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ie Flanders在彭博社发表文章，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接受记者采访，详谈了包括支出、赤字、移民、房市等各方面的加拿大财政计划，并谈了自己过去记者和编辑的经历对现在工作的启发和影响。
当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8月成为加拿大财政部长时，她得到了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授权，要积极地追求经济增长。尽管她从政还不到十年，她已经是特鲁多的副手，并曾领导政府的国际贸易部和外交部，这使她成为最终接替特鲁多的主要候选人。
作为《金融时报》、《环球邮报》和汤森路透公司的记者，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和撰写关于经济和政府的文章，并撰写了关于俄罗斯和全球超级富豪崛起的书籍。
加拿大将继续保持七国集团中最低的债务与GDP比率
现年52岁的方慧兰在4月底接受了彭博市场的采访，那是她刚提出她的第一个预算案后不久，在这个预算案中，她谈到了支出、赤字、税收、全球化、中国，以及哪些工人是真正重要的。
她还谈到了前加拿大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他曾就经济问题为特鲁多提供建议，并被视为特鲁多继任者的潜在竞争对手。由于清晰度和篇幅原因，采访内容经过编辑。
斯蒂芬妮·弗兰德斯（记者）：我们有很多要谈的，但我们首先应该谈谈您的第一个预算，这个预算在在4月通过了。预算中有更多的支出和借款，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在此期间，加拿大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30%上升到50%。就你而言，是这样吗？
方慧兰：正如我们在预算中所说的，现在是时候结束跟新冠的斗争了，而这确实需要钱。
但是，加拿大就是加拿大，我们为我们财政谨慎的声誉感到自豪，我想说的是，这是加拿大的体制基因中的东西。在今年的预算中，从21-22年到25-26年，债务与GDP的比率稳步下降，在25-26年降至49.2%，赤字也会稳步下降，在25-26年降至略高于1%。
因此，我们有信心，我们提出的财政轨道是合理且可持续的。我很高兴看到标准普尔确认了加拿大的三A评级，而且加拿大继续拥有七国集团中最低的债务与GDP比率，尽管我们在新冠上花费了大量资金。
我还想说，我们认为我们在经济上的支出是有效的。我们认为，联邦政府的工作是支持企业和工人度过难关，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尽可能地避免经济上的创伤。我想你们已经从数字中看到了这一点。在第四季度，在新冠肆虐的情况下，加拿大经济增长了近10%，这证明了加拿大企业的复原力和企业家精神，也证明了政府的支持，帮助我们避免了经济的创伤。
记者：我听到马克·卡尼在一个播客上说，他认为还需要更多的预算才能实现国家需要的那种增长战略。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即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情况相比，这次预算是不是不太注重长期增长？
方：我没有听过马克的播客，所以我不能具体评论他所说的内容。但是，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三项任务：结束新冠斗争，支持强劲快速的复苏，制定措施，将我们推到更高的长期增长轨道上。在长期增长方面，我认为这份预算有许多措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在此列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
一个是支持更高的劳动力参与。这份预算在两个重要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五年内作出300亿加元的巨大承诺，在加拿大各地建立一个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早期学习和儿童保育的普遍体系。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这将使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我们认为这是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因为它将鼓励加拿大妇女参与工作。
另一项劳动力参与措施，是我们大幅提高了加拿大工人的福利，这是为那些正在工作的低收入人群提供的补贴。我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支持，支持消费，但就长期增长而言，是为了支持底层的劳动力参与。这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们都明白基本工人是多么重要。因此，劳动力参与是推动长期增长的第一要务。
第二个重要措施是推动加拿大公司采用技术，特别是在作为加拿大经济核心的小企业中。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为企业自我投资创造税收优惠，并为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中小型企业投资自己的生产力。
我们看到很多小企业被新冠疫情推动着去采用新的技术，他们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犹豫。今天上午，我在一个圆桌会议上与来自纽芬兰省和拉布拉多省的女企业家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位谈到了她如何在她的餐厅旁边开设虚拟烹饪课程。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
第三个重要措施是对我们的绿色转型的重大投资。我们对“净零加速器”有一笔很大的投资。在这个预算中，有50亿加元，我们在12月投资了30亿加元，所以总共是80亿加元，用于帮助加拿大公司投资于他们自己的绿色转型。
在预算中还有一些强有力的税收优惠，帮助我们的绿色技术公司，帮助发展碳捕获储存和利用，帮助在加拿大开发绿色氢气。因此，我想说所有这些都是对长期生产力增长的重大投资。
然后，第四个是对加拿大发展的投资。我们是一个有广泛全国共识的国家，我们欢迎移民。我们认为移民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而这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未来三年，我们的移民水平将高于以往，以弥补疫情期间的缺失。这份预算对此进行了投资，包括投资于住房和公共交通，我们需要这些，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家。
