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Palmer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描述了滴滴从崛起到落寞的整个过程，称滴滴犯了所有中国巨头都会犯的错——以为自己有实力跟政府叫一叫板。（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就在滴滴出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线的几天后，中国监管机构于上周五宣布，这个打车巨头的应用正在接受审查，并禁止新用户注册。周日，监管机构说滴滴出行“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并将它从应用商店中删除。

周二上午重新开始交易后，滴滴的股价从上周五收盘时的15.53美元跌至11.77美元，之后略有回升。一家最初估值为680亿美元，在中国拥有3.77亿活跃用户的公司遭到了公开羞辱。

也许这并不是致命的一击，毕竟，如果已经注册了该服务，你仍然可以使用它。但是正如滴滴在周日的通知中所警告的那样，冻结可能会影响收入，而且这是来自当局的一记重拳，在针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新运动中，这可能预示着将来的情况会更糟。然而，这也是司机、公司和政府之间长达数十年斗争的一部分，三方一直都在为谁来提供乘车服务而争执不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司机一直在努力维持生计，并避开当局的关注。起初，出租车非常有限，价格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只为外国人或游客服务。

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意味着拥有一辆车，这是难得的奢侈品，正如人类学家杨美慧在其开创性的《礼物、关系学》中所描述的那样，车可以买到地位，并得到有价值的交流机会。

杨美慧写道：“1984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乘出租车去一个工人家参加他的婚宴，司机所受到的尊重生动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工人的家人不让我把出租车司机送回去，而是坚持让他这个陌生人也参加婚宴，司机享受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当我们离开时，工人的家人围着司机转，邀请他作为朋友去他们家做客。获得一辆车可能会让你的孩子读到更好的学校，或者在你的房子里安装上电话，或者获得本来只卖给外国人的商品。”

但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汽车变得越来越普遍，出租车司机的地位下降了，他们的利润也开始缩水，地方政府也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司机保持警惕，例如，1994年，北京将司机的数量限制在6万名。这意味着行业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流向个人司机，而是流向控制98%的执照并提供车辆的出租车公司。

由于大多数司机从公司租车，在每月支付租车费用后，要挣钱养活自己就变得很困难，这使得司机急于走最挣钱的路线，导致他们经常拒载，由于公司经常向他们收取敲诈性的清洁费，在暴雨或泥泞的日子里，司机师傅都不敢出去接客。

然后，黑车出现了，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中国，“黑”指的是所有非法生意，而不是指出租车的颜色。他们是没有执照的私家车，通过挂在后窗上的一串灯为自己做广告，一开始就根据距离而不是计价器来谈价格。

有些人是正规的司机，但其他人则是机会主义者，在街上没有出租车的情况下偶然赚点外快。2004年在北京，我在暴雨中找了两个小时的出租车，最后搭上了一辆面包车，才赶上了去西安的火车，价格大约是正常价格的六倍。

最好的司机是官员的轿车司机，他们利用老板开会的时间赚点外快，在北京的全国性会议期间，他们提供舒适且极其实惠的车，因为他们来自小城市，不知道当地的价格。他们的价格通常是普通出租车的两倍，而且他们有欺诈的名声，但有时他们是唯一的选择。

即使是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有时也会充当“黑车”的角色，只有在谈好了固定价格后才会接受较长的路程，并关闭计价器。2012年，在另一场致命的风暴中，我向一辆出租车挥舞着三张100元的纸币，这才搭上了车。

他们还找到了其他方法来规避法规。由于许可证的短缺和薄利多销的原则，几个人在同一个许可证上运营也很常见，这样就可以使汽车全天候运行。很多时候，执照上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照片显示在出租车后面，与司机的外貌并不相符。警察或城管偶尔会进行控制，但效果甚微，因为他们经常以接受贿赂来代替罚款。

从2006年开始，出租车价格从每公里1.6元上升到2.3元，这个涨幅大致与通货膨胀持平。但是，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经济前景仍然很不乐观。固定起步费从10元涨到13元，价格太低，阻碍了司机的短途旅行。等待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在城市里，巨大的道路是为部队而不是为交通而设计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像许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北京由巨大的城市街区组成，却缺少通道，在高峰期造成许多堵塞。15分钟的行程很容易变成60或90分钟，特别是由于道路也经常被车队封锁。

所有这些都使得高峰期的司机前景不佳，他们在燃料上的损失，有时比他们从计价器上赚到的钱还要多，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司机干脆把这几个小时拿去休息。这使得出租车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短缺。

于是滴滴应运而生。

这家打车巨头是在2015年由两个成功的应用程序，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合并而成。在过去的三年里，出现了许多应用程序，但是滴滴得到了腾讯的支持，而快的得到了阿里巴巴的支持，这两个巨型互联网公司当时已成气候。

2014年来到中国的优步，率先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创了无视法律法规的先例，在法庭上为自己积极辩护的模式。

中国的打车软件也是如此，它们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营。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黑车平台，但它更方便、更便宜、更容易防止诈骗，而且有足够的资金和关系来避免被查封。优步也试图在中国竞争，尽管它最初夺走了滴滴的市场份额，但一些司机抱怨说，当他们使用滴滴的竞争者APP时，警察来骚扰他们的几率要大得多。

