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法学院副教授利亚·利特曼(Leah Litman)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梅丽莎·默里(Melissa Murray)是播客“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的主播，她们共同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表达对于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对于堕胎权挑战新案件的担忧。她们认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可能会推翻或极大限制先例确定的堕胎权，这对于生育正义和女性权利将是灾难性的。

美国最高法院以其新组成的6比3保守派超级多数，即将向全国展示其真实面貌。周一上午，法院同意审理对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的挑战，该法律将禁止大多数怀孕15周后的堕胎——这一案件对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构成直接攻击。

接手此案的决定并不令人惊讶。特朗普总统发誓要任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确立的大法官，这一1973年的判决认为女性有获得堕胎的宪法权利。随着特朗普对高等法院大法官的三项历史性任命，反对罗伊案的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密西西比州的案件正好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该案将在10月开始的法院工作期内审理。

密西西比州有争议的这项法律将阻止女性在胎儿有生存能力之前终止妊娠，生存能力是指胎儿在子宫外可能存活的时间点。根据现有判例法，该法规显然是违宪的。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女性有终止妊娠的宪法权利。1992年，在“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 ”(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一案中，法院拒绝推翻罗伊案，并重申“一个国家不得禁止任何女性在胎儿有生存能力之前做出终止妊娠的最终决定。”

基于这一推断，两家联邦法院禁止密西西比州执行其法律。为了维护该法律，最高法院有两个选择。它可以推翻罗伊的判决。或者，它可以极大地限制罗伊，使堕胎成为一项名存实亡的权利。

最高法院利用密西西比州的案件推翻罗伊和凯西案，这不是天方夜谭。尽管长期以来，“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及尊重既定判例确立的原则一直是美国法律的标志，但现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直拒绝受既定判例的约束。

去年，特朗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M. Gorsuch)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M. Kavanaugh)投票否决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限制性堕胎措施无效（注：该州此前规定，每年只有一个诊所的一名医生为近万名寻求堕胎的妇女提供服务）。在此之前的一个工作期的另一个案件中，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认为，法院有责任推翻 “明显错误 ”的判例。在其他著作中，他曾抨击罗伊和凯西是对宪法的歪曲。最高法院的最新成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大法官在她的学术著作中表示，她与托马斯对先例和堕胎权的想法相同。

即使在法院没有推翻过去判决的案件中，它也已经不遗余力地限制以前的案件，广泛地重塑整个法律领域，而没有明确地推翻支撑这些理论的判决。而这种方法可能被用来处理未来的堕胎问题。

与其说法院推翻了罗伊和凯西案，不如说生存能力不再是决定一个州何时可以限制妇女选择权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这一决定的影响不亚于破坏罗伊案本身。它可能允许各州在女性怀孕期间的任何时候限制堕胎，随着下级法院重新考虑禁止在怀孕12周、10周或6周后堕胎是否符合宪法，此举将大幅削减生育权利。根据罗伊案和凯西案，法院很容易认定所有这些法律都是违宪的，因为它们禁止在胎儿具有生存能力之前进行堕胎。如果法院抹去生存能力的法律意义，许多曾经很容易被驳回的堕胎限制都将给审理的法院带来更困难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众多州急于寻求限制堕胎的情况下，支持密西西比州法律的裁决对女性和生育正义的未来可能是灾难性的。

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对这场战斗感到兴奋。密西西比州的挑战自2020年9月以来一直在法院待审，比大法官决定审理一个案件通常所需的时间长得多。

但自去年9月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10月，特朗普和参议院共和党人确认巴雷特接替鲁斯·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这一任命甚至选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早期投票正在进行中的时候。金斯伯格的遗愿是由选举获胜者指定她的接替者，也许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承诺任命将推翻罗伊案堕胎权的大法官，而她认为堕胎权对女性的平等公民权至关重要。

她的担心是正确的。在5比4的保守派多数情况下，首席大法官一直关注法院的公众声誉，可以限制法院的堕胎权怀疑者的冲动和影响。现在，随着6比3的保守派绝对多数，那些渴望限制堕胎权利的人不再需要首席大法官的支持。他们有足够的人数和权力来兑现特朗普的承诺。就生育权而言，现在是特朗普的最高法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