所以我想说，那里有很多长期的增长措施，这就是我们在制定这个预算时考虑的问题。
尚未计划增税，但引入了新税种
记者：预算在债务方面有巨大的变化。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在考虑和计划增税。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种事情？为什么你们没有考虑通过增税来给自己多一点财政空间？
方：嗯，我们在进入这场危机时，确实比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的财政状况要好。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的地位，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反应，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特别是在这个预算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就业和增长预算。我们的观点是，偿还我们债务的最佳方式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重点所在。
在预算中，有一些税收措施。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加拿大政府会大力打击逃税和避税行为，这可能是你所看到的最强烈的。新冠的影响极度不平衡。人们在谈论K型经济衰退（K型衰退是指经济的一个部门开始回升，而另一个部门继续遭受损失），而这正是我们所经历的。
我认为，公众对人们偷税漏税的容忍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因此，在预算中，有一些重要的措施来减少选择法庭（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起诉时选择最有可能有利于其判决的法院来审理其案件），填补可能的漏洞，打击逃税和避税。
我们还确认，我们将在2022年1月1日引入数字服务税。现在，我们对经合组织关于数字服务税和最低国际公司税率的讨论充满希望。但是，这些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国际行动，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还在这个预算中引入了奢侈品税。同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加拿大人的情绪，自从新冠爆发以来，我还没有出过加拿大，但从我读到的内容来看，我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即那些一直过得比较好一点的人，现在是他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了。
因此，预算中有一些重点税收措施，但我们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就业和增长，这将是降低我们债务与GDP比率的最有效战略。我们想把重点放在分母上。
加大住房和生命科学研究投资
记者：多伦多和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住房市场多年来一直很抢手，而在预算中并没有任何试图对此作出回应的内容，或者至少看起来在预算中并没有对住房市场作出很大的回应。2012年，马克·卡尼作为加拿大银行行长期间首次表示，房市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而且从那时起房价一直在涨涨涨，你打算什么时候对房价和它的不可持续性采取措施？
方慧兰： 嗯，在预算中，有几项关于住房的措施。我们承诺对非加拿大居民拥有的空置房产征税。我们认为，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司法管辖区，加拿大的资产也是安全的资产，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鼓励投资者持有这种观点。
但房子就是人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落实这项税收措施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就细节进行磋商。预算还包括对住房的大量投资，特别是经济适用房，但也有一项新的措施，支持将市中心的办公空间转为出租房。我们认为其中一些“办公楼”可以成为加拿大人的理想公寓，预算中有3亿加元用于支持这种转换。
记者：拜登在基础设施法案中规定，基础设施资金取决于各城市提出的加快重新规划新住房的计划，你会考虑这样做吗？
方 ： 加拿大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分散，但加拿大的人口其实集中在我们的五个主要城市。因此，你必须与这五个市长协商，我和他们都有良好的关系，我们政府的部长们也是如此。
当然，与我们的市长们交谈时，住房挑战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致力于与他们合作，确保住房供应得到满足。
我想说的是，加拿大在住房供应方面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比如我的家乡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它在开放城市建设新住房、填充住房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创新（填充住房是指在已经批准的小区或社区内插入额外的住房单元）。我鼓励其他加拿大市长看看这个例子，全世界的市长们也可以看看。
记者：你谈到了新冠时期人们工作习惯的变化。那些搬出城市的人，也许是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并且在远程工作，政府是否会鼓励他们留在那里，以减轻城市的压力？
方：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并且正在提供的支持，是确保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良好的宽带。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疫情期间，很多加拿大人搬到了小城镇，搬到了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在加拿大大西洋地区出现了繁荣。不过，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加拿大人做出适合他们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新冠过后的工作场所会发生什么变化。
记者：我记得我在BBC的时候写过一篇博客，说加拿大的“好过头的经济”，因为它如此有效地躲避了全球金融危机。你们有非常明智的银行业务，而且你们没有犯很多其他国家犯的错误。但是，当你看到加拿大是如何应对疫情，特别是在疫苗的推广上，你是否对加拿大没有做得更好感到遗憾？
