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就已经飙升至30年来的最高水平。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文章，他采访了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夏基，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了犯罪率飙升背后的复杂成因，以及如何扭转这种现象的措施。

美国卷入了本世纪从未有过的犯罪浪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之后，枪击事件在过去几年中开始激增。2020年，在一场大疫情期间，枪击死亡人数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

2021年，尽管研究人员还不能对总体犯罪做出明确的统计，但在许多地方，枪击事件似乎都呈上升趋势。我们也已经目睹了几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亚特兰大地区水疗按摩人员被杀，以及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杂货店大屠杀。美国人再也不能像10年前那样说，我们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

犯罪率上升或下降的原因极其复杂。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夏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为深刻，当其他人寄希望于简单的解决方案和简单的口号时，夏基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他2018年出版的《不安的和平》一书中，夏基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密集且积极的治安和监禁政策可能有助于减少犯罪，给低收入社区带来巨大好处，但他并没有美化这些政策，而是指出，这些政策往往涉及粗暴的警务策略，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反抗意识，造成一种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即夏基的书名中提到的“不安的和平”。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论点被证明具有双重的预见性。夏基预计，去年夏天的反警察抗议活动以及警察与平民关系恶化，可能会导致暴力犯罪的增加。

本周，我与夏基讨论了他对2020年犯罪激增的看法。出于篇幅和清晰度的考虑，我们的对话经过了编辑，括号中的内容是后续邮件中的总结内容。

汤普森：去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夏基：这是本世纪暴力事件最多的一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暴力稳步下降。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急剧下降，此后一直缓慢下降。但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暴力上升的时期。自2014年以来，这一数字逐渐上升。去年是整个国家非常糟糕的一年。

汤普森：你的书《不安的和平》的副标题是：犯罪率的大幅下降，城市生活的复兴，以及下一场反暴力战争。是否可以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基：我会说现在是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去年到底有多反常，还有待观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社会生活在很多方面完全不稳定，才导致了去年大量的暴力事件，但这只是暂时的，希望是这样。

汤普森：现在哪里的犯罪率上升了？

夏基：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分析。暴力总是集中在少数社区，这是事实。目前的犯罪增长也不是平均分布的。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增加都高度集中在那些被隔离的、高度贫困的社区。这些社区中的许多人已经经历了数代人、数十年的政府撤资，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暴力的伤害。他们的公共空间没有得到维护，他们的学校资金不足，公园没有得到修缮，没有提供给孩子们的有效的社区中心或课外活动。

（在我们谈话后，夏基与《大西洋月刊》独家分享了一项研究，他计算出，2020年的芝加哥，比前一年多发生了267起致命枪击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数字增长，是其他任何城市的两倍还多。纽约市、费城和亚特兰大的致命枪击事件在2020年增加了30%以上。但在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包括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加州圣何塞和夏威夷的檀香山，根据他的数据，致命枪击事件有所下降。）

汤普森：是否有某些群体因为犯罪率的上升受到过大的影响？早在亚特兰大大屠杀之前，就有几则新闻报道称，针对亚裔美国人的骚扰和犯罪活动有所增加。你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观点？

夏基：我的工作主要关注犯罪发生的地方，而不是单个受害者。但有些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清楚，2020年，亲密伴侣间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也是如此。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受害者的总体人口统计数据惊人地一致。他们大多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男性。我还没有看到这一数据特征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汤普森： 有很多书和故事讲述了过去30年美国犯罪率的大幅下降。现在这种下降似乎是暂停的，我想知道您认为这种理论是否成立。

夏基：那么多关于暴力的研究和新闻都倾向于单一原因的解释，这是一种误导。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暴力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我们一直在寻找违反直觉的解释。以铅暴露为例（根据2017年5月的一项研究，罗德岛州童年时期的铅暴露大幅增加了男孩的停学和少年拘留，这表明，逐步淘汰含铅汽油可能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这是犯罪率下降的一个流行的单一原因。

听着，铅对犯罪有影响，但你不能简单地用一张图表显示2010年代暴力事件的上升和下降，然后说这完全是20年前铅暴露量的变化造成的。这种方法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是不正确的。

