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作者以及外交事务学者汤姆·尼可斯于8月16日发表评论，他认为造成阿富汗战争悲剧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民众。由于民众在初期支持阿富汗战争，以及之后的漠不关心，使得美国在开战20年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进退两难。

喀布尔已经沦陷。美国人现在将在几个星期内表演他们惯常的党派性愤怒，然后阿富汗将被遗忘，如同这个注意力无法比快餐广告长多少的国家中的其他事物一样。在此期间，美国公民将分成他们惯常的阵营，找出所有明显的原因和罪魁祸首，只除了一个：他们自己。

许多美国人对将这种海外战败归咎于自己的想法感到愤怒。当美国军队不得不忍受从朝鲜撤退到三八线的苦难时，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这都是选民的原因。在西贡沦陷期间，也没有人转身对美国人民说：“这是你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却要这样做呢？

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许多事情（准确地说，最终结局分别是平局和战败），是美国公众无法控制的。男孩们被征召并被送上战场，有时是执行一些从未打算向公众透露的任务。

阿富汗则不同。这是一场在一开始就大受欢迎的战争，而且大多时候是在美国公众的关注下进行的。问题是，一旦最初的兴奋感消失，公众就对它不太感兴趣了。纸媒的报道仍很扎实，但有线电视新闻对阿富汗的报道迅速减少，特别是当美国又在伊拉克发起了新的冒险。

在2001年后的美国，谈论“战争疲劳”成为一种时尚，但没有参军、或不属于军事家庭和这类社区的公民甚至不必忍受轻微的不便，更不用说承担征兵、战争税或资源短缺等重大负担。在那些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很快就感到被遗忘了。“美国并不在战时”是部队中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在参战。而美国人在逛商场。”

而现在，这些美国人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从阿富汗的全面撤出：有大约70%的公众支持撤军。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关心这个问题；正如外交政策学者斯蒂芬·比德尔最近观察到的那样，这场战争在美国政治中几乎仅是一种事后的考虑。比德尔今年年初说：“需要一台电子显微镜才能检测到阿富汗在过去十年中对任何国会选举的影响，它一直是无形的。” 但是，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总统都以退出战争为目标，而我们现在已经退出了。

然而，公众关心的是，把阿富汗作为廉价的爱国主义和党派攻击（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但很少是善意的）的把柄，去攻击2001年以来的每一任总统。在美国领土上发生了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后，美国人对在阿富汗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开展反恐行动的现实，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因为这代表着军队可能会要那里驻扎20年以上，他们也不想考虑“抽干沼泽”（即清除华盛顿政府的腐败）和使阿富汗实现现代化（比几次选举结果重要多了），是否值得付出代价和努力。

也许这一切是值得的。或者也许这样的项目从来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只是尝试了一些战略的碎片，从来没有一个连贯的整体策略，主要行动目的只是为了压低成本和伤亡数，并使战争不出现在头版头条，远离不想听到它的公众。

今天，许多人声称，他们不知道军方或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指出，《华盛顿邮报》曾试图创造出一种带有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氛围的报道，但报道中的启示远不如越南的秘密那样令人震惊，或者说，对于在过去20年里读过报纸的人来说，这些情况并不那么意外。

（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在1971年由参与制作这份文件的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泄露给各大媒体，最终由纽约时报披露。文件记录了美国从1945年-1967年在越南秘密扩大的战争行动，并试图掩盖这些行动的真相。政府曾试图阻止这些文件被披露未果。这份文件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大规模反战运动，间接造成了越战的终结。）

美国人也从未考虑过阿富汗作为美国的恐怖威胁来源是否已被消除，又是何时被有效地消除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风险也永远不会是零。但我们从没共同决定过“差不多了”就等于足够好了，或者我们共同决定，宁愿回家也不愿留下。

奥巴马在2011年的增兵时也提出了这类论点，特朗普也试图提出类似的论点，但由于特朗普太过愚蠢或太过懒惰，也不了解国际事务（或其他很多事情），他纯粹将其作为一种武器化的政治指控，就像他在与朝鲜接触时的愚蠢举动一样，是为了寻求一种造成轰动的快速胜利。

当然，拜登的政策与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共和党人对此有很多党派式的嚎叫。正如我的同事大卫·弗鲁姆所说的那样：“无论好坏，拜登的阿富汗政策与特朗普的政策是一样的，只是少了一些谎言。”

但是，尽管指责奥巴马和特朗普会让人感到欣慰，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并承认，是我们告诉了我们选出的两党领导人，他们面临着一个没有胜算的政治考验。如果他们选择撤军，他们将是抛弃阿富汗的懦夫。如果他们选择留下，他们就是意图追求“永久战争”的战争贩子。因此，我们走到了这里，一个我们注定要去的地方：依靠20年的安全，避免了另一个911事件，但阿富汗再次落入塔利班之手。

一群严肃的民众——正如美国过去的样子，会早在目前的灾难来临之前就做出严肃的选择。他们会试图从近2500名阵亡军人和更多受伤的军人身上获得一些启示。他们会严峻地评估风险，并在海内外都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重新出现在地图上而做好准备。

相反，我们却在为口罩争吵。我们正在举行超级传播者集会。我们在抱怨和指责那些破坏了我们的秋季计划的人。（我也是最后这帮人的一员。小提示：就是那些拒绝接受随处可得的疫苗的人。）

拜登最终咬紧牙关，拒绝将这场冲突转嫁给另一位总统，这是正确的。然而，他在执行这项决定时，却造成了悲剧性的、可耻的混乱局面，并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政策学校的案例研究。但是，没有哪个版本的“停止永远的战争”会不以喀布尔的陷落而结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拒绝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想要它不发生。还因为我们要购物，要看电视，要在社交媒体上争论。

但是，在我们继续前进之前，在我们回到商场之前，在我们继续发布表情包之前，在我们回到互相争论是否应该在星巴克戴口罩之前，让我们记住，这一天的到来是因为一个原因，而且只有这个原因。

因为它是我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