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远奇
2018年11月19日，前任雷諾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日产汽车会长、社长兼行政总裁卡洛斯·戈恩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约谈，之后特搜部以戈恩多年来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之中低报自身薪资，并挪用公款进行私人投资，涉嫌违反金融商品取引法将他逮捕，据称瞒报金额高达50亿日元。11月26日，三菱董事局决定解除其董事长职务。2019年12月30日，戈恩在日本法院的出境禁令下弃保潜逃离开日本并最终抵达黎巴嫩。
他曾经的私人助理哈里·纳达在整个事件中帮助检方将戈恩拉下马，自己也差点因此被捕。但凭借着精明的手腕和高层盟友的协助，他全身而退。《纽约时报》回顾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纳达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东京，2018年的秋天，日产高管哈里·纳达（Hari Nada）担心自己会被送进监狱。
他在一份简报中写道，日本检方正在“认真考虑对他提起刑事指控”，这项调查很快将导致对日产传奇高管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起诉，而对纳达的指控将作为该调查的一部分。
纳达在被调查的财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场旨在推翻戈恩的秘密行动中，他向当局提供了这些行动的重要证据。
现在，纳达担心自己会落入自己的陷阱。他在总结调查情况的说明中写道，他最好的辩护理由是，他的合作为他赢得了法律豁免权。
这一招奏效了，纳达达成了认罪协议，得以逃脱因在这起数年来最大的公司丑闻之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遭受的起诉。他现在仍然是日产公司颇具影响力的高管，在一场摧毁了其他高管职业生涯、动摇了一个全球性汽车联盟的人事变动中存活了下来。
纳达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部分要归功于公司无情的拼杀技巧，正是这些技巧让他得以巧妙地从戈恩信任的顾问转变为对手。《纽约时报》查阅的近1000页公司内部文件显示，他还受到日产高层盟友的保护。
这些文件，以及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相关人士的采访，详细说明了纳达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带来的深刻的利益冲突，以及他和他的盟友为保护他免受起诉所做的大量努力。
尽管至少有10名员工和外部顾问警告称，他的行为可能会破坏针对戈恩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损害日产的声誉，但这些盟友还是保护了他。
该公司拒绝回答《纽约时报》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拒绝让纳达发表评论。
戈恩一案暴露了日产汽车在治理和企业文化方面的严重缺陷，日产已将这些问题归咎于那位被罢免的领导。但纳达的长期存在表明，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戈恩的范围。
纳达是针对日产和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的刑事审判的主要证人，凯利是戈恩的副手，纳达曾经的导师。他们正在接受审判，罪名是帮助戈恩安排未公开的薪酬。
对凯利的审判是日本十年来最重要的白领犯罪刑事审判之一，这是在戈恩戏剧性地逃脱他声称是受操纵的日本司法体系九个月后开始的。戈恩声称，包括纳达在内的日产高管与日本官员串通把他赶下了台，因为他们担心他会把公司与长期合作伙伴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合并。
凯利否认有不法行为，他说，日产及其外部律师的法律建议指导了他的行动，这些建议主要是由纳达传达给他的。
这两个人现在在东京的一个法庭上当面对质。当凯利努力从日本司法体系中拯救自己时，纳达却是一个自由人，并且受到如同日本工业皇冠上一颗耀眼明珠的力量支持。
左右为难
戈恩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巨头日产和雷诺强大联盟的一把手。但他的薪水不是最高的。
这件事使他心情沉重。法庭证词和日产内部文件显示，2010年，凯利指示纳达开始实施一系列秘密计划，旨在提高戈恩的福利和薪酬。
纳达本月早些时候作证说，高管薪酬在法国是一个危险的政治问题，如果戈恩的真实薪酬被披露，法国政府作为雷诺的主要股东，会敦促公司解雇他。
现年56岁的纳达于1990年以初级法律顾问的身份加入日产，对该公司忠心耿耿。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英国，到2010年时已成为一名高级管理者。
在他提交给《纽约时报》审查的检察官声明草案中写道，他为戈恩秘密工作，部分原因是凯利说服了他，他的老板戈恩作为联盟的负责人，是反对法国政府让雷诺这个日产的初级合作伙伴并购日产野心的关键屏障。
纳达在法庭上表示，八年来，他“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凯利的指示，安排在全球各地购买房产供戈恩私人使用，并掩盖了他的实际收入水平。