汤普森：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在您眼中，贫困和犯罪之间的关系。高贫困地区与高犯罪率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但在过去的13年里，我们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全国性衰退。第一次经济衰退与犯罪率下降同时发生。第二次经济衰退的同时，犯罪率也出现了几十年来的最大增长。这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夏基：我反对犯罪率基于经济状况的观点。很明显，经济衰退通常不会转化为更多的犯罪。

我的观点是，在那些经历了撤资和机构崩溃的社区，人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这就创造了暴力发生的条件。当一个地方变得更加暴力时，人们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更有可能以一种攻击性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更有可能携带武器，更有可能在感到威胁时迅速行动或率先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暴力的存在会创造更多的暴力。这种暴力引发暴力的连锁效应在过去一年变得更加明显。

去年，日常生活模式被打破，学校关闭，年轻人只能靠自己。当时有一种普遍的危机感，枪支拥有率激增。人们不再去他们熟悉的机构，不再去他们花时间的地方。这种破坏稳定的行为为暴力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汤普森：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指责封锁，特别是将人们从这些机构中分离出来？许多新冠肺炎限制措施关闭了图书馆、学校和其他场所。你是否认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暴力激增的催化器？

夏基：不仅仅是无所事事，还有断网。这种说法可能更贴切：人们失去了与社区生活机构的联系，这些机构包括学校、暑期工作项目、游泳池和图书馆。这些机构建立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当个人与这些机构没有联系时，他们就会出现在公共场所，通常没有成年人在场。虽然这种动态并不总是导致暴力的增加，但它为暴力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汤普森：我们必须谈谈2020年夏季抗议活动对暴力上升的影响。我可以想象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左翼人士认为，把暴力犯罪的增长完全归咎于“黑人的命也是命”和“撤资警察”抗议活动是鲁莽的，这些抗议活动是对真实问题的正常反应。很明显，去年在很多方面都不稳定。但还有一种更保守的观点，他们是这么理解的，认为“撤资警察”运动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更多的警察，而不是更少的警察，通常与犯罪减少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抗议活动可能直接导致某些城市警察的撤退。警察与平民互动的突然减少与当地犯罪率的大幅上升有关。如何理清这之间的关系？

夏基：去年抗议活动之后暴力事件激增，那是毫无疑问的，重要的是如何去解读它。

你说得对，在发生高调的警察丑闻之后，警方往往会撤退。他们会改变自己卷入的事件的方式。这可以是政治上的，也可以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还有第二部分，在备受瞩目的事件发生后，当警察部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居民和社区成员常常也会后退一步，公众不太愿意向警察寻求帮助，也不太愿意合作或提供信息。

当一种社会秩序依赖于警察主导公共空间，而这种形式的社会秩序受到质疑并开始崩溃时，它可能会导致暴力激增。这并不意味着抗议会引发暴力。正确的理解时，当你依赖警察来控制公共场所，而他们突然从这个角色上退下来，暴力就会增加。

汤普森：我想确认一下我是否理解了你的立场。有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率的上升是在抗议活动之后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抗议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你的意思是，如果犯罪激增处在抗议活动的下游，那么抗议活动就处在不稳定社会秩序的下游。我们必须逆流而上，修复公众与警察的关系。

萨基：没错。在我的书中，我认为暴力减少可以带来诸多好处，但它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持续是因为我们应对暴力和城市不平等所依赖的模式，即通过野蛮的武力和惩罚、依赖监狱和警察来应对集体贫困出现时的每一个挑战。

只要这种模式仍然存在，你就可以维持较低水平的暴力，但也会造成惊人的伤害。这种伤害在过去五年里变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后。

汤普森：有些人说，减少犯罪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暴力地区重新增加警力。我曾呼吁“拆分”警察服务，并向更大范围的地方政府和国家雇员支付费用，让他们帮助无家可归者或处理家庭纠纷。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扭转犯罪的上升趋势？

夏基：这些暴力事件的激增源于一种旧的警务模式。在这个旧模式中，警察用暴力应对暴力。这确实可以减少暴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么做的代价是无法创造出安全、强大和稳定的社区。我们不应该回过头来找旧的模式，而忘记了旧模式实际上带来的所有的怨恨和伤害。这是我们的警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

警察仍然需要在这种模式中发挥作用，因为美国存在枪支问题，而且除了警察部门之外，没有多少组织能够处理枪支暴力问题。警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需要投资于其他当地组织和居民。我们需要给这些组织承诺，就像我们之前为惩戒系统和执法机构承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