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独静 stefan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温和的进步主义者，但如今，正是这个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大张阔斧的推动多项大型法案，让许多激进的左翼人士不禁振臂欢呼。

本周我与他通电话时问“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他的答案是：这个问题很复杂。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里，拜登所秉持的价值观自始至终从未发生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执行的政策和以前的实施规模相差巨大，就像一家小型游船制造公司突然开始生产能够远洋的轮船一样。

拜登相信，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不仅要为保护中产阶级而战，还要作为领先全球的超级大国，为自身存亡而战。

拜登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向中国看齐，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我上任总统后听到的最刺耳的话，其实和我关系不大。那是爱尔兰总理说的，他说，‘美国领导不了这个世界，他们连自己的新冠疫情都控制不了。’”

我问拜登，对于政府在人们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这一话题，他的看法来自于何处？他提到了他的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拜登的父亲掌管一家商船改装的分厂。战争结束后，当他准备着手批发生意大干一场时，合伙人把所有的钱都留在赌桌上。

拜登回忆时道：“战争结束后，我父亲原本干的风生水起，但就在同一时间，他失去了一切。”从那时起，拜登的父亲几乎一直在为生计奔波，欣然接受他能找到的任何一份工作。“我眼睁睁看着父亲曾经的骄傲跌落谷底”，拜登说道。

对于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拜登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但这正是他思想中独特的地方。有些人的世界观来自意识形态的构建或哲学运动，比如 “保守主义”或 “进步主义”种种，而拜登的世界观来自直接的生活经验——年轻时的经历，父母关于如何看待世界的教诲。

拜登提出的大型立法计划背后所蕴含的道德基础也能从中找到答案，而他父亲的故事也透露了有关拜登世界观的多个关键信息。

第一，社会定位。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如何看待问题，而是他或她站在何种立场看问题。中下层杜鲁门民主党人曾被人们统称为”普通人（the common man），拜登在这群人身边成长起来，自然也会从他们的立场去看待绝大多数问题。

第二，对生活产生剧变的敏锐洞察力。拜登说，他的父亲给他看过一幅漫画，漫画中恐怖的夏甲(Hagar the Horrible)被生活击溃，大喊道：“为什么要我遭受此般苦难？”上帝回答：“为什么不呢？”拜登现在仍然保留着那幅漫画。“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补充道。

第三，对尊严的重视。“我认为爱尔兰人是最经常使用‘尊严’这个词的群体。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尊严时才会意识到尊严的重要性。” 拜登回忆说，中世纪美国白人的等级制度中，“爱尔兰人就意味着二等公民。当时，掌握话语权的是英国人。”

拜登的执政理念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生根发芽，他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也源于此。这些政策竭尽所能的为生活困顿的公民提供帮助，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岗位，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同财富霸权作斗争。

拜登的世界观还受到20世纪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影响。拜登透露，他父亲很喜欢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后来在谈话中提到，拜登本人也耳濡目染地受到马里坦的影响。

与天主教社会学说大多数领导人一样，马里坦非常强调社会团结，即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如果你是马里坦的拥簇，那你也一定会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奉为人生信条。

拜登推崇的法案同样来自他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白宫方面给了我一长串拜登的立法提案清单，侧面证实了他目前的许多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这位上任不久的新人总统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已经奋斗多年。

白宫的文件显示，拜登于2003年同他人一起提出了一项扩大可退还儿童抵税金额（Refundable Child Tax Credit）的法案。1993年，他提出了“基础设施增长和就业法案（The Infrastructure Growth and Employment Act）”。自1974年起，他多次投票赞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3年，他为护理人员设立税收减免投出了自己的赞成票。1983年，他的投票帮助美国增加了15亿美元教育经费。

拜登在过去几十年来发起或支持的法案，其金额大多徘徊在几百万或几十亿美元。而如今，他所提出的提案大多以万亿计。

拜登表示：“我认为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我们正处在一个真正的历史拐点”，他认为人们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信息技术的兴起，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全球竞争环境的转变等。