纳达的事业飞速发展。到2018年春，当针对戈恩的调查开始汇聚时，纳达也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控制着日产的法律、合规、安全和通信等部门。他当时任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和戈恩的高级顾问。
根据文件显示，多年来，纳达一直在回避内部和外部审计人员对他为戈恩工作的提问。在2018年，一名日产吹哨人向公司审计师今津英俊（Hidetoshi Imazu）抱怨戈恩一家的差旅费。今津英俊后来告诉日产的律师，这个问题促使他深入调查戈恩的事务，包括纳达为收购房产而成立的一家秘密公司。
审查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进行的，当时法国政府正就合并事宜向戈恩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日产高管对此表示反对。
纳达本月在法庭上说，至少从2012年起，戈恩、凯利和纳达就一直在讨论日产和雷诺的合并事宜，他们在考虑一种架构，让戈恩成为一个公司的头头，并向他支付一大笔薪酬。但这个项目一再被推迟。现在，凯利告诉纳达，戈恩已经准备好了。
在审判中，纳达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对戈恩在合并生效后薪酬计划的道德和合法性心存顾虑，他已经决定要阻止这些计划。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纳达私下里也鄙视雷诺，他担心，随着其他人被提拔到雷诺之后，他会失去在联盟中的权力。这些知情人士说，日产高管认为他是破坏合并的关键人物。
根据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其中一位叫川口均的高管要求日本经济产业部进行干预。日产高管认为，经济产业部会反对合并，因为这将使一家日本大公司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外国政府。
据日产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日本经济产业部建议川口联系东京检方。
公司审计员今津英俊联系了检察官，检方表示，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想要更多针对戈恩的证据。他后来对日产的律师说，他们建议他与纳达和川口一起开始秘密调查。
纳达将这次秘密调查命名为Kali-10，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印度教女神。
在纳达的建议下，今津英俊聘请了日产的美国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来负责此事。
这个选择充满了变数，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向日产提供被调查问题的相关建议。Kali-10报告的初步草稿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夏季，该公司与纳达就日产高管的薪酬和其他问题交换了数百封电子邮件。然后，他把它的建议传达给了凯利和其他人。
在回应《纽约时报》的问题时，该公司表示，不能对具体的沟通发表评论，但它表示“没有利益冲突，因为其唯一的客户始终是日产，律师事务所定期与日产高管讨论相关事宜，后者同意继续合作。”
该公司补充说，其调查结果与美国和日本当局得出的结论一致：“Latham & Watkins不认为有任何有关内部调查存在偏见的说法。”
纳达在作证时说，调查开始时，他通过另一个独立的渠道保护自己。
他说，最初设想调查时，他以为只有戈恩在面对调查结果时拒绝辞职，检方才会介入。
但纳达说，今津英俊比预期更早地把当局请来了，这让他陷入了困境。他在戈恩被捕前的备忘录中解释道：“‘油桃’（这是纳达对自己的代号）被警告要全力合作，否则将面临刑事起诉的风险。”
纳达在法庭上表示，7月中旬，他指示他的私人律师熊田彰英联系检方，要求合作。他还说，他担心他为戈恩做的工作会被“曲解”。
2018年9月，今津英俊向日本检方提供了最初的Kali-10报告。他们很快通知了日产的首席执行官检方将对戈恩采取行动。
在日产为逮捕做好准备之际，纳达的冲突网有了一些异动。
2018年10月中旬，也就是戈恩被拘留的一个月前，日产法律顾问大木武通过电子邮件向Latham & Watkins律师事务所表示，纳达很可能被“视为戈恩的同谋”，应该从法律和审计部门辞职。
Latham & Watkin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吉井（Michael Yoshii）将电子邮件的翻译稿转发给了纳达。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几天后，大木武被当时的日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免职，并由纳达的私人律师熊田彰英推荐的一名律师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一决定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据了解他们想法的人士说，日产的一些律师认为，大木武的担忧是他被免职的导火索。
到10月底，纳达达成了认罪协议。日产公司的文件显示，熊田彰英和Latham & Watkins律师事务所从中起了积极作用。
纳达与检察官合作，安排了一架公司专机将凯利从美国送回日本参加日产的董事会会议，并承诺凯利会及时回到美国，接受预定的背部手术。
11月19日，戈恩和凯利抵达日本后不久，检方就拘留了他们。日产的内部文件显示，纳达继续在幕后进行调查，不仅用飞机把戈恩和凯利送到东京接受检察官的采访，还派了熊田彰英联系检方到世界各地去采访日本当局无法触及的嫌疑人。
