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发表了Melinda Gates and David Malpass的评论文章，指出，从教育到企业家精神，全球重建的努力，需要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的需求。

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没有考虑到经济冲击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何不同——或者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2008年经济衰退来袭时，很少有人问刺激措施会对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种做法不适用于Covid-19危机。由于各国领导人面临重建大流行后经济的巨大挑战，妇女必须成为其战略的中心。

在许多国家，妇女受到Covid-19封锁的打击最为严重。例如，在拉丁美洲，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女性失业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50%。

妇女往往在零售、餐馆和酒店等脆弱部门就业。她们还经常从事非正式的工作，从在街上卖小商品到在家里做缝纫，这些工作缺乏保护，比如带薪病假或失业保险。当这些工作消失后，女性就没有社会保障可以依靠了。

此外，妇女可以对经济复苏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如果减少性别不平等，尼日尔的人均GDP可以增加25%以上。

政府能做些什么呢？至少有三个广泛的领域值得关注。

首先，各国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加速政府识别系统、支付平台和其他关键服务的数字化。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往往不为政府所知，她们不太可能有正式的身份证明，通过手机可以让她们出现在社会登记系统中。

尽管有200多个国家制定了应对Covid-19的社会保护措施，但许多国家难以识别、并向非正规工人提供援助，这意味着许多妇女继续被忽视。

先进的数字系统可以帮助确定有需要的妇女，使她们能够迅速、安全地收到现金。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国，针对妇女的直接现金转移已经为数百万妇女提供了更安全的渠道，并加强了对资金的控制。

印度的经验突显了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的好处。去年，政府能够迅速将大流行病救济款项转移给2亿多有需要的妇女，因为它已经有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这些妇女也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政府可以通过扩大互联网接入、增加移动连接和培养数字技能，确保经济机会得到公平分享。

第二，政府可以消除阻碍妇女充分融入经济的障碍，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作为雇员。在封锁疫情最严格的经济体中，女性拥有的公司，比男性拥有的公司倒闭的可能性高10个百分点。这并不奇怪：大多数女性拥有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个人独资企业或雇员少于5人的非正式微型企业。

缩小创业中的性别差距将有助于减少贫困、创造就业、刺激增长和创新。因此，政府应为女性所有的企业提供信贷额度和其他形式的融资，推动创建电子商务平台，使女性企业家能够进入市场，并帮助企业孵化器克服投资女性所有企业的偏见。

员工也需要多种形式的支持。在一些国家，这可能意味着让女性乘坐公共交通更安全，这样她们就可以不用担心被骚扰。在其他地方，需要审查法律和法规，以防止对劳动妇女的歧视。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于公共和私营部门支持的、适当的家庭休假政策和高质量的儿童保育。

最后，各国政府必须致力于确保女童获得至少到中学的良好教育。甚至在大流行之前，世界就面临着一场学习危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学校里有一半以上的10岁儿童不能阅读和理解基本文本。

大流行使情况变得更糟。全球仍有8亿多学生失学，许多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生，无法获得远程教育。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多达45%的儿童在学校停课期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女孩在远程学习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例如，如果每个家庭只有一部手机，则很可能是男孩而不是女孩使用手机，而更沉重的家务负担使许多女孩无法接受教育。

教育，是未来就业机会和妇女在自己生活中拥有权力和影响能力的关键。

随着学生返校，各国需要确保女童和男童重新参与学习过程。这就需要投资于在线与现场教学的混合计划，同时注重帮助孩子们能赶上进度的基础技能和社会情感技能。

诚然，在债务上升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之际，人们会注意到，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都需要大量投资。但偿还债务的最佳方式是让经济更快增长，防止更多家庭陷入贫困。

有了正确的政策，各国可以进行更有力量，更具包容性的重建。在各国应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时，有权力的政策制订者，应该将女性视为一个更强大、后新冠世界的核心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