拜登在参议院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外交政策事务，有时会从国际层面或大的战略角度来谈论国内政策。

他说：“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

拜登成长在全盛时期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是毋庸置疑的世界领袖。现在，他眼看着美国逐渐式微，未能在科研和发展方面占据先机。

“我们吃的是原本用来播种的玉米种子（吃老本），”他还认为私营部门目光有些短浅，未能着眼于长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渐进主义在他眼中反而风险最大。

他说：“所谓风险并非来自我们想变得更强。如果始终畏手畏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拜登政府在其他方面也拒绝墨守常规，他们对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奉为圭臬的思维模式并不感冒——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其中有多少是拜登所为，有多少是他身边的团队所为。

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大西洋》杂志中撰文指出，民主党多年以来的主流观点是，若能为公民提供更多学习技能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们的薪资水平就会提高，而拜登的主流观点是，政府还要进一步给予公民与工会谈判的权力，用以平衡企业的力量。

多年来，绝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若能为工人阶级实施不受肤色影响的政策，美国黑人就能走出囹圄。现在，拜登政府的官员更愿意相信，必须明确制定以种族为导向的政策，旗帜鲜明地让黑人从中获益。

那么现在看来，拜登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是否成为不知道，但拜登绝对对此持否认态度，他说：”进步人士不喜欢我，也不准备接受我所说的，他们只会说我发表的任何言论不过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而那些人认为，承担大风险但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获得大回报。”

同时，他对左派提出的“大学债务豁免计划”一直打心眼里质疑，”你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每年总共要付7万块钱，而这些钱全由国家来买单，现实吗？我当然不同意。”

据悉，这一计划最早在2月份，由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 音译）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音译）等人提出，该提案旨在取消每个学生贷款借贷者最多五万美元的债务。

对此，拜登表示拒绝，称他只能支持免除每名借款人至多1万美元的债务，“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虽然在疫情下，艰苦生活确实不应让你承担这笔债务，但我并不认为你不能通过工作来偿还。”

就教育主题，当被问到“政府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拜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而只是委婉回应道：“政府现在应该给每位工人尽量多的机会，并让他们赚取钱财以及相关权益。”

“我认为，在20—21世纪之交，使我们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东西是我们有普及教育的概念。所以12年的义务教育都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只能尽可能帮助这些学子罢了。”

帮助除了体现在帮他们还债以外，还体现在“不嫌弃学历”这方面。

一位曾与拜登共事十多年的经济学助手告诉我：“他在与工会人员会面时，表现得最出色、最自如。更有说服力的是，在上个月的国会演讲中，拜登吹嘘说‘在美国就业计划中创造的基础设施工作中，近90%不需要大学学位；75%不需要副学士学位’。”

除此之外，拜登和左派对待资本主义者的方式也很有区别。一些左派对资本主义者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拜登则希望给这些人士保留了“最基本的体面”。

拜登认为，姿本主义者现在虽然只有股东的价值，但毕竟曾经对公司员工负责，所以怎么说都不应该接受批判，“早在70年代，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35—40倍。现在是320倍。事情听起来是很不公平，但他们在推动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没有人知道。”

“而‘谁当老板’这件事情，秉承的是一个类似承袭的制度，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谁死了，那他后面的人就可以当老板’，在当老板之前，他们也是员工，也给予员工不少东西，所以姿本主义者不应该接受批判。”

拜登曾写道，他的祖父和芬尼根叔叔是杜鲁门民主党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罗德斯学者和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大多“加入”了杜鲁门代表的党派。而该党倾向于从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但如今看来，拜登的所有行事风格不像是民主党，倒像是来自该党的另一边。

并且就真正的进步主义概念，拜登也绝不是进步主义者。他是二战后出现的那种自由主义者：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件事情很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信心，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战争兴趣不大，对民权有强烈的追求，深深扎根于工人和中产阶级。

拜登并没有真正改变，他只是把一切都做得更大。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加美编译，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0/opinion/joe-biden-david-brooks-intervie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