方：对于疫情，没有把事情做得完全正确就意味着有人死亡，我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政治家，除了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可能是个例外，回头看的时候都会想，“哇，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更正确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接种疫苗。就人均疫苗接种而言，它在20国集团中处于前三名的位置，这取决于日期的不同。我们一直知道这将是一个挑战，因为作为一个完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小国，我们在进入这场危机时没有重要的国家生物制造能力（注：加拿大没有生产疫苗的能力）。
依赖其他国家的工厂是一种挑战。但是，通过收购大量疫苗，并及早进入疫苗收购竞赛，我认为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决定我们需要以更好的状态向前迈进。因此，预算中对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能力的投资超过了20亿加元。
记者生涯教会方慧兰如何应对根本性的转变
记者：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还是一名记者。我在想，谁是最著名的记者政治家，或者后来成为政治家的记者。我想他们是温斯顿·丘吉尔、鲍里斯·约翰逊和墨索里尼。作为记者的那段时间对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你还觉得自己有点像记者吗？
方： 我得思考一下，我做记者的时间比我做政治家的时间长得多，这肯定会影响我的工作方式。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三种主要方式，两种是作为记者的通用方式，一种是我在自己的记者经历中特有的方式。
我仍然想与一线人员交谈，我想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从来不相信，一份简报可以完全捕捉到与人直接对话的内容。所以我还是会这样做，这个系统不希望政治家这样做，它的设计就是不希望政治家一直拿起电话。但我依然会这么做。
对我影响很大的第二件事是，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工作时，我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名编辑。我们的一位同事，就是彼得·布鲁斯，记得他对我说：“你现在是一名编辑了，你每天要做100个决定，希望其中正确的会比错误的多。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自己需要做到完美的想法所束缚了。重要的是要做出决定，否则文章始终无法发表。”
你只需要接收信息，吸收它，尽可能地分析它，然后做出决定，哪个故事可以接受，哪个故事可以不接受，哪句话可以接受，哪句话可以不接受，并且不要太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这种训练在新冠肆虐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是去年春天。
然后，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重要经历是报道苏联的解体。并真正看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和解体的过程，整个过程不需要几年，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天。这告诉我，系统不是永恒的，系统可以迅速变化，特别是，我看到在转变中最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看到系统正在发生改变并接受这种转变的人，他们明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作为，这有点像作为一个新闻编辑。当你处于这些根本性转变时，你必须准备好采取行动。
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记者：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缓慢的转变，如果仍然打着将中国带入多边自由经济秩序的旗号，并且认为这是世界前进的方向，你会不会担心有跟世界脱节的风险？相反，现在面对超级强大的中国，竞争远远超过了合作，你是否担心没有足够快地改变自己的相处模式？
方 ： 我认为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的任意拘留。这是我们国家在涉及中国时的关键问题。这是两个勇敢的加拿大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被拘留，而且加拿大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记者：这是否改变了你对未来对华政策的看法？中国还是一个你可以与之做生意的国家，你可以继续积极地与之交往吗？
方 ： 嗯，现实是，这是一个加拿大和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的每个成员都与之做生意的国家。所以这是现实。这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与苏联的关系非常不同，例如，苏联的经济实际上是相当独立。
但是，再次提到苏联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共同的价值观真的很重要，是深入国际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对加拿大来说，这些价值观是对民主、人权和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尊重。有时采取这种方法可能很难，但我认为牢记所有这些是很重要的。
记者：人们对支出和赤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总统提出了不到6万亿美元的支出，有三个大方案。你谈到了你在苏联解体后的经验。我们看到，如果你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那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力是多么惊人。你是否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对支出和借贷过于自满，而这一切都会回来困扰着我们？不仅仅是在加拿大，而是全球态度的变化也是如此。