纳达在调查中的角色很快激怒了雷诺。2019年1月，日产收到了来自雷诺法律顾问的信，就是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过的那一封，信中控诉纳达的参与使得调查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政治竞选，而不是中立的事实收集活动”。
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日产聘请了另一家律师事务所来审查调查结论。委员会还起草了两份文件，试图在调查人员与包括纳达在内的直接促成调查事件的人员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屹立不倒
根据日产提交给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文件，纳达一直是调查的负责人，直到2019年4月日产将他从调查链中移除。
但他继续影响日产对戈恩案件的处理方式。据知情人士说，那年夏天，日产的安全团队向纳达报告了戈恩（已保释出狱）和雷诺董事长塞纳德访问东京期间的监视工作。
文件显示，8月份，纳达参与了日产对戈恩及其在巴西的家人提起刑事指控的讨论，但这一指控并未实现。此外，他还批准了日产汽车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戈恩薪酬问题达成和解协议的最终措辞，他也是该案的关键证人。
日产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回应了已被免职的大木武10月份的建议，敦促公司撤销纳达的剩余职责。
根据一份会议备忘录，这位刑事辩护律师说，日产未能惩罚纳达是“不好的”。
那年夏天，随着检方向戈恩和凯利的辩护团队分享了他们的证据，纳达参与Kali-10事件在日产的法律和合规团队中引发了新的担忧。
在给日产律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名顾问建议检方扣留有关纳达参与Kali-10的文件，称戈恩和凯利的辩护团队会利用这些文件来宣称调查是一场阴谋。
Latham & Watkin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吉井向日产的法律团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提交了10份“负面文件”，几乎所有文件都与纳达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有关。
由吉井转发的文件包括纳达总结调查的说明，Latham & Watkins律师事务所对他证词的评论，以及10月份日产的前法律顾问大木武发给公司的建议纳达下台的电子邮件。
大约在这个时候，日产的全球合规主管克里斯蒂娜·默里正在开展一个项目，目的是查明并惩罚其他涉嫌参与戈恩等人不法行为的人。《纽约时报》查阅了这份报告的草稿，其中列出了纳达多次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
8月底，默里与该公司当时的首席运营官山内康裕会面，讨论了该项目的下一步计划。她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写道：“纳达告诉山内康裕这是没有必要的。”
几天后，她收到了日产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永井茂太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求她退出与纳达有关的调查。根据一份为日产高管准备的简报，她的调查随后被“暂停”。
9月9日，默里辞职。不久之后，日产的全球法律顾问拉文德·帕西从涉及调查的事务中被移除。此前，帕西曾多次试图向日产的董事们表达对纳达的担忧。
日产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帕西被解职的原因是存在利益冲突，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了解日产律师想法的人士说，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与他对纳达在调查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有关。这一变化是纳达在给法律部门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的。
接下来的一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纳达的一些利益冲突。日产解除了他的法律和安全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授予他“监督特殊项目的高级顾问”的头衔。
当时，日产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纳达参与针对高管不法行为的内部调查时有任何不当行为。”
凯思琳·卡莱尔接替了帕西调查戈恩的工作，她曾多年担任纳达的助理。文件显示，她本人曾在那达的指示下，处理过Kali-10调查涉及的一些问题。
日产拒绝让日产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永井茂太或卡莱尔发表评论。
11月11日，日产解雇了帕西，帕西在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正在英国对该公司提起两项法律诉讼，理由是不当解雇和针对他试图引起对公司问题的关注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帕西目前居住在英国。
纳达仍然占据着该公司横滨总部行政楼层的一间办公室。