现有的出租车司机对滴滴提出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最终加入了这项服务。很快，你就可以打到熟悉的黄色出租车或者私人车。对于那些无法使用该应用程序的人来说，比如外国游客或在技术上有困难的老年人，乘车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对于其他乘客来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它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峰期。

与优步一样，滴滴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它向司机和乘客提供补贴，以吸引他们加入该平台。（截至2021年，该公司的净亏损为16亿美元。）

经济困境暂且被放在一边，特别是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未来可期的故事吸引着投资者的时候，其中包括了来自苹果的10亿美元。2014年至2018年期间，滴滴对更便宜的自行车共享服务进行了短暂的试水，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死胡同，数千万辆自行车因此埋葬在城市的边缘。

2016年，叫车软件获得了合法地位，黑车的时代真的结束了，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愿意燃烧资本和主场优势让该公司在同年战胜了优步，收购了其中国分公司。

在与优步谈判时，优步的中国战略主管柳甄和滴滴总裁柳青是堂姐妹，一个强大的北京家族子弟，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他们的祖父柳谷书是中国银行的高级官员，而柳青的父亲和柳甄的叔叔是联想电脑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柳传志。

两家公司都在寻求能进入现有权力网内部的领导人。优步中国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柳甄的职业生涯。她后来领导了字节跳动的海外收购。

然而，政治问题迅速威胁到了滴滴的成功。滴滴的流行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民工阶层，他们是前往大城市接客的农村司机，他们经常在车里睡觉。大城市努力驱赶这些工人，对这种涌入很是警惕。

滴滴司机的两起谋杀案也引起了人们对该公司安全缺陷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围绕拼车服务。因此，城市当局开始对司机提出更多的认证要求，包括要求他们的汽车以昂贵的价格注册为商业车辆，有效地阻止了以前占大多数的兼职司机。在北京，滴滴司机现在需要有出租车执照和北京户口。司机的数量急剧下降，等待时间也急剧增加。

滴滴更卖力地公开向政府表示顺从，这是担心政府找麻烦时，中国公司的惯用伎俩。2019年推出的“红旗方向盘”项目，允许高级用户查看他们的司机是否是党员，新闻材料称，它将鼓励党的“移动支部”。滴滴的在线课堂提供“爱国爱党”课程，这是2014年推出的一条宣传路线。公司说，它将雇用一千名党员担任客户服务职位。

该应用程序保持了极高的人气，部分原因是缺乏替代品。2020年，公司迎来了第一个盈利年。然后就是其商业雄心的下一阶段，在美国IPO。该公司上周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对于一家正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并寻求进一步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公司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步骤。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情况下，在国外上市是一个政治错误，特别是当涉及到进入滴滴的大量数据储备时，被中国政府视为潜在的安全风险。中国已经通过了几项法律，旨在让政府获得在中国运营的公司所使用的任何数据，并防止外国势力对其进行任何使用。名义上的借口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真的。对隐私的侵犯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主要目的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目标——控制。

政府也参与了对国内大型科技公司的镇压，不仅担心数据泄露，还担心任何不完全受控制的机构的潜在力量。中国的科技公司并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堡垒，但是像阿里巴巴的马云这样的人物依然受欢迎得让人担忧，有时还危险地蔑视监管机构。

去年11月，阿里巴巴的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金服在上海和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在最后一刻受阻，阿里巴巴被狠狠打了一巴掌，马云几乎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与阿里巴巴不同的是，中国的监管机构对滴滴的上市发出了相对温和的警告，提醒其提前数周推迟上市。滴滴无视这一警告，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愚蠢之举。也许该公司希望采用中国私营企业最危险的伎俩之一：将公告公开，这样违背公告的做法就会让当局感到难堪。

例如，在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他描述了一个省级商人用他没有的钱竞标一个黄金时段的广告，然后去找当地党政领导说：“如果你们支持我，那么我们的城市就会产生一个闻名全国的企业家。如果你们让我失望，那么我们的城市就会产生全国最大的骗子。” 

滴滴的领导层可能希望，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这么快就公开打压该公司所造成的损害会阻止当局的跟进。

他们大错特错。滴滴现在不仅面临着监管风暴，而且行动已经扩大到其他最近在国外上市的公司。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认为，将国内企业牢牢控制在其手下并保持坚实的数据控制，比让它们获得全球扩张的潜在收益更有价值，尤其是当它们违背明确的指示时。

周二，国务院宣布对境外上市将有更多限制。其他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如微博，可能会寻求私有化，然后在中国重新上市。

滴滴的下一步行动，就像其他被政府盯上的公司一样，很可能是向国家发出公开道歉，然后承诺在未来严格遵守规则，并做出更多服从的姿态。

它已经在周日的声明中向监管机构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不是英文版本，是中文。随后可能会进行领导层的调整。如果该公司受到足够的损害，强大的国有企业可能会介入，在该公司中获得经济利益，这是许多其他企业的命运。如果幸运的话，滴滴可能只是需要抑制自己的野心。

对于滴滴的司机来说，这种不安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监管变化，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陷入困境。如果压力变得更强烈，中国的通勤者也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