方 ： 没有，但我非常小心。我是加拿大的财政部长，所以我身边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对我们的数字的预测都非常非常谨慎。我也是加拿大人，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给你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秋季经济报告中，我们预测21年的赤字为3816亿加元。结果最终的数字是3542亿加元，这是一个……
记者： ……一个好过头的经济。
方 ：你知道吗？我们确实好。有些人说我们认真又无聊，而我说这是加拿大的方式。这是件好事。
如何帮助加拿大走出疫情带来的衰退
记者： 但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两面性，包括拜登的支持者，他们都担心数字有点大。如果美国不谨慎，陷入困境，加拿大也会被卷入其中。
方 ：我们谈到了根本上的转变，以及过去的教训如何塑造现在的行动。我想说的是，塑造我的行动和我们政府的行动的东西，比如基于七国集团会议的对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影响了许多七国集团部长的行动，这实际上是2008-2009年的经验。
我认为，大多数七国集团国家在回顾2008-2009年衰退的应对措施时，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们没有从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迅速恢复，这也是我非常专注于推动加拿大从今天的经济衰退中快速和强劲复苏的原因之一。
我们很高兴在去年第四季度有10%的增长，但我们仍然有50万加拿大人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时间比疫情前少。对我来说，让他们重新工作，是经济上的当务之急，也是政治上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允许经济困难恶化，我们的政治也会发生灾难。
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时，我记得一位编辑对我说：“你知道经济衰退和大萧条的区别吗？当一个记者朋友失去工作的时候，那就是萧条。”
在这次经济衰退中，我注意到你和我认识的那些人，实际上都过得很好。你知道，我们处理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就是在线会议造成的眼疲劳，以及你的孩子也在家里上网课，他们也有眼疲劳的问题。我的一个孩子今天戴着太阳镜上网课，他说屏幕的光太强了。
当我们看加拿大的数字时，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实际上比他们在疫情前有更多的钱，他们一直在存钱。我只想敦促我们所有人记住，K型也意味着底层的人，体力劳动者遭受了更大的健康风险，他们也是失去工作的人，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我们的经济将变得更弱。
记者：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在一本叫《地下世界》的书中塑造了一个不同的背景。他谈到了“未埋葬”，他其实是在谈论北极圈附近的地方，在那里，埋藏在地下几百年之久的东西因为气候变化而重新暴露出来。我觉得由于新冠疫情，有很多埋在深处的东西浮出了水面。如果你仍然是一个记者，思考着被新冠病毒揭示、可能是永久性改变的事情，你会写什么书？你认为这整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方 ： 我想我会写一本书，叫做《谁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新冠向我们展示的是谁才是真正的关键工人。再说一遍，不是要把它归结为一些具体的政策上，但这是我在预算中增加加拿大工人福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在说，“耶，前线工人，感谢你的服务。” 我想用更多的钱来感谢人们的服务。我认为在加拿大乃至在全世界，真正重要的人往往是那些工资最低的人，他们的保障最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支持他们。
由此推论，我们需要母亲能够工作。我们的预算在早期教育和儿童保育做出了历史性投资。随着托儿所和学校因新冠关闭，50年来一直是加拿大女权主义者考虑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商业优先事项。当出现儿童保育方面的挑战时，是母亲辞去了工作。我们看到妇女在劳动力中的参与度急剧下降。在加拿大，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说：“哦，不，这是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经济问题。” 因此，我认为我们已经了解到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已经了解到，让父母，特别是母亲有工作是多么重要。
方慧兰会是下一任总理吗？
记者：我必须再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谈到加拿大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良好管理时，显然马克·卡尼为此获得了一些赞誉，因为他当时是加拿大银行的行长，我看到他在最近几周里貌似声称自己是自由党的一员，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会支持他当总理吗？
方：我支持特鲁多竞选总理。我很荣幸能在他的内阁任职。但马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实际上是我儿子的教父。我们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而且，实际上，他是我在编制预算时交谈的人之一，我很感谢他的建议。
记者 ： 你们会不会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有空缺，你们谁会去竞选？
方 ： 我穿的是短袖衣服，所以我只能说我打算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了。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我的重点是在这个预算中的270个项目上，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还想说的是，总理比我年轻，他比马克也年轻，他做得非常好，我非常相信他将长期领导我们的政党和政府。
记者 ： 好的，在你的记者时代，你会说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否认，但和你谈话很愉快，很高兴听到你的话，你的短袖和其他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