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中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应该放弃在全世界发动战争的外交政策，因为这样非但没有帮助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发展，反而使更多专制政权崛起。他认为美国应该开始更多的关注于解决国内的问题，使美国民主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十一世纪中还没有哪个事件像911那样塑造了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袭击事件刺破了冷战后十年的自满情绪，打破了历史将随着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的胜利而结束的幻想。美国的反应规模之大，重塑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政治和社会，还会继续产生余震。只有通过审视这种反应的过度性，美国人才能理解自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以及它需要去哪里。
很难夸大911的影响，事实上它还很容易被低估。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反恐战争”都是美国霸权时期最大的项目，这个时期始于冷战结束，而现在已经到了黄昏。20年来，反恐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政府机构已被重新设计，以便在国内外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基本职能，从移民管理到政府设施建设再到社区治安，都已经增加了安全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如此：旅行、银行、身份证。美国已经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也门等其他一些国家使用了军事力量。恐怖主义已成为华盛顿几乎所有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反恐战争也重塑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一个失去了由冷战培养出的统一目标感的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和共产主义专制之间、自由世界和封闭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清晰性不复存在。911之后，小布什总统调动了对统一美国身份的渴望，并将其引向新的代际斗争。他宣称，反恐战争将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划时代的斗争相提并论。
布什将反恐作为一场决定性的、多代人的和全球性的战争，代表了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悲剧之后的有效领导形式，但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扩张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美国政府很快就滥用了监视、拘留和审讯的权力。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目的远远超出了消灭基地组织。美国的民主与军事化的政权更迭联系在一起，破坏了国内环境的健康的在国外的合法性。
布什和他的政府承诺的胜利，同时也是保守派媒体不断预测的胜利，从未实现，这削弱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信心，引发一场寻找内部替罪羊的运动。911事件后的金戈铁马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了恐惧和排外的混合体，最终产生了特朗普，他口口声声说要结束海外战争，却重新使用反恐战争的言辞来攻击国内不断变化的敌人。
美国现在有了一位更真诚地致力于结束国家“永恒战争”的总统。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表明了他的决心，而他政府的全球议程则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拜登4月向美国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以及在他6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讲话中，恐怖主义被消灭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振兴民主，以及使美国及其盟国为与强硬的中国间的持久竞争做好准备等挑战所取代。
20年后，拜登正在采取措施，使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911时代。
然而，反恐战争的庞大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其特殊地位继续影响着美国政府的组织、美国军队的部署、美国情报界的运作，以及华盛顿对中东地区专制政权的支持。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一样，这些现实限制了美国的能力，使其无法果断地迈过后911时代，领导全球民主的振兴，并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一个真正的转向将需要更多戏剧性的步骤：重新配置或拆除美国911事件后的各方面事业，并改变在国内外鼓励独裁主义的安全化心态。
如果美国政府被设立的目的就是打永远的战争，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结束战争；如果民主在国家安全的权衡中始终处于失败的一方，那么它就不可能重振民主。
同时，今天对美国所代表的、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的争论，比911后国家反射性地团结起来时要多得多。关于美国身份的争论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各种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而911事件后美国的行动，本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暴力极端主义。
曾几何时，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致命攻击会是一个清醒的行动号召；而今天，它主要是通过以右翼部落政治中的否认主义和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被诠释的。在9月11日之后领导建立了价值亿万美元的安保化国家的共和党，甚至都不想调查1月6日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上的目的、和在国内重塑美国身份的一个方法是，把重点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上。这种竞争是美国政治中引起两党广泛共识的一个主要关切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关注。与基地组织不同的是，它既有对治理和社会的另一种看法，又有能力改造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以适应中国的目的。
