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国领导人将目标对准中国的大型科技巨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将如何让它们分享关键数据。这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转型计划的一部分。

直到最近，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等中国大型企业的运作方式与其美国同行脸书和Alphabet公司类似，利用用户数据来完善不断扩大的数字服务。由于更多的数据带来了更好的产品，这些技术平台往往成为天然垄断者，这给了他们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这也为滥用权力打开了大门。

更多的美国立法者已经开始呼吁立法分拆美国公司，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还没有获得很大的支持。欧洲主要关注的是让用户对数据有更多的控制权，并对谷歌等公司征收高额的反垄断罚金。

相比之下，中国在控制其科技巨头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中国领导人上个月宣布，他打算对那些积累数据以形成垄断，并吞并小型竞争对手的“平台”公司进行打击。中国的监管机构随后对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处以182亿元的罚款，并给其他几家顶级互联网公司一个月的时间来纠正其反竞争行为。

虽然部分动机是政治性的，但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方面是，中国试图创建一个数据市场，释放其价值并推动增长。政府正在投资数字基础设施，起草关于数据使用的新法律，并在全国各地建设新的数据中心，目的是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改造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的数字研究主管Kendra Schaefer说：“这不是一个短期举措，它是国家对数据作为经济驱动力的全面重新关注。有了这么大的好处，有可能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企业更愿意适应中国的网络控制，以获得市场准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表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凸显了其对未来增长的重要性。市场研究公司IDC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数据，即大约48.6 泽字节（zettabyte），比美国多出约60%，相当于超过10万亿张DVD的储存量。

一个巨大的挑战将是如何让该国一些最大的数据持有者加入进来。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直接没收他们的数据，一些强硬派已经建议这样做。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一个中国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将大型科技巨头的数据国有化的理由。他说，由于中国封锁了谷歌和脸书等外国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获得了好处，现在应该与社会分享。

根据观察者网公布的文字记录，他说：“只有通过建立平台的公有制，我们才能’驾驭‘资本。”

然而，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不太可能。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击退可能对政党构成威胁的亿万富翁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他也想找到一种方法，确保经济增长在中国14亿人口中更均匀地分配。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是执政成功的关键。

在美国与盟友合作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计算机芯片时，将数据国有化可能很快会适得其反，在政府需要技术突破的时候扼杀创新。

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刘立志(音)说：“政府需要那些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他曾写过关于中国数据政治的文章。“数据的国有化会伤害科技公司。如果你拿走了数据，这些公司将失去他们的动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中国官员专注于制定关于数据所有权的立法，以解决来自一系列竞争性利益的担忧。科技中心深圳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在公司必须分享多少专有数据的问题上与反垄断官僚产生分歧，而安全部门可能会在数据安全等问题上与经济部门发生冲突。

数据利用成本高昂

还有一些工作涉及为不同实体和省份之间不统一的数据集制定标准。这将使它们更容易被用于新的数据交换，例如最近成立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实际上这是一个国家数据交易系统的试点。

到目前为止，过去几年在上海和贵州省南部的贵阳等城市也建立了类似项目，但反响不温不火，部分原因是这些项目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而且只持有少量数据。虽然大型科技平台和其他私营公司参与交易所交易至关重要，但仍在发展中的监管框架让许多参与者望而却步。

总部设在欧洲的Sinolytics公司的顾问Camille Boullenois说：“中国的数据非常分散，缺乏共同的标准，这使其难以利用，而且成本很高。”起草标准和鼓励跨省的数据库将有助于激励数据贸易”。

直到最近，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关注安全问题。2017年的一项法律赋予当局在必要时访问几乎所有私人数据的权利，并要求外国公司在本地存储中国客户的数据，迫使苹果公司与贵州省政府一起开设了一个数据中心。

中国的领导层现在专注于利用大数据来帮助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消防员可以用它来更快地响应，而医院的数据可以帮助追踪并阻止疫情的传播。它将构成从智能城市到金融监管的基础。

中国政府正在开发一种数字人民币，使央行能够收集大量的交易数据。它还将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竞争，这两种支付方式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移动支付市场。政府还取得了另一个重大进展，建立了一个衡量公司社会信用的系统，内容包括纳税、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

仍在探索中

目前，政府强调他们不会强迫公司交出数据。在本月对贵阳数据中心的访问中，一位当地的官员告诉彭博新闻社，公司主要担心如果他们与这项重要资源分离，将失去竞争优势。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胡建华说：“关于数据的使用、开发和交易，我们还在探索相关机制。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拥有数据的所有权。我们鼓励他们开放数据，但不强迫他们这样做。”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政府成为这些公司的共同投资人。彭博社上个月报道，中国提议建立一个由央行领导的与当地技术巨头的合资企业，监督他们从数亿消费者那里收集的数据。《金融时报》周五报道称，蚂蚁金服正在抵制这一提议，这将使政府遇到类似几年前腾讯和阿里巴巴成立信用评分公司百行征信后，据说拒绝与央行分享数据一样的障碍。

《中国反垄断例外论》的作者、香港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张表示，数据隐私是政府在处理科技巨头时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保护消费者隐私和促进不同平台之间的竞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

大型科技公司成惊弓之鸟

中国最大公司的高管们试图减轻领导层的打压所带来的损害。

在阿里巴巴的调查结束后，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勇上周告诉投资者，其将继续与监管机构就数据隐私进行合作。本月早些时候，包括京东和美团在内的公司在广州反垄断监管机构召集他们开会后，承诺在数据使用方面公平竞争。百度公司的负责人李彦宏在3月向中国高层立法者提出了一项试点计划，以打破互联网公司之间数据流动的障碍。

上海数字亚洲中心的研究员德夫·刘易斯表示，公司的反应表明，在多年来采取有限措施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之后，他们受到了惊吓。

他说：“现在幻景消失了。如果他们想恢复之前的状况，现在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了平台上。他们需要在数据方面采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