭燕辉说：“对于教育组织来说，在99公益日期间筹集大量捐款要容易得多，如果你致力于权利倡导或政策倡导，那就更难了。”

谈到“99公益日”，彭燕辉说压力不是来自腾讯，而是来自国家。在中国，只有某些具有国家资质的组织才被允许向公众募集资金。缺乏资质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必须通过有资质的组织在腾讯公益或其他慈善平台上设立项目。一些LGBT维权团体在过去两年里学会了这种做法，也找到了愿意施以援手的基金会。

彭燕辉说：“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这些基金会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停止与LGBT组织的合作。大约在上个月，几乎所有LGBT组织的月度捐赠项目都在腾讯上被撤销了。”

他解释说，这些基金会仍在支持，有几个项目在被撤销后设法谨慎地回到了腾讯的平台上。但他们必须使其在线语言更加隐晦，删除提及“LGBT”或 “权利”等词汇，并将这些项目重新包装为反欺凌或支持家庭价值观。

慈善遇上博弈论

随着“99公益日”的发展，围绕活动的规则也变得更加神秘。但慈善团体发现，要满足平台的要求并保持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还要筹集足够的现金，是一件越来越费力的事情。

一个多月以来，埃里克和他的组织一直计划在9月7日至9月9日进行筹款，这几天历来是腾讯匹配用户捐款的时段。但后来，在9月初，他得知腾讯还将在9月5日匹配捐款。

那次活动的主题是“共同富裕”，可能是受到国家压力的驱动。但对于像埃里克这样的一线组织者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向捐助者解释。他们应该在9月5日或9月7日捐款，但不要在9月6日捐。有传言说，9月5日的匹配额将高达100%，这意味着在这一天集中资源会更有效率，但埃里克也没有办法确定。

埃里克抱怨道：“我们在5号开始动员能得到多大的好处？它是否会损害我们在7号得到的捐款？如果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拒绝在5号参与？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人知道。基金会不知道。腾讯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它。这只是一个黑盒子，每个人都在崩溃。”

9月5日的混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随着腾讯每年更新其99公益日的规则，它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已经变得太过复杂。即使没有最后一刻的变化，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每年也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来研究平台新规则细枝末节，并找出一种方法来最大化他们的努力。今年，当腾讯在一系列网络研讨会上解释规则时，许多组织在评论中写道，他们不理解他们所听到的内容。

腾讯为更新规则辩护，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且为防止欺诈而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我们与许多行业专家、学者、律师和慈善组织的代表合作开发99公益日，并在活动前公布每年活动的规则和指南，”腾讯在书面声明中说。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博士生王伟南说：“平台有其目标……可一旦有了规则，人们就会研究并利用规则。”

王伟南说，这些组织和腾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游戏中的两个竞争者，它们不断地试图超越对方，从而产生了一套越来越复杂的规则。

同时，腾讯的捐款匹配正在减少。2015年，用户每捐出一元，腾讯就会匹配一元。但是这个数字已经缩减，变得更加随机。腾讯说它有“一个项目匹配模式，使用专家评估和用户反馈来帮助突出做有影响力工作的小型慈善机构”，但它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匹配模式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些“小型慈善机构”也不知道。

今年，埃里克估计，他的组织收到的腾讯匹配资金大约只会有15%。

受益者也是捐赠者吗？

北京一家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俞女士说：“我认识的那些在慈善圈里呆了很久的人，都对腾讯的发明感到不满。”她希望自己的名字被部分隐去。

俞女士向其他组织学习，为腾讯的年度活动动员了几十名“大使”或“天使”。她说：“设立‘大使’的目的是让他们从熟人那里实现收益最大化。”机构将为每个大使设定一个筹资目标，然后他们会在自己的朋友圈上发布信息，并对他们的微信联系人刷信息，说服他们捐款。

最后，大使和工作人员会去他们最亲密的圈子里，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再挤出一笔捐款。如果他们逼得太紧，他们的私人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威胁。

帕斯堤同伴群（Positive Peers Group）主任钱亨然说：“关键是，那些被要求捐款的人并不觉得自己被赋权了。他们只是觉得自己被看作一个钱包。”

这个组织是一个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基层宣传团体。

让他还感到不安的是，由于数字筹款已变得如此依赖微信，一个建立在密切关系上的社交网络，小型非营利组织实际上只是在向他们试图帮助的社区征求捐款。

腾讯的复杂影响

七年后，腾讯的慈善事业已留下了一串复杂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腾讯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使捐款比以前容易得多，并投资数十亿来举办这个高调的年度慈善节。研究中国慈善团体的卡佳·理维说，“总而言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会认为在线筹款技术在专业化、整体捐款数额和透明度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倾向于对它的积极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

在科技公司中，这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罕见的积极例子，即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互加强。但通过成为数字慈善的代名词，腾讯不仅要对自己的平台负责，还要对整个非营利组织负责。

参与 “99公益日”也让一些非营利组织，特别是与更多边缘化社区合作的草根组织，感到疲惫不堪，觉得工作效率低。埃里克说：“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平台上筹款？”

他想探索其他资金来源，但也承认他的组织可能不会马上停止参与99公益日。艾滋病宣传小组主任钱亨然已经决定他的组织在不久的将来不会继续参加99公益日。更多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对于许多还不能失去这一收入来源的机构来说，他们只能将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