讽刺的是，中国在全球影响力方面的上升速度在911之后迅速加快，因为美国常常被其对恐怖主义和中东的关注所吞噬。就地缘政治影响而言，中共是反恐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中美对抗可能出现的情况保持警惕。通过一个新式的“我们与他们”的结构来定义美国在世界上的目的和美国的身份，有可能重蹈反恐战争中的一些最糟糕的错误。
一艘远洋巨轮
奥巴马总统曾经称美国政府为“一艘远洋巨轮”：一个巨大的、笨重的结构，一旦指向某个方向就很难转弯。911之后，布什政府将这艘船指向一个新的方向，并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国家安全机构被重新聚焦于打击恐怖主义：建立了庞大的新官僚组织，重新绘制了组织结构图，授予其新的权力，改写了预算，改变了优先事项。
2001年，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击溃了塔利班，一种狂热的胜利主义在华盛顿占了上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如此强大，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横扫国会，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政治在投票箱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此后，美国一直在清理这艘巨轮留下的残骸。
今天，经历了反恐战争最激烈战斗的国家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之中。阿富汗正在回到911之前的内战和塔利班上台的状态。伊拉克经历了漫长的叛乱，产生了伊拉克基地组织（AQI），后来演变成伊斯兰国（也被称为ISIS）；它仍被族群间的竞争竞争和伊朗的影响所困扰。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都缺乏真正的管理当局，并且都在进行残酷的代理战争。
美国在911事件后采取军事行动当然是有依据的，而且某些威胁也需要军事反应。然而，在这些国家的情况表明了军事干预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总体来说，如果没有军事干预，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否会过得更好。
911之后的战争的代价是惊人的。
超过7000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死亡，超过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超过3万名参加911后冲突的美国退伍军人自杀身亡。数十万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丧生，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估计，有3700万人因911后与美国军队相关的冲突而流离失所。同时，这些战争的价格标签，加上为了照顾那些参加战争的人，已经接近7万亿美元。
反恐也消耗了美国政府有限的资源，总统和高级官员的时间和注意力，以及政府内部的人员配置和优先次序都被占满了。想想在过去20年里，美国还能用这些资源和精力做些什么？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跟上气候变化、疫情、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技术破坏和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步伐，特别是在被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所困，还有被改善基础设施的承诺所诱惑的地方。
当然，挑起反恐战争的一方是基地组织。911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进一步的灾难性恐怖袭击的风险，不得不做出反应。值得称赞的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情报界消灭了基地组织，并干掉了其领导人本·拉登。通过一场美国仅在当地派遣有限人员的行动，ISIS也同样被击退了。
我个人与美国反恐人员打交道的经历，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无比的钦佩。他们在优先事项不断变化的政府中勇敢地为国家服务，帮助防止袭击和拯救生命。国家的反恐机构在某些方面当然是必要的。
然而，这一现实并没有抹去华盛顿对911事件的反应中，存在的庞大的过度和扭曲的风险计算。如果能够对新冠做出更有效的反应、让国会通过最低限度的枪支安全措施、或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致命天气事件做出更好的准备工作，这些措施所拯救的生命，都会远超国家花费数万亿美元来防止的各种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惜所有这些都因为华盛顿对恐怖主义的执着而被忽视或受到阻碍。911事件后战争的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规模表明，美国需要进行结构性修正，而不仅仅是改变方向。
开战容易，撤退难
从总统开始，拜登政府里几乎的所有高级官员，都曾在奥巴马政府里为使美国摆脱911事件后的战争而做出过努力，这项复杂而充满政治色彩的任务，最终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队人数从2009年的近18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大约1.5万人。而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华盛顿的全球议程看起来就像拜登在七国集团的讲话中所描述的那样：组织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卫生系统，并在试图遏制俄罗斯复兴野心的同时向亚洲倾斜。
然而，事后看来，很明显，奥巴马政府虽然被许多批评者指责其过度克制，实际上是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了错误，它维持了911事件后项目的各个方面。2009年在阿富汗的增兵行动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尽管回报越来越少。扩大使用致命的无人机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但在许多国家也将杀人的能力制度化。
对独裁主义盟友的默许，包括在也门发动灾难性战争的沙特政权，破坏了美国关于民主的说辞。特朗普上台后，他的政府在中东部署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军队以对抗伊朗，放松了旨在限制平民伤亡的限制，将对人权的关注抛在一边，完全拥抱专制的盟友和伙伴，并将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置于次要地位。
明显的教训是，仅仅改变巨轮的方向是不够的；拜登和国会应该重新设计这艘船。
以气候变化为例。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为实现限制全球变暖的巴黎协议所做的努力仅仅利用了分散在各机构的稀缺的气候专业知识，以及国会分配给反恐的一小部分资源。奥巴马白宫不遗余力地将气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机制联系起来：即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所需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管理。但是特朗普政府一上台，这种新生的对气候的优先考虑就被停止了。
