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作家Adam Minter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发表评论称，他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要掩盖的并不是实验室泄露调查的证据，而是掩盖信息本身，这几乎是中国政府多年来的一贯行为。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最近几周，全球对“实验室泄漏”假说(即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一家中国研究机构)的兴趣激增。

尽管许多科学家和专家曾对这一想法持怀疑态度，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今年3月告诉记者，“需要进一步调查”。上个月，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此事。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认为这并不疯狂。

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拒绝公布与疫情有关的关键数据。这种含糊其辞只会进一步加深怀疑，并促使人们接受一种类似的理论，即中国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参与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诡计来误导世界。

这几乎肯定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很有可能中国不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限制有关这个话题的信息，根据一种理论，没有消息比坏消息更好。

当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多年来，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直在冠状病毒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当新冠肺炎首次在武汉出现时，怀疑自然转向了实验室。到目前为止，研究所拒绝发布任何数据来反驳这种说法。它的日志、生物安全记录和一度公开的病毒数据库都仍处于关闭状态。当世卫组织代表团成员2月份访问时，他们只被允许与实验室人员交谈3个小时(在政府陪同人员的监视下)，而且无法获得记录。

实验室泄露的支持者将这种保密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但对中国来说，这一点都不罕见。事实上，政府也拖延了对病毒是否有自然来源的调查，这是最可能的替代理论。

在报告第一批病例后不久，有关官员从最初被认为聚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华南海产品市场提取了动物样本。然而，他们向世卫组织代表团公布的数据中几乎没有关于活体动物的信息，也没有关于非法贸易的信息。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爆发前的两年半时间里，有47000多只野生动物被贩卖，其中大多数还活着。许多是受保护的物种，其中至少有4个是潜在的冠状病毒携带者——这表明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得到完整的故事。

从各个层面看，中国官方似乎并不急于弄清新冠肺炎的真相。自去年以来，政府严格限制了对这种病毒的研究。少数仍在接受资助的研究受到了密切的监控，去年的一项政府命令规定，任何有关这一话题的发表都应该“像下棋一样”精心安排。

中国可能会阻挠对所有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主要假设的调查，只为了掩盖其中一个。但更有可能的是，官员们担心，对于一个决心被视为一个现代超级大国的称职统治者的政府，任何合理的解释都会对其产生不良影响，而对他们来说，防止这种尴尬远比弄清这场大流行究竟是如何开始的重要。

几十年来，对中国来说，保密和宣传一直是灾难应对策略的一部分。

在2002年和2003年，对SARS爆发的调查被推迟和阻碍，部分原因是政府希望避免在重要的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造成负面宣传。几年后，当数千名儿童因食用了被塑化剂污染的牛奶而患病时，官员们掩盖了此事，而不是在奥运会前夕冒着尴尬的风险。

同样，武汉政府也积极掩盖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担心给另一场即将到来的党组织活动蒙上阴影。

从这个角度看，拒绝实验室泄漏理论调查并不一定是实验室泄漏的证据，这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公关策略，用来压制任何令人不快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要求中国提供数据的外国人，无论是世卫组织官员还是孤独的科学家，都不会被视为客观的调查者，而是被视为具有潜在敌意议程的政治实体。拜登向情报机构提出的要求只会强化这种看法。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不要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更多的数据和透明度。了解冠状病毒的真正起源是最重要的。但政治家和科学家都应该记住，中国可能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可能更愿意保持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