奥巴马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设立的白宫大流行病防备办公室，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特朗普关闭了它，将其工作范围纳入一个专注于毁灭性武器的部门：防止传染病的准备工作实际上被吸收进了反恐战争的基础设施中。
今天，拜登团队的优势在于，二十年来的证据表明，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已经扭曲了国家的优先事项，公众对疫情、气候变暖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的关注不断增加。为了真正优先处理这些问题，拜登和他在国会的民主党盟友，应该努力拆除911事件后的部分机构。
2001年国会的《军事力量使用授权令》，被用来为911事件后的各种军事干预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这项授权应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狭义的授权，并在拜登的任期结束前置入内在的日落条款（指法律中部分或全部条文的终止日期）。
无人机袭击应停止变成常规行动，只应在美国政府准备公开披露和证明其行动合理性的情况下使用。美国军队的全球兵力态势，应反映出对中东地区的优先级不断降低；五角大楼应减少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过度存在，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时代有所升级。
为了使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问题的关注永久化，拜登政府应增加联邦在清洁能源、疫情防备和全球健康安全方面的投资，并应以重大改革来配合这些支出。例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应加强气候方面的专业知识，情报部门和军队应投入更多资源，以了解和应对威胁美国人民的真正的生存危险。
拜登团队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将会遇到阻力，正如奥巴马政府经常在美国政治的浪潮中逆流而上那样。关闭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昂贵的、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监狱，受到了两党议员的阻挠。共和党对2012年美国在利比亚班加西的设施遭到袭击的反应，是自私自利的极端行为，结合了对极右阴谋论的日益热衷，以及共和党试图让民主党支持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失去合法性的策略。旨在防止伊朗核武器扩张和另一场战争的伊朗核协议，受到的争议比在伊拉克进行无期限战争时更大，且吸引到的国会支持更少。
然而，拜登正处于一个后特朗普时代，后疫情时代。美国共和党对特朗普主义的拥抱，显然危及了美国人的生命，并破坏了党内对促进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主张。拜登和他的团队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向公众说明他们更值得信赖、更有能力、更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国家民主。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放弃破坏民主价值观的心态。
考虑一下穆罕默德·索尔坦（ Mohamed Soltan）的经历，他是一名埃及裔美国人，参加了2011年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2011年的埃及革命的中心地带）。他为埃及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和随后的民主开放而庆祝。在2013年的军事政变推翻埃及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后，索尔坦加入了开罗拉巴广场的抗议者。安全部队开了枪，杀死了至少800人。
索尔坦被射伤 。随后他被监禁，遭受酷刑，并被审讯者鼓励自杀。他进行了持续近500天的绝食抗议，并拒绝了被允许进入他的牢房的ISIS招募人员的诱劝。在奥巴马向埃及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发出个人呼吁后，他才被释放。
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情景，揭示了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灵，这项政策向一个残暴的政权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允许ISIS招募人员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中游荡，其助长的激进行为反而为该政权的残暴行为和美国的援助提供了借口。
反恐战争总是在与自己开战。美国一边补贴埃及的镇压，一边口口声声宣扬民主价值观，正如华盛顿继续向一个压制异己并在也门发动残酷战争的沙特政府出售武器一样。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主要伙伴不仅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还有以色列和土耳其等自911以来变得更加压迫政府，它们助长了美国想要扭转的世界各地的独裁主义浪潮，这绝非巧合。
振兴全球民主与永久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不相容的。取舍的平衡必须改变。美国的军事援助应以尊重人权为条件。华盛顿应该摒弃长期以来拖累美国外交政策的虚伪性。
国内的战争
反恐战争不仅加速了其他地方的独裁主义趋势，而且在国内也是如此。后911时代的金戈铁马融合了国家安全和身份政治，扭曲了关于美国人的概念，模糊了批评者和敌人之间的区别。
911之后，一个 “我们”与 “他们”的右翼政治和媒体机构，激起了对没有充分致力于反恐战争的美国人的愤怒，并夸大了伊斯兰“他者”入侵的威胁。但是，随着911袭击事件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且在阿富汗或伊拉克不会获得巨大胜利的事实越来越明显，这个 “他者”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关于“逐渐渗透的伊斯兰教法”的阴谋论，演变成了对南部边境移民的恐惧，对在国歌中下跪抗议警察暴力的运动员的愤怒，以及对从班加西到选举欺诈等各种阴谋论。更多的时候，这种动态是针对少数族裔的。
讽刺的是，911事件后对国家政治中仇外潮流的重新定向最终助长了恐怖主义，而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撞死了一名反示威者，在匹兹堡的生命之树犹太教堂中杀死了11人。它还促成了曾经无法想象的专制场景。当同胞们被无情地投射为国家的敌人时，针对美国的暴力叛乱甚至也能成为现实。
当一个超级大国拥护好战的民族主义时，它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911事件后美国政策的过度行为被其他地方的独裁者重新利用，在反恐的幌子下针对政治对手，阻碍公民社会，控制媒体，并扩大国家权力。
当然，这不是华盛顿所为。然而，正如美国人应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沉溺于“转移视线主义”（whataboutism）来为其滥用权力找借口时感到不安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轻率地忽视自己国家的过度扩张和好战的民族主义，这破坏了华盛顿反击普京、捍卫民主价值和加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努力。
与普京一样，中国领导人也学习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其作为镇压的模板和滥用权力的理由。2014年，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自治领土上夺走了数十条生命。国家媒体将这起袭击称为“中国的911事件”。领导人敦促中共官员遵循美国911事件后的剧本，启动镇压行动，最终导致100万名维吾尔人被扔进集中营。
据报道，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告诉中国领导人，将维吾尔族人拘留在集中营中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尽管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并没有接近中共的镇压规模，但特朗普的评论远不是中共在911事件后找到的唯一验证。在911之后的几年里，一些维吾尔人也被关押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没有人被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或被认为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当奥巴马在担任总统之初试图关闭该监狱时，有一个计划是在美国释放一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以表明美国政府愿意尽自己的责任，因为它也要求其他国家遣返一些被拘留在关塔那摩但已被允许释放的公民，而维吾尔人却无法安全地被遣返到中国。
奥巴马的提议遭到了夸张的反对，导致了限制监狱被关闭的规则。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的独立参议员乔·利伯曼带头反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维吾尔人“有激进的宗教观点，使他们难以被同化到我们的人口中”，这一声明听起来正是在为中国对其在新疆的行动宣传。
美国人理所当然地为他们国家的全球领导传统，和成为为世界树立榜样的灯塔的愿望感到自豪。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只有当他们的榜样反映出积极的价值观和品质时，其他人才会效仿他们呢？当美国人毫无理由地入侵另一个国家，出于方便而支持专制，并在自己的国家羞辱少数民族时，当其他国家模仿这些错误行为或利用它们为自己的专制行为辩护时，他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美国人必须面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不是因为华盛顿应该从世界上退缩，而是因为它不能把地位让给普京等领导人。美国必须不辜负自己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所讲述的美好故事。归根结底，这是美国人必须从 911事件后学到的最重要教训。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需要重塑美国民主的范例，使它作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
多关心“我们”，少关注“他们”
所有这些教训都必须适用于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竞争。拜登正在为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支出辩护，他指出需要证明民主国家能够竞争过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会正在对科学和技术投入大量资源，以跟上中国创新的步伐。拜登白宫正在提出有利于某些美国产业的产业政策，并完善出口管制制度，以解除美国和中国间的关键供应链。美国的国防开支越来越受到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突发事件的影响。
国务院把加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作为优先事项，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联系。华盛顿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地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越来越多。在贸易、技术和人权方面，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合作，并通过七国集团和北约等多边组织，建立尽可能牢固的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将产生自己的政治动机和压力；它们也将推动美国政府内部的资源和精力的扩展。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这艘远洋巨轮正在调整航线。
然而，尽管这些举措都有其自身的理由，但仅仅关注新的“他们”将是一个错误，这种冲动可能会促成另一波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即与过去20年里毒害美国政治的那类想法如出一辙。更好的做法是更多地关注“我们”，一个有足够韧性的民主国家，能够经受住与对立政治模式的长期竞争，在世界民主国家中形成共识，并为世界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除了在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上有所作为外，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加强和振兴。保护投票权和加强国内的民主机构必须成为美国民主榜样的基石。解决美国的不平等和种族不公正问题将表明，民主国家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服务。
根除流经美国金融系统的腐败，将有助于净化美国政治，扼制流向其他专制国家的资源。遏制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泛滥，也将遏制激进化，并削弱世界各地的独裁主义。
30年来，美国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许多美国公司、文化机构和个人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不是因为华盛顿在地缘政治上反对北京，而是因为美国支持国内和全球的民主价值观。
世界是一个难解的、时而危险的地方。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以捍卫其利益。但是，后911时代的定义不应该是与下一个敌人的对抗，而应该是振兴民主这种成功的人类组织模式。为了用一个更好的代际项目取代反恐战争，美国人必须被他们所支持的东西所驱动，而不是被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